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歷的“四五”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走了。北京十裏長街,自發的送行者百萬計。與此同時,中央緊鑼密鼓地部署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清華、北大批鄧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加之當局對人民群眾悼念總理的百般壓制,3月底、4月初,正值清明前後,人們通過悼念總理來發洩心中的強烈不滿,不約而同地走向天安門廣場,我也是其中的一員。

我在天安門廣場做了什麼

4月2日晚上,我來到廣場。當時的壯烈場面讓我震驚:天安門廣場鋪滿了悼念總理的花圈,廣場周圍的松樹上掛滿了白花,巍峨壯麗的紀念碑被層層疊放的花圈所圍繞,整個廣場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尤其引人駐足的是,花圈上、樹幹上、紀念碑圍欄上貼滿了各種詩抄和小字報,人們以此宣洩長期壓抑的不滿情緒。

當時,我擠到紀念碑漢白玉圍欄邊,看到一份《翻案不得人心》的小字報。這樣的標題反映了人們的政治技巧,“翻案不得人心”本是毛澤東語錄,旨在批判鄧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小字報實際是在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者,他們要翻中國革命的案、翻中國共產黨的案、翻總理的案。這樣翻案不得人心!”這篇小字報的落款是首都人民悼念總理委員會。看完小字報,正打算擠出去,這時聽到後面有人喊:“前邊的女同胞給大家念一念!”隨即有人遞過來一個手電筒。我看了看周圍,只有我一個“女同胞”,知道是在喊我。也許是因為小字報的內容與自己當時的看法一致,也就沒多考慮,在手電筒的映照下高聲念了一遍。剛剛念完,不知是誰領頭唱起了國際歌。接著又有人鼓動我念第二遍,又是國際歌。就這樣,念了五六遍。其實,大家心裏都清楚,在人山人海的廣場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混跡其中。為了安全起見,我終於不再念了,擠出了人群,在夜晚的北京城裏繞了很多圈子,直到淩晨才迂回到學校宿舍。

此後的幾天晚上,我到廣場,只是看小字報和詩抄,沒有再抛頭露面了。當時凡是到過廣場的,都會有這樣的感覺:白天在正式場合公開亮相的“党和國家領導人”,夜晚在天安門廣場被人民群眾罵得狗血淋頭。這種巨大的反差映襯出文化大革命的衰象,廣大人民群眾已忍無可忍,由此形成了晝夜兩重天!

無論我怎麼小心謹慎,還是被公安局盯上了。4月15日上午,我正在給學生上課,被學校的書記叫出來,說是公安局的人找我談話。到了書記的辦公室,有兩位警察在等著我。他們上來就問:“你在廣場都做了什麼?”我認為自己是正確的,所以毫不隱瞞地告訴他們念了一份小字報。於是,他們責令學校領導讓我停職檢查。

我是怎樣走進監獄的

4月16日淩晨3點,一輛警車把我從學校的宿舍帶走了。先是帶到了西城公安分局,次日又到了“炮局”(北京市公安局的拘留所)。為了讓我寫材料,他們讓我住在辦公室,每天有人陪著我。

初生牛犢不怕虎。讓我寫,我就寫,我把這些年的思想認識如實地寫了出來。諸如,張春橋、姚文元是如何歪曲馬克思主義的;江青想當“紅都女皇”,有政治野心;王洪文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缺乏理論水平、領導才能和群眾基礎等等。我當時的想法是,對黨要襟懷坦白,我怎麼想就怎麼說。如果我錯了,你們要能說服我。記得當時有一位頭髮花白的老警察,好像姓王,一直坐在我身旁。我寫一頁,他看一頁,最後他說了一句:“你可真敢寫!”說真的,我當時聽不出來他是什麼意思。一個星期以後,材料寫完了,我就被轉移了。

在警察的押送下,我坐上一輛掛著白窗簾兒的警車。從陽光上判斷,車是一路向南,最後到了一個地方。警察收走了我的私人物品,把我帶進一個房間,隨手把門鎖上了。開始,我還以為這是一個招待所,但看到門上貼的一張發黃的紙,醒目地寫著“監規”,這才意識到,我是進了監獄。

應該說,當時的觸動太大了!儘管對毛澤東的崇拜早已破滅,但畢竟從小是受黨的教育長大的,對共產黨還是熱愛的。我只是意識到黨內一些人出了問題,希望黨能糾正自己的錯誤,從未想過要推翻共產黨!尤其是我一路很順,在學校是紅得發紫的人物,年級組長、共青團書記、党的重點培養對象;多年來一直在學習馬恩原著,是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怎麼會進共產黨的監獄?!

接下來的日子就是頻繁地“提審”。提審我的警察大多是複轉軍人,文化水平較低。在審訊中,我還是這樣的原則,怎麼想就怎麼說,你要說我錯了,必須說服我。我給他們講張春橋提“資產階級法權”存在什麼問題,講斯大林的“大屠殺”如何殘酷,講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等等。看上去,他們似乎沒有聽懂我在說什麼。

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把我當成了天安門事件的要犯。他們從我的宿舍中搜去了日記,其中,1976年4月6日,我記下了“天安門事件的結論”:1.這是一場群眾性的革命行動;2.行動的目標是針對黨內修正主義者;3.任何群眾運動都有過火行為,諸如砸汽車、燒樓房,這是不對的。就是這篇日記,被當時的公安局長劉傳新作為“首都人民悼念總理委員會”的政治結論,寫成簡報,上報中央,我也被他們封為“委員會”的副秘書長。其實,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委員會,我也不是什麼副秘書長。這是他們愚弄人民,將天安門事件編織成“有組織、有預謀”的反革命事件的騙局。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6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市召開萬人批判大會,要把天安門事件的要犯拉去批鬥。之前的幾天,審訊人員加大力度,逼我承認自己是反革命。我不服,隨即寫下了《絕命書》,要效仿拉法格和勞拉,走他們的道路。這不是隨便說說,我確實是有準備的。入獄不久,我每天梳頭的時候,都會把掉下的頭髮收集起來,藏在褥子下面。趁看守人員不注意的時候,搓了一根很長的繩子,這根繩子我至今還保留著。《絕命書》遞上去以後,讓我躲過了一劫,沒有把我拉去參加批判大會。

此後的日子就好過多了。不知出於什麼原因,監獄當局從我的宿舍中拿來了一些書籍。於是,我又接著完成“我的大學”計劃。我把《毛澤東選集》當作歷史資料來讀,把廢牙膏皮卷起來當鉛筆,在草紙上作索引,寫筆記。把蘇聯的《簡明政治經濟學詞典》當作外語教材,從中學習俄文單詞。同時,監獄裏每天會發一份《人民日報》,每晚能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聯播》。這樣,只要每天在學習、思考、關注外邊發生的時事,人就不會被關傻了。

1976年是一個多事之秋。在獄中,經歷了唐山大地震、朱老總逝世和毛澤東逝世。毛澤東逝世的時候,我哭了,哭得很傷心。同牢房的刑事犯看到我感到很奇怪,又不是你爹媽死了,至於嗎?其實,我和當時許多人一樣,不是為毛澤東的死而哭,而是為毛死後的中國前途和個人命運擔憂;只要中國仍在黑暗中徘徊,我的牢獄生活就會遙遙無期。

在監獄中慶賀粉碎“四人幫”

然而不久,我便在10月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現了問題。因為前一天是我的生日,22歲,我記得很清楚。這一天,《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共中央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全集》的工作,由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這句話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通常情況下,一個偉人去世,往往是一個集體班子接替,這麼快就強調“以誰為首”,一定是發生了什麼。緊接著10月10日,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進一步要求“我們要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此後,《人民日報》陸續刊登各省市的表態,堅決擁護中共中央的決定;同時,還出現了“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系列文章,字裏行間透露出“要識別黨內修正主義”的意思。於是,從10月16日開始,我每天用力敲打牢房的鐵門,要求與監獄當局談話,但他們一直不理我。

直到10月20日晚上,看守所所長才把我叫出去。他問我,“你想談什麼?”我說:“中央出事了!”他問:“你判斷,哪些人出事了?”我說:“張春橋、姚文元、江青,還有王洪文、毛遠新……”他接著問我:“如果外面發生的情況和你分析的差不多,你怎麼看待天安門事件?”我說:“天安門事件就是因為反對這些人,才定成反革命事件的。如今這些人成了反革命,你說應該如何解釋呢?”他當即表示:“天安門事件是鐵板定釘,永遠也翻不了!”但他接著又說:“當然了,你放心,你的問題會有新的解釋。”談完話,我平靜了許多,靜觀事態發展。但怎麼也沒有想到,事態發展得這麼快!也就是在這幾天,監獄周圍的城區陸續響起了鞭炮聲,此起彼伏。我當時還很納悶,又不是逢年過節,放什麼鞭炮啊?

10月21日晚上,牢房中的擴音器照常播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聯播》。當播音員以高亢、嘹亮的音調播出“首都150萬軍民歡欣鼓舞,豪情滿懷,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熱烈歡呼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繼承毛主席的遺志,代表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願,一舉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時,新聞還在繼續,整個監區就炸了窩!原來,天安門事件300多人幾乎都關在了“王八樓”。這是一個五角樓,像一個王八,中心是一個圓形,伸出5個筒道,每兩個筒道形成一個夾角,從自己的牢房窗戶可以看到對面牢房的窗戶。在正常情況下,犯人是絕對不許攀上窗戶的。但在這一刻,伴隨著廣播中“四人幫”的名字一一報出,各個牢房中天安門事件的人紛紛爬上了窗戶,我也和大家一樣,把手伸到鐵窗外,揮舞拳頭,高呼打倒“四人幫”,口號響徹雲霄!整個監區沸騰了!人們笑著、哭著、歡呼著;最後,不知是誰領的頭,大家高唱國際歌……這一場面一直持續到《新聞聯播》結束。應該說,發生這樣的事,在共產黨的監獄是史無前例的。看守人員不得不一間牢房、一間牢房地做工作,讓大家平靜下來。

此後,伴隨著社會上要求放人的壓力逐漸加大,到12月初,北京市公安局終於扛不住了,把關押的天安門事件的人集中起來辦了學習班。一個中心議題是,要大家正確對待——當初抓你們是對的,現在放你們也是對的。這就是那個年代的邏輯。

1978年11月,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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