他是一個最不像學者的學者，不修邊幅，村裏人以為他是下崗工人，沒錢只得住郊區。他又是一個最有氣場的學者，在全國各地開講座，給官員講政治，講到動情處，他大手一揮：“你們今天要記住了，不要強拆，否則會有報應的。”儘管他罵人時不留情面，但各地還是搶著邀請他去講課。他叫做于建嶸，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最近他有些走紅了。

畫家村裏的大活寶

于建嶸把家安在北京城東郊。大清早從京城最繁華的中央商務區上高速，一路向東疾馳。到北京最著名的畫家村宋莊小堡，已是日上三竿。

“村委會往西兩百米，門口有木頭架子，那就是我家。”于建嶸一天要接無數個要來他家拜訪的電話，他總是說：“好，好，我在家裏，你過來吧！”

於是學生、記者、朋友，還有一撥撥的上訪者，都一股腦兒集結在這個前農家院的客廳裏。屋裏的人越來越多，互不相識的人們友善而小心地打著招呼，這裏就像一個大沙龍。

于建嶸對每一個來訪者說：“每人來吃一個橙子——只能吃一個，多了沒有！”

在溫度已經降到零下的北京郊區，冰冷堅硬的橙子算不上是一種友好食物。並非主人待客不誠，只是于建嶸就不是個精細人。他元氣飽滿，一口喜慶的湖南普通話，與人拍肩大聲談笑。他討厭花裏胡哨、精挑細選，看中一款襯衫就買好幾件換著穿，所以他看起來像是永遠沒換襯衫。夏天時，他端著飯碗遛達出門，找塊石頭一坐大口咂吧起來，管他人來人往。村裏人有的說他是北京病退的老師，有的說是一下崗工人，沒錢只得住郊區，於是他有了許多村民朋友。

6歲到14歲，于建嶸經歷了8年的“黑人”流浪生活。因在“文革”中家庭受到衝擊，他沒讀過小學，饑一頓飽一頓扛過了童年。1979年，他考上湖南師範大學政治系，與一群好讀書的朋友思考“中國怎樣改革”之類的問題,畢業分配到《衡陽日報》。1987年“反自由化”時離職當律師。靠著打經濟官司，他賺到了人生的第一個200萬。

那是上世紀90年代初，他認為200萬管一輩子已經足夠。直到現在，他仍把自己的律師資格證擺放在家裏。他放棄了律師職業，在各大高校遊學拜師。1997年，于建嶸考上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的博士生。他的目光慢慢聚集到對信訪制度和農民維權抗爭的研究上。他重走當年毛澤東湖南農村考察的路線，在田間地頭作苦行僧式的田野調查，“我們搞法律的人喜歡做記錄。那時候沒有微博，要有微博的話我天天發微博。”于建嶸說，自己在農村行走的那幾年，“看到了一個真實的農村中國”。根據這些他寫成博士論文《岳村政治》。

七年前，于建嶸跟幾個朋友跑到宋莊玩，遇到一正在做飯的畫家。他看人窮困潦倒，心生悲憫。旁人卻說這位藝術家是千萬富翁，他不信。上前一問，人家坦然：千萬富翁倒是真的，來此地只為藝術理想。畫家說，小堡是先鋒藝術的前沿陣地，“一走進這個村，就像戴上紅軍八角帽，手握鋼槍要衝鋒了。”說完淚流滿面。

于建嶸見不得人落淚，他一陣激動：這種理想主義者的自由生活，不正是我追求、尋找的麼？便急問附近是否還有小院出售。找到附近一畫家剛搬走的院子，房主見他入手心切，便開出12多萬的天價，于建嶸二話不說，當場擬定協議，同房主到銀行裏轉款，交房，立馬成為小堡村居民。

小院裝修完總共花了30多萬。老師罵他：你是搞土地研究的，還不知道這個房子不能買嗎？將來它會被拆！于建嶸說：管他呢，不就是個房子嗎？拆了再說。只要我過得高興痛快，我就買！

人民大學學者張鳴來于建嶸家做客，看到于跟從鄉長村長到掃地的大嫂所有的小堡人都熟得一塌糊塗。“尤其是大媽們，一見到于建嶸，就像打了嗎啡一樣，立即興奮起來，圍過來嘻嘻哈哈。”回去後他撰文寫道：“連村裏的狗，見到他都撒歡，他開著那漂亮的現代越野車在村裏一過，就有狗躥過來，恨不得鑽進來跟他親熱。”

每到週末，同住宋莊的侯志輝都過來給于建嶸幫忙。他是一家網站的商務拓展總監，通過微博成為于建嶸的粉絲。他說：“于老師讓人最敬佩的地方在於：他真正和農民兄弟打成一片，並發現潛藏在民間的那種鮮活的經驗和大智慧。”

于建嶸似乎天生擅長與人打交道。他嘻嘻哈哈，沒有學者架子，甚至跟上訪者有一搭沒一搭地開玩笑，悲戚愁苦的人們常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上訪者一撥撥過來找他，是因為于建嶸出名了，“他講實話，公正，最起碼不摻假。”一位來自南京的徐姓上訪者說，他們希望于建嶸能幫他們把家鄉的拆遷問題曝光。老於記下每個人的資料，然後讓他們對著攝像機講述自己的故事。把上訪者送出門，他總是安撫他們說，那些人太可惡，他們會有報應的。

上訪者帶過來的材料，都被他收入客廳旁邊的一間“黑材料”房。那裏滿滿兩排靠牆的書櫃，是按地區歸檔的群眾舉報信，覆蓋全國2860個縣。

鎮住那些當官的

最近一年他突然紅了起來。于建嶸在全國各地開講座，那些“社會穩定與公共安全”的大課，為他贏得喝彩無數。他講“剛性穩定”的危險，講“萬惡的信訪制度”，還講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拆遷的隱患。他說：你們用的那幾招，我都知道。“銷號”，截訪，我還知道你們怎麼抓人。台下嘿嘿笑。講到動情處，他大手一揮：“你們今天要記住了，不要強拆，否則會有報應的。”

台下發出幾聲自我解嘲的鼻息，旋即沉默。于建嶸拿起話筒往臺上一站，那些開了一輩子會，習慣了伸胳膊抖腿打瞌睡的官員都被他鎮住，他們如小學生般專注投入，露出被點破心思的笑容。

至少在聽完之後，幹部們覺得于建嶸的課是“值得的”。一位來自山東的鄉幹部說，痛快，說的都是實際工作中的問題，他算是講到我們心裏去了；一個老太太會後一邊追著于建嶸簽名，一邊憤憤地說：要讓人民覺醒！

11月28日，于建嶸在清華給湖南省一個中青年幹部班講課。講到中途，一位負責拆遷的領導給家鄉副手打電話，告知立即停止強拆，哪怕不升遷。另一位法院副院長課後當眾表態，請老師放心，我們一定會把老百姓放在心中，依法辦事！

這種立竿見影的效果自然讓于建嶸喜上眉梢，他回到家裏即把以上兩幕發到微博。但也有人感到困惑。某日他在北大給五十多個鄉黨委書記講了一天課。書記們激動得不時鼓掌，會後紛紛要求與他合影。有幾位過來跟他說：于老師啊，您講的都很對，可我們沒有辦法，不得不去做那些不對的事啊。我們甚至怕您到我們那裏去，怕您知道我們做的事後罵我們。

“聽此言，我只感到累。”于建嶸說，“最大的痛苦就在於，我看到了問題，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11月26日晚，于建嶸在北京西客站發了一條微博。按照計劃，他要坐當晚的火車去山東演講。“我真不想去了，不只是因為累，而是越來越感到這種演講的效果太有限了。在目前這種體制下，要想讓他們不去強拆老百姓房子占農民的土地真的太難了。可不去講，還有什麼辦法呢？除了不停呼籲外，我真的沒有別的辦法啊。”

旅途的勞累和無力感在慢慢累積，但他終究還是登上南下的火車。

在地方的演講並不總是會受到歡迎。當他手指台下大罵之時，總會有人屏不牢。

PK縣委書記

11月1日，于建嶸應江西萬載公安局局長之邀到該縣演講。出發前他搜索了萬載縣近期新聞，發現縣委書記陳曉平在某會上提出：本縣到北京上訪者，第一次訓誡談話並罰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勞教。於大為不忿。

陳曉平並不知于建嶸是何方神聖。但公安局長向他大力舉薦，稱此人“講得很好”，陳便通知全縣七百多個村級以上幹部都來參會。“其實我覺得是公安局拆遷任務太大，他們想找個人過來幫他們減減壓。”于建嶸分析道。

演講時，于建嶸暗暗觀察台下，眾人皆心領神會點頭，唯獨陳曉平面有不爽，“越聽越坐立不安”。

演講結束已是晌午，陳曉平堅持請于建嶸共進午餐。倆人鄰座。菜還沒上，陳開腔了：“于老師你是大專家。我不知道你今天來會講這些，對我非常不好。我把村一級的幹部都通知來啦。”

“你一個小縣城要搞23平方公里開發區，老百姓一上訪就得勞教判刑，沒有這個道理。寧願慢一點，沒關係。”

“沒有發展你能有高速公路你能住上賓館？”陳有些激動，“沒有我們這麼幹，你們知識分子吃什麼？”

于建嶸低頭不語，端起茶杯等著上菜。陳拍了下桌子，又重複了一遍。于建嶸臉拉了下來。陳又來了第三遍：“沒有我們，你們吃什麼？”于建嶸起身把椅子一推：“去你奶奶的老子吃什麼！”公安局長一看于建嶸真生氣了，趕忙起身過來拖住他：“于老師！于老師！”“啪！”於正在氣頭上，也不管是誰來勸，一巴掌朝後甩過去，局長鼻子就開了花。他扔下一句“這種鳥人沒有資格和我吃飯”，揚長而去。

回到賓館，餘怒未消的于建嶸把剛才一幕發到開通不久的微博上。“沒有縣委書記搞拆遷，知識分子吃什麼”這句極富傳播效果的話瞬間被數千人轉發，陳曉平遭到網民全方位人肉搜索。“他（陳曉平）的政治生命已經到頭了。”于建嶸斷言，他嘲笑陳不知微博威力。陳事後通過中間人向于建嶸表示道歉，“可微博發出去，我也收不回了。”于建嶸說。

微博是于建嶸在2010年找到的新武器。作為一個對話語權有如饑渴般訴求的人而言，微博給了他一個24小時開通的話筒。開博三天，他發了近一百條微博。那是一個看不到觀眾的大講臺，于建嶸把他這些年想說的話一股腦全倒出來了。如今他已有14萬粉絲，每天新增近3000關注者。

“我更加堅信，信息時代將改變中國的傳統政治發展道路。”于建嶸大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