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九龍城寨拆遷紀事

150年間,九龍城寨從無到有,從有到無,經歷風雨無數,終子回歸自然,成為繁華都市恬靜的一角。處理九龍城寨拆遷問題,是我最初的涉外工作經歷,那些難忘的日日夜夜,已深深融入我的生命,融入共和國的成長記憶裏。

1984年底,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後,香港全面進入政權轉移的過渡時期。中方在積極、有條不紊地籌備基本法起草工作,英方則推出了政制改革的計劃。在中英談判期間,小平同志說,「要保証過渡期香港局勢保持穩定,以便順利實現1997年的平穩過渡」,「需要一個中英聯合機構進駐香港」,以便「有問題,在那裡商量」。1985年5月聯合聲明生效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成立,處理政權轉移的各項有關事務。雙方各設首席代表-名,中方首席代表是柯在鑠大使;代表四名,分別是鄭偉榮、我、陳滋英和葉壽增,小組隸屬夕部。當時我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分管統戰工作,對外使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的名義。英方首席代表是衛奕信(時任英國外交部助理次官、後來擔任港督),代表有布義德(港英政府政治顧問)、高德年(英國外交部香港司司長)等。

1985年11月初,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第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前,港英政府政治顧問處為赴京經停香港的高德年舉行午宴,我和分社外事部的同事受邀出席。席間,副政治顧問馬德克向我提起九龍城寨。他說,因為特殊的歷史地理原因,九龍城寨多年來存在許多問題,區內普通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非常差,已到了無可忍耐的地步,港英政府設想全部拆除城寨,如中方原則上無反對意見,港英政府擬著手制定拆遷計劃。

九龍旺角以北有一條界限街,將九龍半島橫向一分為二,街南部分稱九龍,街北為新界。界限街東街口通往啟德機場,啟德機場北面就是九龍城寨。九龍城寨建於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1847年,面積大約有3公頃。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北京條約》簽訂,清政府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部分。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清政府被迫將九龍半島北部(今稱為新界的地區)租給英國。《專條》中有-款規定:「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官員照常行走」,「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碼頭一處,以便中國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等。次年,新界人民發動抗英鬥爭,英方製造藉口用武力強迫駐留城內的清官員撤出,有關保留通道和碼頭的規定也隨之未付實施。從此,九龍城寨長期成為英國無權管、中國管不了的地區。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九龍城寨問題」。後來,英方曾多次企圖對城寨進行拆遷,受到當地居民抗阻,甚至造成流血事件。為此,中國滿清政府、民國政府都曾向英國提出強烈抗議。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政府也多次向英方提出交涉。1960年5月、1963年1月,港英當局都有意對九龍城寨進行拆遷,中國外交部即就此作出嚴正聲明,指出「九龍城寨是中國的領土,是中國行使管轄權的地方,英方對九龍城寨進行拆遷嚴重侵犯中國主權,是不能容許的」。

九龍城寨拆遷問題涉及到九龍城寨的管轄權歸屬,是-個政治性很強的感問題。此前中方內部還未曾詞論和研究過渡期內九龍城寨有關事宜,眼下港英方提出的問題著實令人猝不及防。我一面聽,一面思量在無法請示的情況下,如何做出恰當的回應。為了避免氣氛變得緊張,也為了爭取一點時間思考,我向對方詢問了一些具體問題。對方解釋說,這是港英政府整治西九龍整體規劃的一部分,如單單留下九龍城寨,整個規劃難以見效,港英政府初步考慮在拆遷的舊址上建公用或民用的樓宇。對方又說,中英雙方簽署了聯合聲明,九龍城寨的拆遷只是-個具體問題,應該能得到解決。馬德克回應時,高德年不時插話,看得出高是導演。英方安排在這樣一個非正式場合提出這個問題,顯然是在試探中方的反應,也可能是想通過這種形式告知中方,取得中方的默許,從而避免造成港英政府在過渡期事事都要同中方商量的「跛腳鴨」政府的形象。英方急對九龍城寨進行拆遷重建,清除城市建設的積弊,營造繁榮景象,為的是爭取從香港「光榮撤退」。我還清楚記得,兩年前,新華社香港分社主要負責人在履新後不久的某個週末,帶了兩三名工作人員到城寨周邊行走,被新聞記者跟蹤,並在媒體上大肆炒作,惹起不少爭議。綜合考慮了歷史上我方在九龍城寨管轄權問題上的立場和當前中英妥善解決香港政權轉移問題兩個方面,我慎重表示,港英政府提出的九龍城寨拆遷問題,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嚴肅、十分敏感、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將向上級報告。由於我的雙重身份,事後我即向中方聯合聯剿、組作了匯報,同時也向分社領導報告了情況。

中方聯合聯絡小組認真研究了港英方提出的九龍城寨問題,初步形成的意見是同意港英方對九龍城寨進行拆遷和改造,理由是從城市發展角度來看,九龍城寨臟亂差,需要治理,1997年後我將對整個香港包括港島、九龍和新界恢復行使主權,九龍城寨飛地的情況也將隨之消失,與其等到1997年後由特區政府來改造,不如現在由港英政府來處理好這我方在九龍城寨管轄權問題上的立場和當前中英妥善解決香港政權轉移問題兩個方面,我慎重表示,港英政府提出的九龍城寨拆遷問題,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嚴肅、十分敏感、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將向上級報告。由於我的雙重身份,事後我即向中方聯合聯剿、組作了匯報,同時也向分社領導報告了情況。

中方聯合聯絡小組認真研究了港英方提出的九龍城寨問題,初步形成的意見是同意港英方對九龍城寨進行拆遷和改造,理由是從城市發展角度來看,九龍城寨臟亂差,需要治理,1997年後我將對整個香港包括港島、九龍和新界恢復行使主權,九龍城寨飛地的情況也將隨之消失,與其等到1997年後由特區政府來改造,不如現在由港英政府來處理好這個問題。在柯在鑠大使的指示下,我迅速向分社領導匯報了相關情況。他們仔細聽畢,詢問我的意見,我表示原則同意拆遷,同時認為還要做好必要的後續工作。一位主要領導說,過去我們曾堅決反對港英拆遷九龍城寨,現在同意進行拆遷,要有-個合理的解釋,要考慮當地幹部和普通群眾思想上轉彎子的問題;如果僅僅解決九龍城寨治理問題,而在管轄權問題上態度模糊,可能會引起強烈的反應,矛頭不僅會對諾英,可能也會捎上我們。顯然,分社主要領導對拆遷可能引起的反應還是有所顧慮的。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10點左右,分社辦公室突然通知我到辦公大樓去開會。電話裏不便談及會議內容,我到會議室後才知道會議議程是討論九龍城寨拆遷問題,剔噲議的有各部負責人。我向大家介紹了九龍城寨拆遷的有關情況後,會議開始討論如何做各級幹部和群眾思想工作以及如何解決拆遷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首先發言的是-位建國初期就在分社工作的同志,他經歷過當地群眾反對港英政府拆遷九龍城寨的鬥爭。他記性很好,如數家珍地把過去我國政府在九龍城寨問題上的表態慷慨激昂地一一道來,他認為女口果處理不當,可能引起局部群眾騷亂。有些不贊成拆遷的同志,發言雖沒有那麼激烈,但也認為這個問題在過渡期是敏感的,提出是否可以拖一下,等將來由特區政府解決。另-種意見認為,當前形勢與過去不一樣了,整個香港1997年即將回歸祖國,九龍城寨遲早是要拆遷的,早拆比晚拆要好,現在我們同意拆,到1997年就可以完成了,有利於減輕未來特區政府的負擔。分社外事部的同志則認為,既然拆遷徵求了中方意見,便可証明港英並沒有管轄權,建議盡量避開管轄權的爭議,把九龍城寨拆遷從-個政治問題轉化為-個城市改造的具體問題,還提出了具體的建議--拆遷後在城寨舊址上建造公園,而不發展物業和建造政府辦公樓。會議討論非常熱烈,-直進行到淩晨4點。最後大家認為,1997年我國將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那時九龍城寨的特殊地位也就不再存在,從實際效果出發,如在拆遷問題上避開管轄權爭議,充分考慮到群眾利益,不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可以同意港英方面拆遷和改建。這有利於未來特區政府的工作,是可行的。分社將上述意見反饋給了中方聯合聯絡小組。

英方不願意將九龍城寨拆遷入聯合聯絡小組的正式議程,在中方的堅持下,1986年7月,在中英聯合聯剿姐第四次會議上,雙方還是就這個問題交換了意見。中方向英方表明,九龍城寨和整個香港地區一樣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但又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鑒于中英聯合聲明妥善地解決了香港問題,也為解決九龍城寨問題創造了條件,現從整個香港地區的利益考慮,同意由港英方負責拆遷城寨,拆遷後辟為公園。但是,此事應征詢當地居民意見,並對居民的安置、就業以及因拆遷所受損失的賠償等作出妥善安排。英方並沒有立刻回應中方的上述要求,只同意會後繼續磋商。9月,中央批准了外交部和國港辦上報的請示報告。根據中央的決定,分社召開了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座談會,分社領導向他們通報了情況,說明我方就九龍城寨問題的立場,並做了耐心的解釋工作。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是愛國愛港力量的中堅,其中不少人曾親歷過與港英當局鬥爭的風風雨雨。聽了通報以後,他們紛紛表示,我們過去在九龍城寨問題上同港英的鬥爭是正確的,維護了國家主權;現在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1997年我國將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支持中央從實際出發的決定。我特別留意了著名愛國人士、號稱「大咆」的徐四民先生的態度,徐老一向以愛國立場堅定、敢言著稱,他們的發言讓我感到,至此在愛國人土中間已形成了贊成拆遷的共識。

根據中央批准的請示和中英聯合聯剿、組第四次會議的決定,由我與港英政府政治顧問布義德就九龍城寨拆遷的具體問題進行磋商。雖然九龍城寨拆遷問題的大原則已經確定,但我清楚地知道,香港這個地方,華洋雜處,什麼勢力都有,如果拆遷過程中處理稍有不當,就會有人出來百般挑剔,媒體也會出來炒作;在拆遷過程中,我們要盡量避開主權和管轄權的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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