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總理走了。北京十裏長街，自發的送行者百萬計。與此同時，中央緊鑼密鼓地部署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清華、北大批鄧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加之當局對人民群眾悼念總理的百般壓制，3月底、4月初，正值清明前後，人們通過悼念總理來發洩心中的強烈不滿，不約而同地走向天安門廣場，我也是其中的一員。

我在天安門廣場做了什麼

4月2日晚上，我來到廣場。當時的壯烈場面讓我震驚：天安門廣場鋪滿了悼念總理的花圈，廣場周圍的松樹上掛滿了白花，巍峨壯麗的紀念碑被層層疊放的花圈所圍繞，整個廣場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尤其引人駐足的是，花圈上、樹幹上、紀念碑圍欄上貼滿了各種詩抄和小字報，人們以此宣洩長期壓抑的不滿情緒。

當時，我擠到紀念碑漢白玉圍欄邊，看到一份《翻案不得人心》的小字報。這樣的標題反映了人們的政治技巧，“翻案不得人心”本是毛澤東語錄，旨在批判鄧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小字報實際是在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者，他們要翻中國革命的案、翻中國共產黨的案、翻總理的案。這樣翻案不得人心！”這篇小字報的落款是首都人民悼念總理委員會。看完小字報，正打算擠出去，這時聽到後面有人喊：“前邊的女同胞給大家念一念！”隨即有人遞過來一個手電筒。我看了看周圍，只有我一個“女同胞”，知道是在喊我。也許是因為小字報的內容與自己當時的看法一致，也就沒多考慮，在手電筒的映照下高聲念了一遍。剛剛念完，不知是誰領頭唱起了國際歌。接著又有人鼓動我念第二遍，又是國際歌。就這樣，念了五六遍。其實，大家心裏都清楚，在人山人海的廣場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混跡其中。為了安全起見，我終於不再念了，擠出了人群，在夜晚的北京城裏繞了很多圈子，直到淩晨才迂回到學校宿舍。

此後的幾天晚上，我到廣場，只是看小字報和詩抄，沒有再抛頭露面了。當時凡是到過廣場的，都會有這樣的感覺：白天在正式場合公開亮相的“党和國家領導人”，夜晚在天安門廣場被人民群眾罵得狗血淋頭。這種巨大的反差映襯出文化大革命的衰象，廣大人民群眾已忍無可忍，由此形成了晝夜兩重天！

無論我怎麼小心謹慎，還是被公安局盯上了。4月15日上午，我正在給學生上課，被學校的書記叫出來，說是公安局的人找我談話。到了書記的辦公室，有兩位警察在等著我。他們上來就問：“你在廣場都做了什麼？”我認為自己是正確的，所以毫不隱瞞地告訴他們念了一份小字報。於是，他們責令學校領導讓我停職檢查。

我是怎樣走進監獄的

4月16日淩晨3點，一輛警車把我從學校的宿舍帶走了。先是帶到了西城公安分局，次日又到了“炮局”（北京市公安局的拘留所）。為了讓我寫材料，他們讓我住在辦公室，每天有人陪著我。

初生牛犢不怕虎。讓我寫，我就寫，我把這些年的思想認識如實地寫了出來。諸如，張春橋、姚文元是如何歪曲馬克思主義的；江青想當“紅都女皇”，有政治野心；王洪文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缺乏理論水平、領導才能和群眾基礎等等。我當時的想法是，對黨要襟懷坦白，我怎麼想就怎麼說。如果我錯了，你們要能說服我。記得當時有一位頭髮花白的老警察，好像姓王，一直坐在我身旁。我寫一頁，他看一頁，最後他說了一句：“你可真敢寫！”說真的，我當時聽不出來他是什麼意思。一個星期以後，材料寫完了，我就被轉移了。

在警察的押送下，我坐上一輛掛著白窗簾兒的警車。從陽光上判斷，車是一路向南，最後到了一個地方。警察收走了我的私人物品，把我帶進一個房間，隨手把門鎖上了。開始，我還以為這是一個招待所，但看到門上貼的一張發黃的紙，醒目地寫著“監規”，這才意識到，我是進了監獄。

應該說，當時的觸動太大了！儘管對毛澤東的崇拜早已破滅，但畢竟從小是受黨的教育長大的，對共產黨還是熱愛的。我只是意識到黨內一些人出了問題，希望黨能糾正自己的錯誤，從未想過要推翻共產黨！尤其是我一路很順，在學校是紅得發紫的人物，年級組長、共青團書記、党的重點培養對象；多年來一直在學習馬恩原著，是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怎麼會進共產黨的監獄？！

接下來的日子就是頻繁地“提審”。提審我的警察大多是複轉軍人，文化水平較低。在審訊中，我還是這樣的原則，怎麼想就怎麼說，你要說我錯了，必須說服我。我給他們講張春橋提“資產階級法權”存在什麼問題，講斯大林的“大屠殺”如何殘酷，講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等等。看上去，他們似乎沒有聽懂我在說什麼。

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把我當成了天安門事件的要犯。他們從我的宿舍中搜去了日記，其中，1976年4月6日，我記下了“天安門事件的結論”：1.這是一場群眾性的革命行動；2.行動的目標是針對黨內修正主義者；3.任何群眾運動都有過火行為，諸如砸汽車、燒樓房，這是不對的。就是這篇日記，被當時的公安局長劉傳新作為“首都人民悼念總理委員會”的政治結論，寫成簡報，上報中央，我也被他們封為“委員會”的副秘書長。其實，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委員會，我也不是什麼副秘書長。這是他們愚弄人民，將天安門事件編織成“有組織、有預謀”的反革命事件的騙局。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6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市召開萬人批判大會，要把天安門事件的要犯拉去批鬥。之前的幾天，審訊人員加大力度，逼我承認自己是反革命。我不服，隨即寫下了《絕命書》，要效仿拉法格和勞拉，走他們的道路。這不是隨便說說，我確實是有準備的。入獄不久，我每天梳頭的時候，都會把掉下的頭髮收集起來，藏在褥子下面。趁看守人員不注意的時候，搓了一根很長的繩子，這根繩子我至今還保留著。《絕命書》遞上去以後，讓我躲過了一劫，沒有把我拉去參加批判大會。

此後的日子就好過多了。不知出於什麼原因，監獄當局從我的宿舍中拿來了一些書籍。於是，我又接著完成“我的大學”計劃。我把《毛澤東選集》當作歷史資料來讀，把廢牙膏皮卷起來當鉛筆，在草紙上作索引，寫筆記。把蘇聯的《簡明政治經濟學詞典》當作外語教材，從中學習俄文單詞。同時，監獄裏每天會發一份《人民日報》，每晚能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聯播》。這樣，只要每天在學習、思考、關注外邊發生的時事，人就不會被關傻了。

1976年是一個多事之秋。在獄中，經歷了唐山大地震、朱老總逝世和毛澤東逝世。毛澤東逝世的時候，我哭了，哭得很傷心。同牢房的刑事犯看到我感到很奇怪，又不是你爹媽死了，至於嗎？其實，我和當時許多人一樣，不是為毛澤東的死而哭，而是為毛死後的中國前途和個人命運擔憂；只要中國仍在黑暗中徘徊，我的牢獄生活就會遙遙無期。

在監獄中慶賀粉碎“四人幫”

然而不久，我便在10月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現了問題。因為前一天是我的生日，22歲，我記得很清楚。這一天，《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共中央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全集》的工作，由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這句話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通常情況下，一個偉人去世，往往是一個集體班子接替，這麼快就強調“以誰為首”，一定是發生了什麼。緊接著10月10日，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進一步要求“我們要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此後，《人民日報》陸續刊登各省市的表態，堅決擁護中共中央的決定；同時，還出現了“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系列文章，字裏行間透露出“要識別黨內修正主義”的意思。於是，從10月16日開始，我每天用力敲打牢房的鐵門，要求與監獄當局談話，但他們一直不理我。

直到10月20日晚上，看守所所長才把我叫出去。他問我，“你想談什麼？”我說：“中央出事了！”他問：“你判斷，哪些人出事了？”我說：“張春橋、姚文元、江青，還有王洪文、毛遠新……”他接著問我：“如果外面發生的情況和你分析的差不多，你怎麼看待天安門事件？”我說：“天安門事件就是因為反對這些人，才定成反革命事件的。如今這些人成了反革命，你說應該如何解釋呢？”他當即表示：“天安門事件是鐵板定釘，永遠也翻不了！”但他接著又說：“當然了，你放心，你的問題會有新的解釋。”談完話，我平靜了許多，靜觀事態發展。但怎麼也沒有想到，事態發展得這麼快！也就是在這幾天，監獄周圍的城區陸續響起了鞭炮聲，此起彼伏。我當時還很納悶，又不是逢年過節，放什麼鞭炮啊？

10月21日晚上，牢房中的擴音器照常播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聯播》。當播音員以高亢、嘹亮的音調播出“首都150萬軍民歡欣鼓舞，豪情滿懷，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熱烈歡呼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繼承毛主席的遺志，代表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願，一舉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時，新聞還在繼續，整個監區就炸了窩！原來，天安門事件300多人幾乎都關在了“王八樓”。這是一個五角樓，像一個王八，中心是一個圓形，伸出5個筒道，每兩個筒道形成一個夾角，從自己的牢房窗戶可以看到對面牢房的窗戶。在正常情況下，犯人是絕對不許攀上窗戶的。但在這一刻，伴隨著廣播中“四人幫”的名字一一報出，各個牢房中天安門事件的人紛紛爬上了窗戶，我也和大家一樣，把手伸到鐵窗外，揮舞拳頭，高呼打倒“四人幫”，口號響徹雲霄！整個監區沸騰了！人們笑著、哭著、歡呼著；最後，不知是誰領的頭，大家高唱國際歌……這一場面一直持續到《新聞聯播》結束。應該說，發生這樣的事，在共產黨的監獄是史無前例的。看守人員不得不一間牢房、一間牢房地做工作，讓大家平靜下來。

此後，伴隨著社會上要求放人的壓力逐漸加大，到12月初，北京市公安局終於扛不住了，把關押的天安門事件的人集中起來辦了學習班。一個中心議題是，要大家正確對待——當初抓你們是對的，現在放你們也是對的。這就是那個年代的邏輯。

1978年11月，當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