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培養年輕才俊確保澳人治澳薪火相傳

特首崔世安在澳門中聯辦全國「兩會」精神傳達學習會上發表其學習體會中,第四點是「鼓勵學習實踐,培養青年才俊」。他指出,《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加大人才開發投入,推進重大人才工程」,充分體現了國家對人才的重視。事實上,當今世界的競爭,說到底,就是人才的競爭,所以我們要高度重視教育。中央領導人一直高度關注澳門青年人才的培養。習副主席在「兩會」期間亦再次要求我們,積極做好青少年工作,培養更多愛國愛澳年輕人才,使愛國愛澳優良傳統薪火相傳。對中央領導這一指示,特區政府將透過政府和民間的通力合作,積極予以落實。特區政府將努力落實施政安排,加大對教育的投入,鼓勵持續進修和學習,致力強化澳門青少年的知識能力和社會承擔。特區政府亦正逐步建立常規性的、不同層次的溝通機制,加強與青年的溝通、關心青年的需要、緩解青年的困擾、發揮青年的潛能,支持青年發展進步。政府亦將大力支持社團舉辦符合新生代特點的健康活動和社群服務,積極弘揚愛國愛澳精神和正確價值觀。我們將繼續鼓勵積極參與,為青年朋友拓展更多發展空間,提供更多機會。

關心港澳青少年成長,這是今年全國「兩會」的一個鮮明特點之一。賈慶林主席在全國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指出,要加大對港澳青少年工作力度,不斷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國愛澳力量,首次將對港澳青少年的工作寫進了全國政協大會的主要文件。而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與港澳地區的全國政協委員會面,交流各方面的意見時也指出,希望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在加強對港澳地區青少年工作方面多作貢獻。這也是國家領導人首次在全國「兩會」中,特別提到年輕人的培養問題,反映中央政府對年輕人的重視。與會的澳門區全國政協委員都認為,國家領導人很有前瞻性,年輕人是國家及特區未來發展的力量,由現在開始關注他們的成長,令年輕人愛澳、愛港、愛國家,對國情有一定瞭解,整合他們的思維,對特區未來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兩位國家導人如此重視青少年工作,當然有著現實的政治背景。賈慶林的《常委會工作報告》撰寫需時,因而有可能是「虛指」、「泛指」。實際上,在去年,香港的一些「八零後」表現較為「出軌」,把個人利益淩駕於社會公眾集體利益之上,阻撓廣九高鐵的施工,就是典型的例子。習近平副主席的講話,則有較大的適意性。實際上,就在「兩會」開幕前夕,香港發生了「八零後」青年撞傷特首曾陰權的事件。兩人都是從「一國兩制」事業薪火相傳、後繼有人的角度出發,因而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八零後」,亦即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出生的一群。他們中,年齡最大的為三十歲,最小的則是二十歲。他們基本上都已完成學業,也已走上社會工作,並面臨人生的重大問題--婚戀,陸續計劃成家立室。他們佔全澳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是社會經濟建設的主力軍,他們都已擁有了投票權和被選舉權。隨著時間的推移,再過若干年,他們就將成為澳門特區的主人,參與「治澳」。事實上前年的第四屆立法會選舉,就有一些候選人是屬於「八零後」的。未來「澳人治澳」的重任,將會由他們來承擔。

「八零後」是幸福的。他們不像其父母輩那樣,經歷過澳門「一二‧三事件」後的經濟蕭條,或是內地的「文革」浩劫,遇上了好年景,剛畢業就適逢賭牌開投,博彩業吸收大量人力資源,因而他們不用擔心「畢業即失業」,找到一份足以保證小資生活水準的工作並不困難。他們中的一些人,或是進入政府公職,或是投身博彩業,而獲得較為豐厚的收入,因而往往只是工作沒有幾年就成為「有車階級」,這是他們的父母輩當年想也不敢想的事。他們享受澳門回歸後實施基本法之下的自由空氣,可在不違法的前提下隨心所欲,喜歡結社的就結社,鍾情於上街遊行的就上街遊行。

但是,從某個角度看,他們又是不幸的。他們無法像其十多年前的學長學姐那樣,乘著「公務員本地化」的潮流,成為典型的「三門官員」--從家門到學校門,再從學校門到政府機關門,藉著填補撤回里斯本的葡國官員的空缺,很快就坐上了中高級官員的位子;而是必須按步就班,逐級逐級地慢慢晉升,而且能升的機會並不多。他們也不像其二十多年前的學長學姐們那樣,趁著內地改革開放的浪潮到內地投資,在「起步」階段很快就掘到了第一桶金,並透過財富不斷積累而成為成功的企業家,更藉此進入建制內,成為各界社團的骨幹領袖;而是他們現在要創業,由於內地的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經濟體系和法制建設已基本成熟,沒有「雙軌制」的空子可鑽,而且內地國有以至私有企業的資金財雄勢大,港澳資金已不再具有優勢。「八零後」現在要自行創業,相對困難得多。

更難堪的是,正當「八零後」戀愛成熟,要成家立室之時,由於特區政府曾經採取了向地產商傾斜的政策,再加上受種種主客觀因素影響,澳門樓價飆升,即使是收入較高較穩定的中高級公務員,也大嘆「買樓難」,更遑論初到社會工作的「八零後」。他們學歷高,接觸外面世界的機會多,尤其是互聯網的普及,使得他們的生活習慣、價值觀和世界觀都與其父輩有明顯的不同。他們對澳門社會政治的超穩定結構看不慣,希望也能進入建制社會,但澳門的較為保守的社團生態,令到他們難以有出頭天之日,就只好另辟蹊徑,以「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的心理,要衝出「圍城」。因此,部分「八零後」的參與社會,是以「叛逆」的姿態出現的。這也難怪,「建制」不給予機會,就只能是從「建制外」尋出路。倘若其價值觀和世界觀固定成型,再過一、二十年他們成為社會主流中的一名時,其對社會政治生態所造成的攻擊,不可小覷。

當然,偏激的「八零後」是少數的。而且,按照人生發展規律,年輕時偏激,在到了中年後可能隨著社會經驗的積澱,也會逐步轉向追求穩健,向「建制」靠攏。但是,還須研究如何創造有利條件,以促成這種轉變。一方面,加大對「建制內」青年的培養,使到他們從「量」到「質」都優勝於偏激的「八零後」;另一方面,拿出誠意和善意,耐心細緻地做好轉化工作,將「八零後」納入「建制內」的軌道。張裕出任社會文化司長後,作了可喜的初步嘗試。

現在的問題是,轉化工作固然艱難,但「建制內」青少年的培訓更為困難。主要原因是方式方法並不能完全適應今天的時代發展,而且也沒有向他們提供實際歷練的機會,不敢向他們壓擔子。在此情況下,理論學習得再多,因無法結合實際進行鍛煉,也只能是「紙上談兵」。為此,那些年事日高的社團領袖們,是到了應當放手讓青年人一搏的時候了。其實,他們當年叱吒風雲時,何嘗也不是二十來歲的年青人,已經獨當一面了,沒有理由不信任比他們當年更有聰明才智的新一代年青人。

(發自貴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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