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階層固化”隱憂

如何才能通過制度安排,縮小不同階層之間的差距,從而彌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衝突,降低風險?

近來,“富二代”、“官二代”與“貧二代”、“農二代”等熱詞躥紅網絡。從被指“欺實馬”的杭州飆車撞人案,到喊出“我爸是李剛”的河北大學撞人案,從一些地方公務員招考為幹部子弟“量身定做”,到大學生舉報“官二代”被寧夏吳忠警方跨省拘捕一個個公共事件不斷刺激著社會各界的神經,將“官”與“民”、“富”與“窮”、“強”與“弱”的社會斷裂與對立展現得淋漓盡致。

在這些事件中,當事人的“身份標簽”成了不少民眾價值判斷的主要依據,事實真相以及對錯反而成了次要問題。這種看似非理性的社會心理背後,其實是民眾對於階層固化與權力世襲的焦慮與憤恨,尤其是對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日趨困難,而特權階層權力代際傳遞不斷增強的情緒宣洩。改善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新背景、新課題。

“拼搏不如拼爹”?

合理、充分的階層流動是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源泉,只有實現社會的良性流動,社會才能在飛速前進中保持穩定與平衡。1978年中國吹響的改革開放號角中,社會層面的最強音就是打破了“出身論”與“血統論”對人的桎梏。恢復高考,讓無數青年有了改變命運的平等機會,實現了正常的社會流動。正是充分的階層流動,為30多年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持續動力和人才支撐。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經濟轉軌與社會轉型的步伐明顯加快,社會階層的分化成為必然趨勢。中國社科院2001年發佈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將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大階層雖然引發爭議,但是每個社會實際上都存在一個地位較低的社會群體。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我國有沒有一個底層群體存在,而在於處在社會底層的人群日趨定型,缺乏改變自己命運的渠道和機會,難以實現公正、合理、開放的向“上”流動。讓人擔心的是,這種局面沒有因為經濟的發展而緩解,近年來反而有惡化的趨勢。

從教育層面看,教育和因教育而獲得的技能,是現代社會主導社會流動的最重要的機制。過去,平民或農家子弟改變命運的主要路徑是:家庭貧困——發奮讀書——考上大學——順利工作——改變家境。但現在這一傳統的底層向上流動模式出了問題,教育產業化帶來的教育費用攀升成為“新三座大山”之一。

僅在西部一些城市,2010年就讀優質公立幼兒園的費用都已逼近重點中學,讀大學本科普通專業僅4年的學費就達2萬元左右,如果是藝術類專業四年的學費高達6萬元。按現價計算,要讓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支出在20萬元以上。應對這樣的“高消費”,工薪階層父母都壓力很大,社會底層人群更是難以承受。近幾年,本刊記者每次到下崗職工、無業居民等城市困難群體聚集區走訪,大家抱怨最多的除“腐敗和社會不公”外,就是“子女教育費用高,無力承擔”。

同時,高考的公平性也在急劇惡化。一些地方不斷曝出保送黑幕、加分氾濫等醜聞,權勢、金錢擊碎了老百姓心中高考是“中國相對最公平的競爭”形象。在2009年備受全國關注的重慶民族考生造假事件中,被公開點名的造假者父母都是重慶區縣的黨政領導幹部,有的竟然是招辦主任。而當年重慶共有6.5萬人獲得高考加分,加分人數超過考生總數的30%,名列全國榜首。

從就業角度看,公平性的惡化程度比教育界更糟。找個理想的職業——努力工作——實現自我價值,是每一個踏入社會的年輕人的自我期許。但給人希望的《奮鬥》只是電視劇,現實卻比《蝸居》還殘酷,就業在很大程度上已淪為“拼爹遊戲”,父輩社會地位的高低,掌握社會資源的多少,成為子女就業的決定性因素。一句風行網絡的“恨爹不成剛(李剛)”道出了多少年輕人的無奈與歎息。

2005年我和同事在採訪時就發現,就業過程中的權力代際傳遞和階層固化現象已凸顯出來,擴招表像下的大學生就業難其實是“無權勢、無背景、無關係”的“三無”大學生就業難。我們當時獲得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西部某省會公務員隊伍中,父母是“公務員”的比例最高,達到33.3%,父母是“普通職工”的占26%,而父母是“進城務工人員”的比例最小,僅占2.8%。

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情況近年來更加突出了。從一些地方公務員招考不斷爆出的“老子招兒子”、“量身定做”等新聞可見一斑。比如,福建屏南縣財政局招聘公務員的條件苛刻怪異,結果符合條件的只有一個人報名,“恰好”是某副市長之女,被網民稱為“史上最強政府招聘”。經媒體曝光後,縣財政局局長和人事局局長遭停職檢查。現在,官員之間互相安排子女就業似已成為“潛規則”,有的還通過姻親關係進一步鞏固聯盟,這種“精英複製”、“權力世襲”的情況在縣一級尤為突出,形成了錯綜複雜的裙帶關係,這也是縣級改革最大的人事障礙。

階層固化的社會沒有贏家

2003年我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後,物質生活的豐富,汽車等耐用消費品時代的到來,使“中產階層”成為了社會熱門話題,似乎中國人很快就要過上“美式中產生活”。培育中產階層,推動我國社會結構由“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型變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現代社會結構,當時成為社會共識。

但這樣的願望近年來無疑破滅了。由於正常的社會流動遭遇各種壁壘,被稱為“社會穩定器”的中產階層不僅沒有壯大,社會的分化反而加劇了,社會結構呈現出一種底層人群龐大的“倒丁字形”結構,群體之間有著非常鮮明的界限,而階層之間的誤讀和對立日漸走強。

一起普通的車禍,當事人雙方的身份、地位,甚至肇事車輛的品牌都可能決定民眾的態度,至於責任認定反而少有人關注。如果肇事車輛是寶馬,撞的是普通老百姓,那就成了“寶馬撞人案”,立即被民眾貼上了“為富不仁”的標簽。如果當事人是黨政官員或政法幹警,那輿論絕對一邊倒,任何解釋都會被視作“官官相護”。

這種階層間的誤讀與對立,在2008年哈爾濱6名警察打人致死案中尤為典型。最初,網絡民意普遍痛斥警察濫用公權,對學生施暴,要求“嚴懲警察兇手”。後來,有人散佈謠言稱“死者有高官親屬背景,為人囂張”後,受害者身份變成“官二代”後,網絡民意立即出現一個180度的轉彎,反而為涉案民警鳴冤叫屈,不少網民甚至稱“警察打死惡少是為民除害”。

當下的中國社會,官員與民眾,富人與窮人,精英與草根,體制內與體制外,日益分成界限清晰的“你們”和“我們”,各自的話語體系猶如雞同鴨講。既得利益集團壟斷各種社會資源,並固化利益;社會底層則抱怨社會不公,極端的平民主義和民粹主義開始露出苗頭。人人都認為自己“弱勢”,人人都缺乏安全感,整個社會處在一種緊張狀態。

階層固化與權力世襲的社會沒有贏家,社會也必將付出慘痛的代價。現在,“無權勢、無背景、無關係”的80後、90後年輕人一步入社會,面對的就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憑藉個人的努力來改變自己社會經濟地位的難度加大,他們要在事業上跟“官二代”競爭,在感情上與“富二代”競爭;男人面對的可能是“富士康”式企業,女人面對的可能是“山木集團”式老總,不少人成為漂蕩在城市的“蟻族”或“底層知識青年”。

青年是國家的未來,他們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決定著國家未來的走向。如果強烈的不公平感、挫敗感與被剝奪感始終左右著一代年輕人的情緒,那麼培養出的就是“憤怒的一代”,當他們成為國家主人翁時,可能就是一個“憤怒國家”,在世界上“憤怒崛起”。

在階層固化與權力世襲的社會,精英階層也是輸家。階層對立使社會缺乏理性、客觀、公正、寬容的環境,精英階層被預設為“壞人”與“惡人”,被貼上各種標簽。安全感的降低,使一些有權、有錢人不斷將家人和財產轉移境外,並拼命為子女謀取更多的社會地位和資源,希望既得利益能千秋萬代,世襲永享,永不變天。但這樣就真的安全了嗎?

以“法”彌合社會裂痕

和諧社會絕不是一個沒有利益衝突的社會,而是一個有能力解決和化解利益衝突,並由此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社會,而要實現這種調節和均衡就必須靠“法”。

60餘年的共和國歷史證明,一旦法治沉淪,往往就是人治橫行,權力為所欲為,社會混亂的時期。因此,1997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基本方略。

防止階層固化與權力世襲的關鍵是建立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法”就是規則,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沒有特權。對濫用公權的黨政幹部,破壞社會公平的人必須依法處理,而不是大事化小,敷衍民意。只有通過對每一起公眾事件的窮追猛打,一查到底,讓踐踏規則的人付出相應代價,才能樹立法律的威信,增強民眾對法治的信心。

目前,在緩解社會矛盾方面有一個錯誤的傾向,一些官員認為只要加大住房、醫療、教育、社保等民生領域的投入,提高社會底層人群的生活水平,“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就能實現社會和諧。但是,錢帶不來社會的公平正義,不解決“權力通吃”、“潛規則”危害社會的問題,生活水平再高,財富積累再多,都只是緣木求魚。

歷史的經驗表明,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偉大的成就是實現了對權力的馴服,把權力關進了籠子。只有實現了依法治權,依法治官,保障公民權利才不會落空,公平正義才能“比太陽還要有光輝”。

此外,還要打破各種阻礙社會流動壁壘,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加快城市化進程。統籌城鄉發展是今後的一個重點。當前,尤其要防止利益集團扭曲改革,導致“播下龍種,收穫跳蚤”的尷尬。比如一些地方農民“被城市化”、“被上樓”等等,看起來是改革,其實瞄上了農民的土地。

在各地的戶籍改革熱潮中,四川成都的理念值得關注。即:尊重農民的選擇權,戶籍統一不以農民放棄原有利益為代價,到2012年實現城鄉自由遷徙,徹底消除隱藏在戶籍背後的身份差異和基本權利不平等。不管其改革能否成功,單就改革思路來看,抓住了推動社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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