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於非命，慘不忍言”的無名烈士

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一個風和日麗的春天，鮮花爛漫，在清朝專制統治下的廣州，響起了一陣陣槍聲、炸彈聲、衝殺聲和屍體倒下的聲音，黃興等100多位志士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向總督衙門發起進攻，史稱廣州起義(或黃花崗起義)。成敗的結局其實早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志士們赴義時的從容與慷慨。這些人大部分是一介書生，並非久經沙場的戰士，但他們表現出來的勇敢、堅韌和那紛飛的血肉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譚人鳳說：“是役也，死者七十二人，無一怯懦士。事雖未成，而其激揚慷慨之義聲、驚天動地之壯舉，固已碎裂官僚之膽，震醒國民之魂。”羅家倫把這一幕稱為“壯烈的開國序幕，燦爛的碧血黃花”。主帥黃興右手被打斷兩指，足部也受了傷，他能倖免於難純屬偶然。當他從死亡線上逃出來，遇見從香港帶200多個志士連夜趕來赴難的趙聲時，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兩人相抱痛哭。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時。“一代雄才趙聲不到三星期悲憤嘔血而死。受傷而疲乏的黃興，相見時也暈過去了!”

有人不惜犧牲自己年輕而寶貴的生命，也有人冒險為犧牲者找到了埋骨的青山。沒有暴露身份的同盟會會員潘達微挺身而出，與廣仁善堂商量喪事，共有72具死難烈士(無論陣亡還是被處死刑)遺骸埋葬在廣州白雲山南麓的紅花崗(紅花崗也從此改名黃花崗)，統稱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其實犧牲的人遠不止這些，據調查確認的至少還有14人，黃花崗烈士起碼有86人，這還不包括受牽連被殺的。據時在廣州新軍任管帶的革命黨人應德明回憶，“三月二十九日起義失敗後，清軍戒備森嚴，下令閉城三日，搜查革命黨人。凡屬沒有辮子的、穿黃軍衣的以及來路不明白的人，一律格殺勿論，制台衙門前伏屍累累，被殺的人約有二三百人之多。所謂七十二烈士者，是有根據可查的烈士，其餘殉難的人無可稽考，約在二倍以上”。此外新軍各營中以革命黨人名義被殺的人數約等於黃花崗的烈士數，“死於非命，慘不忍言”，“其處死之法是用七寸長釘，對準頭腦，一釘致命，隨即用蒲包一裹，棄屍海中，慘酷形狀，令人酸鼻”。(《黃花崗起義前後雜憶》，《辛亥革命回憶錄》卷二，中華書局1962年版)這些死難者，無論是革命黨人還是被無辜牽連的，100年來，又有多少人想到過他們呢?黃興或孫中山所悲痛的，都是“吾黨菁華”的喪失，其他被殺者並沒有進入偉人的視野。在想起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我同時想起了這些幾乎已被歷史遺忘的死難者，因為他們的生命也同樣寶貴。

黃花崗一役，趙聲氣死，胡漢民心灰意冷，黃興悲痛之極決心暗殺清廷官僚為死難同志復仇。在以後的歲月裏他一再想起那些年輕的殉難者，他們的熱血多少次模糊了黃興的雙眼。他曾寫下《蝶戀花•哭黃花崗諸烈士》一詞和“七十二健兒，酣戰春雲湛碧血;四百兆國子，愁看春雲濕黃花” 一聯，獻給死難的同伴。事隔10年，孫中山先生還悲痛不已，認為 “吾黨菁華，付之一炬”，悲痛與惋惜之情長久地埋藏在他們的心靈深處。

英烈的音容笑貌早已淹沒在歲月的風塵中，但他們慷慨赴義，浩氣凜然，毫無畏懼地面對比他們強十倍、百倍、千倍的專制暴政，這一勇於赴死的精神風貌，百年後依然震撼著我的靈魂，使我感到生命的價值所在。生命的意義並不在於長短，多少帝王將相、達官貴人不肯謝幕，卻不過是一抔糞土而已。但這些英烈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他們終將長存在人們的記憶裏，成為人類不畏暴政、追求理想的精神豐碑。

一封封絕命書是那個時代的強音

100年前的春天，英烈們在廣州街頭或郊外的刑場上倒下。他們不是為了成為英雄而死去的，他們只是為了做一個人，像人一樣有尊嚴地活著，而不是奴隸一般佝僂在權勢的腳下。一個不願做奴隸的時代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曙光初露。他們知道，一個人生命的結束，並不是他們所追求的理想和人生意義的終結，因此譚嗣同才那麼勇敢地面對死亡，秋瑾才那麼坦然地迎接死神。菜市口和紹興，乃至整個中華大地至今仍飄蕩著他們不滅的英魂。為了做一個人，就是這普普通通的理想激蕩著多少青年的靈魂，使他們勇於赴死，毫不猶豫地走向百年前的廣州。黑雲壓城，難道成敗會在意料之外?這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精衛填海，是夸父逐日。他們浩浩蕩蕩，寫下絕命書的時刻，讓我無可抗拒地想起了那些遠古的神話，那些足以傳誦千秋萬代的史詩般的神話。我完全相信他們決不是想要成為神話才踏上腥風血雨的征程，他們都是普通人，為的是過上更美好的普通生活，自由、幸福的生活，不僅僅自己，他們希望的是整個民族都能擺脫奴役、壓迫和不平等。為了尋求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他們義無反顧。砸碎暴政的鎖鏈，締造一個前所未有的共和國，這就是他們犧牲的初衷。林覺民寫《與妻書》時，方聲洞、李晚寫絕命書時，這一切都表達得清清楚楚。

由於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而廣為人知的林覺民《與妻書》曾經感動過一代代年輕的心靈，其他英烈志士的絕命書同樣感人肺腑。“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久違了，這樣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英雄主義，這樣真誠無悔的理想主義!久違了，能如此打動人心的文字!英烈的生命雖然早已結束，但當我們重讀那些用鮮血寫下的絕命書時，他們鮮活的生命仿佛就在眼前。

林覺民在《與妻書》中說：“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念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司馬春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雲：‘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涕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正因為真情畢露，豪氣沖天，在慷慨赴義之前寫下的這些文字才如此感人。我始終相信世上一切能夠傳世的文學都是因為它包含了人類最真實的感情，呈現了一個沒有裝飾的內心世界。這些文字不是書齋裏皓首窮經刻意創作的，卻打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一部數千年的中國史，有如此多的人在赴義時寫下如此大氣磅礴而又兒女情深的絕命書，恐怕只有黃花崗起義這一次。

方聲洞(林覺民的福建同鄉)曾兩次東渡日本，學軍、學醫。1905年加入同盟會，是同盟會的福建支部長。他和哥哥方聲濤以及姐、嫂都是同盟會員，還親自介紹妻子入會。當初在日本討論赴義名單時並沒有他，但在林覺民等回國後，他經過深思熟慮，毅然告別妻子，離開日本。慷慨赴義前一天，他在廣州寫下給父親與侄兒的兩封絕筆書，它們和林覺民的《與妻書》一樣是用生命譜寫的一曲理想主義的樂章，是血性男兒的真文字。

方聲洞在《稟父絕筆》中說：“此為兒最後親筆之稟”，“祖國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兒一人;如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兒雖死亦樂也。只以大人愛兒切，故臨死不敢不為稟告。但望大人以國事歸心，勿傷兒之死，則幸甚矣。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奮鬥而死，亦大樂也。且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兒刻已念有六歲矣，對於家庭本有應盡之責任，只以國家不能保，則身家亦不能保，即為身家計，亦不得不于死中求生也。兒今日極力驅滿，盡國家之責任者，亦即所以保衛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為中華新國民，而子孫萬世亦可以長保無虞，則兒雖死亦瞑目於地下矣。唯從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為大人分憂，甚為抱憾。”

在給侄兒的絕筆中，方聲洞又說：“此舉如能成功，則吾雖死，亦瞑目於地下。蓋祖國已強，吾同胞已能享文明之幸福。如事敗身死，則吾之責已盡，而吾侄則有無窮之責任在。”

廣東的李晚從南洋回國，過家門而不入，在攻打兩廣總督衙門時飲彈身亡。前一天他寫下了《與家兄訣別書》，“此行成敗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余明知無濟，只在實行革命宗旨，決以生命為犧牲。推倒滿清，建設中華民國，事成則漢族光明，或敗身殉，願毋我念”。

黃興也寫下了多封大義凜然的絕命書，在給鄧澤如的信中他說：“本日即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不敢有負諸賢之期望……絕筆於此，不勝系戀。”同一天他給梅培臣等人的信也說“書此以當絕筆”。此外，黃興還有一封致孫中山、馮自由的絕筆書，“今夜擬入，成敗既非所逆睹……幸各人挾有決死之志，或能補救，亦未可知”，“絕筆上言”。(這封絕筆《黃興集》沒有收，見中華書局《孫中山藏檔選編》——作者注)

作為起義的組織者、領導者，黃興當時也是抱了從容赴義之心的。所以，起義失敗後盛傳他已戰死(實際上他只是負了傷，倖免於難，在香港養傷)，他的朋友楊篤生還為此憂憤交加，在利物浦蹈海自殺。

宋教仁從上海赴廣州前，有人勸阻他，他回答說：“無恐。事成，為四萬萬同胞造幸福;不成，則送我一顆頭顱已矣!”當廣州事敗的消息傳到上海，《民立報》的同人都以為他已獻出“一顆頭顱”。

烈士中的大多數都是文弱書生(海外留學生或華僑居多)，只憑著一腔熱血，卻表現出如此大勇，能夠如此無畏地面對死亡，這才是中華民族希望之所在。壯哉，黃花崗!如今的中國人真應該去讀一讀黃花崗志士們的絕命書，讀一讀那些閃爍著人性中最美好光芒的宣言書。

沒有理想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他們都是那樣年輕，林覺民24歲，方聲洞、喻培倫25歲，林文26歲，所有已知道的烈士平均年齡只有29歲!就是作為領導者的黃興也不過37歲，趙聲31歲。 歷史學家羅家倫以飽含激情的語言寫下：“他們有理想，有信仰，有熱忱。我們現在重讀黃興在發難以前寫下的絕筆，真是堅絕悲壯，雄心萬丈;林覺民留別他父母和愛妻的遺書，則情文並茂，一字一淚，這都是千古不磨，光芒萬丈的文學。這種熱忱的情感，最蘊藏在光明純潔的青年胸中!”沒有青年的理想，沒有對生活的信念，沒有追求理想的熱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