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革時江青最看好的電影攝影師，李文化參與了多部樣板戲和“左傾”電影的拍攝，他的個人命運也隨著政治運動而跌宕起伏

82歲的李文化現在定居美國，到了可以自由拍攝電影的地方，但他已經扛不動攝影機了。

李文化有過被“文藝旗手”江青賞識的經歷，多次被指派為“御用”電影攝影師。他導過樣板戲電影《紅色娘子軍》，也因為導演著名的反擊電影《決裂》和《反擊》被批判，直到寫信給胡耀邦，才得以恢復創作自由。

李文化的電影生涯處在政治與文藝無法分割的年代。崔永元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在做《電影傳奇》時，他發現那些電影界的老人們一張口，敍述就會從電影本身放大到時代背景–新政權的藝術政策和接踵而至的政治運動。

“不要資產階級的小橋流水，要無產階級的大江東去”

1965年7月，當得知江青點名要自己拍攝《南海長城》時，李文化的心裏只有激動。

北影廠的領導告訴他，江看電影《早春二月》時問身邊人，這個片子的攝影師是誰，得知是李文化，江青說這個攝影師行。

這個評價有些困擾李文化。電影《早春二月》作為毛澤東點名的大毒草正被批判，李文化此時也在接受批判。北影廠批鬥的主要對像是導演謝鐵驪，作為攝影師，李文化屬於陪鬥者。

北影廠的大喇叭功率很強，經常會廣播出“大毒草《早春二月》的攝影師李文化出來開會檢討！”他必須迅速趕到批判現場，念自己的檢討稿。批鬥之後不能回家，要回到馬棚，有工人在門外拿著木槍守衛。

李文化不算文藝黑幫，被定性為“黑線人物”。對於江青的賞識，他有些得意：主席夫人畢竟還是懂文藝的，她明白一個攝影師的水準。

《早春二月》在攝影美學上堪稱經典，在上海灘當過電影明星的江青懂得李文化的功力。在“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時代裏，文藝界也需要樣板工程。《南海長城》成了江青的樣板，她可以調動全國最優秀的電影人來實現自己的目的。

李文化第一次見到江青是在中南海豐澤園的住所。江穿便裝，齊耳短髮，膚色白潤，精神不錯，看起來不像年近50的人。江青笑著說：“李文化！不要小橋流水，要大江東去；不要資產階級的小橋流水，要無產階級的大江東去！你拍的《早春二月》拍得不錯嘛，色彩也很好，畫面也很講究。不過，你那是為資產階級拍攝的，現在我要你來為無產階級拍攝，怎麼樣？”李文化趕忙點頭說：“是！是！”

江青請導演嚴寄洲和李文化等吃了一頓飯，簡單卻味道很好。席間，江青不住發出感慨，“培養你這樣一個攝影師比培養一個飛行員還要難！”

因為種種原因，電影《南海長城》沒能完成，人們之後看到的版本已經和李文化無關。雖然是一次不成功的拍攝，但李文化已經見識到“文藝旗手”對電影特別的愛好和“關注”。

雖然只是一部電影，但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經常會陪江青來視察。兩人在前面走得很慢，江青往往走幾步，就示意要休息一下，旁邊專門的服務人員立刻把準備好的凳子放下來，旁邊的人跟著停下來。幾分鐘後，站起來接著走，不一會兒，又示意休息。

李文化看著江青精神還可以，但想不到身體這麼弱，聽說還有病，“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整天和毛主席在一起，一切聽從毛主席，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來抓電影。和她在一起就有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感覺。”同時心中暗自給自己加壓，“如果拍不好這部片子，就對不起中央，對不起毛主席。”

每天早上，片場裏到處是三三兩兩的人群，他們不是為當天的拍攝工作準備，而是在背書。每人手裏一本紅寶書，都在抓緊時間背毛澤東的老三篇，這是雷打不動的早晨兩個小時背書時間。

因為文革爆發，《南海長城》中斷了。李文化沒有想到，迎接他的將是一陣又一陣的政治衝擊波，而這一切都源自他熱愛的電影事業。

拍攝批鬥劉少奇

文化大革命來了，一場前所未有摧毀文化的政治運動，在“文化”的旗號下進行。

李文化被狄福才叫去釣魚臺看電影。狄是8341部隊副政委，此時是北影廠工宣隊的領導。他告訴李文化，“江青同志請你們幾位業務骨幹看美國電影。”

江青召見了錢江、成蔭、謝鐵驪和李文化，明確表示：“以後要大家為無產階級拍些好片子，主要是拍攝樣板戲《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和《紅色娘子軍》。”

江青鼓勵這些年輕的電影人：“相信你們一定能拍好，在拍攝之前，我會親自帶你們看些美國片子；這些美國片子的內容和思想，我們不學習；我們主要學習它的技巧、技術。比如造型、燈光、場面調度、場景啊，為我們拍攝無產階級電影所用。我們也要積聚一些力量，借鑒別人好的技巧為我所用。”

在釣魚臺的電影放映間裏，外面還是革命小將的廝殺聲，江青帶著幾個電影人開始觀摩美國電影，其中不乏奧斯卡得獎的大片。

有時康生會陪在旁邊，兩個人在前面沙發上坐著，江青腳下放著一個小小的踏腳台，膝蓋上搭一條毛毯。北影的4個人坐在他們後邊。江青一邊看，一邊隨意點評什麼說給後面的幾個人聽，有時候還來一個提問。導演方面的問題問謝鐵驪和成蔭，攝影方面的就問李文化和錢江。4個年輕人一邊要集中精神看電影，一邊還要支楞著耳朵聽江青說了什麼，一點也不敢走神。

電影還不錯，雖然沒字幕說英語。讓他們痛苦的是江青說話時不扭頭、不探肩，貌似自言自語，其實是在和後面的人說話。

此時的北影廠已經被軍管，全廠男女老幼被從宿舍趕出來，要實施軍事化管理。每天早上跑步念語錄。制影車間地方大，地上鋪上木板，所有人不能回家全部睡大通鋪，男的一個房間，女的一個房間。

4個年輕人每天晚上10點多要去釣魚臺陪江青看美國電影，看完兩部再評點兩句，回到廠裏天都亮了，接著跑步念語錄。

幾天下來，終於有人堅持不住了。“錢江，你看過這部片子嗎？”錢江已經眼皮打架，猛然間聽到自己的名字，連忙回應：“是！挺好的。”江青回頭環視一圈，聲音突然提得很高：“什麼挺好的！我問你們什麼了？你們根本就沒看！”

夜已深，釣魚臺會議室氣氛緊張，江青披上軍大衣，來來回回地踱著步說：“你們怎麼在那兒睡覺啊，我這麼大歲數了，身體還有病，辛辛苦苦帶著你們看電影，帶你們學習，你們怎麼睡覺打呼嚕呢？”

有人忍不住告訴了江青真相，江很意外，通情達理地讓他們回去睡覺。

幾天後，他們又被抓來繼續看電影。

李文化印象最深刻的是江青對電影《鴿子號》的評價。這是一部典型的好萊塢電影–16歲的美國青年羅賓獨自駕駛鴿子號環游世界一周，只有船上一隻貓相伴，他在中途邂逅的19歲女友佩蒂則沿途遙遙追隨，直至壯舉完成。電影最後的細節是倆人一個在船上一個在岸上見面了，他們等不及船靠岸，跳下海擁抱在一起。

江青說：“要我是那個女的，我也跳下去。”

眾人默然。

李文化起初分到《智取威虎山》，但江青等不及，又同時上了其他兩部樣板戲電影，他被分去芭蕾舞劇電影小組《紅色娘子軍》。

江青迅速推出樣板戲電影，強調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惟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

電影不著急拍，先去考察生活。江青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一次會議，參加的領導有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會議結束後，江青和吳法憲走到廳門口，突然把李文化和狄福才喊到她面前說：“李文化你們要去一趟海南島看看，狄福才，你派人送他們，帶上攝影機。”又對吳法憲說：“你明天給他們派一架飛機，去海南島。”

第二天，李文化等主創就被空軍專機送去了海南島。幾個主創人員懵了，要幹啥？帶著攝影機，可拍什麼？要用實景來拍？拍實景的萬泉河，實景的椰林？芭蕾舞劇到外景地去拍？

研究之後的結論是：實地拍攝外景，是不可能的，舞臺佈景絲毫不能更改，不可能在外景實拍。“江青的用意可能是讓我們感受一下實景，體驗一下生活而已。”最後花3天時間，把《紅色娘子軍》的實景都拍下來，剪接出一盤帶子交給江青。

江青看了片子說：“拍得很好嘛！”3個人的心才落地。

之前一直是攝影師的李文化，在這部樣板戲電影中擔任了導演工作。在李文化的回憶中他提到另一位紅色導演謝鐵驪曾經來過一次，提過一些意見，然後就走了。

他在自傳中聲明：關於《紅色娘子軍》的報道有很多不實情況。當事人如舞劇編導李承祥、主要演員薛清華、攝製組製片主任等都健在，一問便知真相。

當時都是集體創作，所以李文化的名字沒有打在銀幕上，這也為日後《紅色娘子軍》導演名譽權的糾紛埋下了伏筆。

拍電影之前，李文化是中央新聞紀錄片廠的攝影師，在他的新聞鏡頭裏，有過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新疆剿匪等重大事件，而讓他最難忘的是文革中拍攝批鬥劉少奇的經歷：

有天中午，狄福才跟我說，晚上下班你等我，有任務，拍什麼到時候告訴你。晚上他來了才說去中南海拍批鬥劉少奇和王光美。批鬥鄧小平和陶鑄是新影的人去了，我們北影拍劉少奇。

到了門口，8341團長一揮手， 我們就進去了，進去就到了一個門樓，很漂亮，四合院，有廂房、正房，挺大也挺講究的。狄福才交給我任務–你先進去，不要進屋，就在院子裏等著，紅衛兵過來時你就開始拍，我一個人就進去了。有個小女孩跑來跑去，應該是劉少奇女兒。正房有個大桌子，劉少奇就坐在桌旁，他背著手走來走去、走來走去。我沒拍過這個，害怕啊，隨便拍哪兒行啊。後來紅衛兵來了，我就開始拍。他們進去就給劉主席做噴氣式，門口都是人，我忙得不可開交，從裏面一直拍到他們鬥到外面那個小廣場。

中途劉少奇主席往板凳上一坐，張著大嘴直喘。他穿布鞋，把腳伸出來，一看鞋踩掉了一隻。緊接著是王光美，卻不讓她坐。她耷拉著臉，下麵喊，“王光美抬起頭來！”她就不抬，她抬頭人家不讓她抬頭，把她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