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隨」海基會廿年的一些事兒

中國時報大陸新聞中心記者、「兩岸新聞記者聯誼會」副會長 王銘羲

「追隨」一詞,宇義看起來,似乎有點「封建」,並且帶著對某些偉大人物的景仰、崇敬之意。不過,這裡的「追隨」只是用在形容過去廿年我與海基會的新聞採訪關係,封建餘緒的疑慮應該是多餘的,或許還可能會理解這語法的使用,還算是準確的。

一九九一年初,兩岸政經形勢出現冰融的有利契機,先後接掌黨政軍大權的兩岸最高領導人(李登輝總統與江澤民主席)都亟於建立公開與秘密的接觸管道,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在兩岸開展交流的大趨勢、大環境之下相繼設立。在當時《中國時報》總編輯黃肇松的支持與鼓勵下,我的採訪路線先從立法院「轉進」中國大陸的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隨後更專責處理海基海協的各項交流與協商。兩岸關係出現的「歷史性轉折」,也成為我個人兩岸新聞採訪生涯的「路線轉折」。

過去廿年來,我很幸運地成為 《中國時報》處理兩岸重大新聞的主要成員。隨著兩岸關係的跌宕起伏、海基會協商角色的變化,全程採訪並見證了兩岸重大新聞事件與兩岸談判進程。從九二年香港會談、九三年新加坡「辜汪會談」、九四年「千島湖事件」、九五年臺北「焦唐磋商」、九七香港主權移交、九八上海「辜汪會晤」、九九澳門主權移交,以至二OO八年五月兩會復談後的歷次「江陳會談」,從事兩岸新聞採訪的豐富經歷,幾乎是與海基會的發展歷程同步成長的。

近年,經常有朋友問道:「九二年香港會談,究竟有沒有「九二共識」?」起初,我都會很有耐心地說明當時兩岸的政治環境,與兩岸當局授權兩會商談的詳細過程,並多次發表專文介紹政黨輪替過渡期間,前陸委會主委蘇起將九二年兩岸商談處理「一個中國」原則的過程,歸納提出「九二共識」的考量。但最終發現,長期陷入藍綠對立的台灣社會,顯然已失去客觀理性、實事求是討論兩岸議題的環境,各方關注的焦點只集中在有沒有「九二共識」,或「九二共識」的內容為何?

從一九九二年兩岸談判文獻與兩會往來函電,當然找不到蘇起在二OOO年四月廿八日才創新提出的「九二共識」 一詞,但朝野十年來反覆陷入有沒有「九二共識」的爭論,其實是各方都不願深刻省思兩岸政策路線、統獨理念等根本問題。尤其,當時號召籌組「國家統一委員會」、制定《國家統一綱領》,並在立法院推動《兩岸關係條例》立法,設立陸委會、海基會的李登輝總統,在政黨輪替後已然成為台獨精神領袖,使得兩岸議題的討論,經常面臨氣「人事已非」的複雜困境。

其實,就是有了九二年香港會談對如何處理一中問題「各說各話」的政治默契,才有了九三年新加坡會談的誕生。當然,幕後的驅動力量,則是迄今仍未完全解密的「兩岸密使檔案」才能說得分明。

「辜汪會談」 (大陸稱「汪辜會談」)新聞名詞的誕生,我已不確知足我率先使用,或是與其他同業腦力激盪後,同步使用的新聞名詞。無論如何,經由新聞同業約定成俗,反復使用之後,「辜汪會談」 一詞也就變成兩岸談判歷程的重要代名詞,也成為載人兩岸談判史冊的專有名詞。這時讓人感受深刻,海基會的任何協商動向,無不牽動著兩岸關係的發展進程。

後來我又陸續報導兩會「邱唐磋商」(邱進益與唐樹備)、「焦唐磋商」(焦仁和與唐樹備),以至二00八年5月兩會再次復談之後的「高鄭磋商」(高孔廉與鄭立中)預備性商談,這些源自於我個人在媒體上創新使用的新聞名詞,也都相繼成為報紙與網路上經常出現的兩會談判符號。這些報導所以會受到各方關注,關鍵就在海基會與海協會的談判動向,始終被賦予兩岸當局授權談判的政治意涵。

一九九三年四月廿七日,在新加坡海皇大廈登場的「辜汪會談」,為兩岸談判揭開了歷史新頁,舉世矚目。不過,新加坡的一個場景,十餘年來,始終歷歷在目。剛和汪道涵握完手回到飯店的辜振甫,一改談判桌上的和顏悅色,竟怒氣末消地說:「這種談判怎麼談呢?對方出招,我們卻不能接招,讓黃昆輝(時任陸委會主委)自己來談吧!」陸委會綁手綁腳的授權,預埋了「海陸大戰」的衝突火種。中外記者解釋:「對方提出經貿、三通問題,我們不予回應,在國際談判的慣例上,就代表著我們目前不想討論這些議題。」但在國際經貿談判舞臺,身經百戰的辜老沒說出口的「潛台詞」是:對黃昆輝行前訓令海基會談判代表不得回應三通議題,深感不以為然。

香格里拉飯店內的這一幕,經歷了十餘年後,印象依然深刻!同時,辜振甫在前往新加坡會談之前,因朝野政治對立,作為海基會最高談判代表,內外夾攻,腹背受敵。陸委會訓令辜振甫務必謹守「事務性、功能性」的談判基調,不得回應汪道涵倡議的三通議題;民進黨立委更是群起圍攻,後來當選總統的立委陳水扁更是毫不留情地攻擊辜家是三買台家族」,一度讓辜老在談判前夕,萌生辭意。

九O年代初期的兩岸政經形勢,因中國仍陷入「六四事件」的歷史傷痛之中,人權問題備受國際非議,經貿情勢依然低谷徘徊,汪道涵與唐樹備在新加坡幾乎是以懇切的語詞促請台灣開放三通,幫助中國大陸燃起經濟發展的動能。但當時李登輝政府的主軸策略已蘊含「戒急用忍」,並不想過度加快兩岸經貿交流速度。因此,海陸兩會領導階層呈現出來的理念差異,即成為後來陸委會亟於緊收事權,海基會希望獲得自主運作,進而形成黃昆輝與邱進益之間的「海陸大戰」 。

「海陸大戰」的新聞處理,是讓人情緒複雜、心情感傷的。作為媒體的角色,海陸官員公然較量,砲火相向,雖然增添不少新聞與內幕的題材,但我在海陸兩會的朋友們,彼此變成了敵人,「內鬥內行,外鬥外行」。激烈互鬥的氣氛,「比反攻大陸還緊張」 (陳榮傑語)。我常在想,政策理念如此分歧,談判紀律如此鬆散的海陸團隊,坐上談判桌,如何抵擋談判紀律嚴整的大陸海協會談判代表團呢?

「海陸大戰」之後,兩會人事相繼洗牌,陳榮傑後來出使俄羅斯,邱進益出使新加坡,黃昆輝目前則是台灣獨派政黨「台灣團結聯盟」主席。媒體形容海基會秘書長是折損率最快的職務,從創會秘書長陳長文、陳榮傑邱進益、焦仁和、許惠祐,以至政黨輪替後的劉德勳、遊盈隆(陸委會副主委兼任) ,或二度輪替後的高孔廉,海基會歷任秘書長人事調整,無不反映海基會一路走來的「滄桑」。

一九九四年三月卅一日發生在浙江省的「千島湖事件」,則是我採訪兩岸重大事件過程最讓人傷痛的經驗之一。廿四位台灣旅客在千島湖搭乘「海瑞號」,連同六名大陸船員與兩名地陪,慘遭搶劫並縱火殺害。浙江地方公安部門初期只說是意外事故,有意隱瞞案情,隨後真相陸續被揭露,變成震驚海內外的「特大搶劫縱火殺人案件」,海基會協助處理善後的過程,自然又成為新聞事件的焦點。

當時第一批前往千島湖採訪的台灣記者,因事發突然,大陸初期又不安排採訪簽證,都是透過旅行社臨時安排,以罹難家屬的親友身分夾帶入境的。有浙江台辦官員事後透露,他們也知悉台灣記者混在親友之中,因為他們都攜帶了專業相機,還在千島湖畔祭拜亡靈的過程拼命拍照,省台辦基於情況特殊,並未刻意揭露台灣記者的身分,但讓地方台辦官員見識到了台灣記者跑新聞的敬業精神與衝勁。

我是楷後跟隨海基會刑事專家團前往千島湖的,當時許惠祐率領了刑事專家侯友宜(現任新北市副市長)、律師許文彬等人前往千島湖,聽取公安部反恐怖處副處長何挺(現任青海省副省長兼公安廳長)介紹偵辦經過。期間,多位海基會團員在下榻的「西園賓館」經歷靈異事件,我曾寫了《西園驚夢》側記,描述許律師白天書寫「不叫奇冤湖底沈」祭文,夜裡夢見彩衣女託夢訴冤的午夜驚魂記。

儘管兩岸兩會為了台灣刑事專家此行的任務是「剛往千島湖辦案」或是「聽取大陸刑事專家說明案情」等攸關兩岸治權的敏感問題,爭議不絕。但正是這樁特大旅遊悲劇,兩岸刑事專家侯友宜與何挺在千島湖相遇,並在杭州西湖舉行案情說明會,進一步促成了兩岸警政與公安部門的密切合作,日後逐步建立的雨岸共同打擊犯罪的合作機制,正是經由侯友宜與何挺透過兩會所搭建的平臺而建立的。

一九九六年秋,台灣剛經歷一場歷史性的「總統直接民選」,李登輝與連戰當選中華民國首任民選總統、副總統;中共解放軍對台海水域進行的火砲射擊演習也剛落幕不久,兩會談判無限期推遲。當時有感於政治變局,新聞媒體應發揮重要的監督角色,因此與多位採訪線上的新聞同業共同籌組「兩岸新聞記者聯誼會」,希望透過聯誼會舉辦的系列《兩岸論壇》,促請朝野共同關注兩岸關係發展進程。

聯誼會因經費有限,曾洽商海陸兩會借用會議室,作為聯誼會舉辦論壇活動的場地;朝野各界的決策精英相繼應邀參與聯誼會舉辦的《兩岸論壇》,並發表他們對不同時期兩岸政策的觀點。當時擔任臺北市長的陳水扁,成為首位參與論壇的地方首長。多年來,包括前法務部長馬英九、前陸委會主委蕭萬長、前陸委會主委蔡英文、立法院長王金平等人,都曾在論壇活動與新聞界分享了他們的決策經驗。

二OO九年耶誕節前夕,江丙坤與陳雲林在台中舉行第四次「江陳會談」,台灣主要在野黨發起大遊行,對海協會代表團提出各項訴求。當我在新聞中心看到電視轉播,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與台灣團結聯盟主席黃昆輝分別率領群眾遊行示威時,心中無限感慨。坐鎮臺北的馬英九、蕭萬長、蘇起,以及率眾包圍談判會場的蔡英文、黃昆輝,他們都是出身陸委會,最熟悉海基會談判業務的決策者。然而,藍綠政黨的兩極對立,卻讓台灣的兩岸政策持續陷入永無止境的惡鬥循環之中。

前塵往事,歷歷在目,既目睹了中國政經變化的歷史演進,更親身見證了廿年來海基海協協商交流的發展歷程。邱進益當年從總統府副秘書長轉任海基會秘書長時曾說:「海基會是一個沒有明天的機構!」他的意思是說,海基會負責談判的階段性任務完成後,即可功成身退。然而,當前兩岸政經情勢的發展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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