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須科學化系統化提出民生福利扶助措施

前幾天,昨日特區政府官員預言四月一日將會有紓解民困的好消息宣佈時,有網民侃調說,四月一日是西方傳統的「愚人節」,政府專揀這一天來宣佈惠民措施,是否屬於「愚人節新聞」?而昨日特區政府發言人譚俊榮所公佈的一系列新的民生福利扶助措施,卻是實實在在的,是有利於紓解民困、提升居民生活品質的。因此,這並非是「愚人節新聞」,而是能令「天下寒土俱歡顏」的「娛人」新聞。而特區政府挑選四月一日來發佈這一系列新的民生福利扶助措施,可能是必須配合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的會議,另一方面在客觀上也是破除迷信之舉。

據特區政府發言人譚俊榮介紹,特區政府即將推出的陸續實施一系列新的民生福利及扶助措施,涉及經濟財政司、社會文化司及運輸工務司範疇,當中有針對扶助弱勢社群,亦有惠及全民的措施。面向弱勢社群的新措施主要是增加了受惠人數,並上調相關金額。系列措施包括:調升最低維生指數;調升三類弱勢家庭特別生活津貼的入息上限,並上調津貼金額;調升短期食物補助計劃的入息上限;增強「積極人生服務計劃」及「小區就業輔助計劃」的支援;延續發放「租金津貼」,幫助特別困難援助金家庭緩解租金壓力;調升養老金;調升殘疾金;調升社會救濟金;繼續豁免社會房屋住戶今年四至六月的租金;針對低收入的全職工作受雇人士,延長實施「工作收入補貼臨時措施」並上調補貼金額等。

惠及全民的提升福利措施則包括:提升住宅電費補貼至每月一百八十元;提早兩個月發放新一期醫療券。在教育領域,由二零一一/二零一二學年起,提高免費教育津貼金額、調升學費津貼、書簿津貼、經濟困難學生的學費援助、膳食津貼及學習用品津貼。

譚俊榮透露,除上述系列措施外,特區政府還與內地有關部門建立溝通機制,確保內地食品和貨物能保障對澳門供給。同時積極協助澳門業界引入新貨源,增加供貨商,開闢新的供貨地等,並協助業界掌握最新市場資訊,為降低輸澳貨品價格創造條件。特區政府在推出紓困措施的同時,將繼續研究調升社保供款額以及訂定最低工資等長遠政策。1

這一系列新的民生福利扶助措施,受惠者是表示歡迎的,但也有批評聲音。有不同聲音,在多元社會是再也正常不過的事。只要抱著「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態度,尤其是被批評者能秉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理念,不斷地改進工作,就能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最多民眾的擁護和支持。

實際上,正因為澳門是個多元社會,就很難做到每一項措施都得到所有的民眾的滿意,有時還會出現「父子騎驢」的情況:無論是父親單人、兒子單人、父子雙人騎驢,還是父子乾脆兩人都棄騎走路,都會有一部份人持批評意見。這就只能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了。

但回過頭來說,學者今次發表的意見,確實是值得注意。理工學院副教授蘇文欣批評政府只是在過往基礎上對弱勢群體增加金錢援助,面對通脹壓力束手無策;澳大商業經濟學副教授蕭志成亦認為措施不足,電費補貼增至每月一百八十元對紓緩通脹是名義多於實質。都有一定的道理。實際上,因為特區政府今次提出的惠民措施,雖然也有適當地惠及全民,但基本上還是以照顧弱勢群體和低下階層為主。這樣做當然是對的,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適當地向弱者傾斜,使其逐漸惡化的生活狀況有所補強,避免進一步邊緣化,這正是標榜「以人為本」的政府應該採取的措施。

但必須注意的是,最近一段時期的民困態勢,主要是由通貨膨脹引起。本來,在人民幣持續升值,而澳門的主要日用品供應是來自內地,及其他各種因素的疊加發酵之下,而形成的。但現在再加上日本地震所引發的複合性災害,導致來源於日本的貨物斷供,而引發的外來性通脹,對市民的威脅更大。

通脹是「一視同仁」的,即所有人都受通脹影響,不單止是弱勢群體。在政府首先著重支援弱勢群體之下,中產階層就將會由「次要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成為通脹的主要受害者。因為他們「高不成」--不像高收入者那樣,具有較強的抗通脹能力;「低不就」--不象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那樣,受到政府特別照顧,因而其受害情況就更形突出。此即是社會學者所指的「中產階層M型效應」之所在。

其實,中產階層也是穩定人心的重要目標,而且更為重要。因為中產階層的政治訴求較多,不象低下收入階層的社會訴求多是反映在民生方面。如果中產階 層認為自己的正當利益得不到凸顯和照顧,其提出的社會訴求就不單止是民生方面,而是還將增加政治方面的訴求。因此,無論是在中國內地,還是在西方若干國家和地區,都開始注意起中產階層的境遇起來。

在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第三部分「二零一一的工作」中,第一項就是「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並指出物價上漲較快,通貨預期增強,涉及到民生,關係到全局,影響到穩定。而民生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十分重要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通脹已成為國民經濟平穩運行的一大障礙。對勞動者而言,如果工資增長速度低於物價上漲速度,就會導致實際購買力下降,人們實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從不同的社會階層來看,受通脹影響最大的是弱勢群體和低收入人員,他們抵抗通脹的能力最弱,也最容易在通脹發生的時候陷入失業和貧困。因此,特區政府必須以最大的決心、適當的部署,加強各部門的協作,努力紓解民困,協助市民對抗通脹。

因此,特區政府在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的基礎上,還須科學化、系統化地研究一整套協助全澳居民,包括弱勢群體和中產階層以至高收入階層對抗通貨膨脹的辦法。特首崔世安曾向中央求助,確保內地食品和貨物能保障對澳門供給和價格穩定,這是最基本的,還有其他的工作要做。能否藉著《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直接與廣東進行協商,建立供澳副食品基地,減少中間環節?

從目前情況看,困擾澳門的,除了通脹這個非常態的問題之外,最關鍵的是屬於常態性的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的問題。實際上,收入分配始終是一個關係到最廣大群眾的利益,關係到廣大市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充分發揮的重大問題。一些國家和地區就是因為沒有處理好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的關係,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甚至催發動亂,這方面的深刻教訓值得吸取。而現在澳門所存在的「分配不公」的問題,分為三個層次。其一是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並沒有與社會生產總值(GDP)及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率同步提升;其二是兩極分化嚴重,導致貧富懸殊,「基尼系數」處於臨界點;其三是中產階層處於「M型化」的尷尬境地,當連中產階層也高喊「買不起樓」,過不上小康生活時,就很容易會演變成社會危機甚至是政治危機。

因此,單是採取「補貼」措施,仍不足夠。可從內地正在研究調整個人入息稅起徵點方面考量。現在澳門職業稅的起徵點,隨著物價指數的增高,已不適應實際情況。可否適當提高起徵點?這是對中產階層的「扶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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