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因“天安門事件”遭受政治磨難

“天安門事件”的爆發成了聲討“四人幫”的主要戰場

1975年,周總理病重期間,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同“四人幫”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進行了一系列的整頓工作,給遭受林彪、“四人幫”災害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希望。可是,“四人幫”卻利用各種機會,不斷地向毛澤東吹風,說鄧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傾翻案風”。毛澤東支持鄧小平搞整頓,抓生產,卻難以容忍鄧小平否定由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就在這一年的冬天,毛澤東發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鄧小平被定為“右傾翻案風”的“風源”。但是,對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廣大幹部和群眾是想不通的,因為他們親眼目睹並切身體驗到了鄧小平在主持工作期間各項建設事業所取得的成績,也看清了“四人幫”的危害性,因此,他們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抵制這場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全中國人民沉浸在極大的悲哀之中。

在討論誰為周恩來致悼詞時,“四人幫”更是有意把鄧小平排除在外。只是由於葉劍英的堅持,“四人幫”才只得作罷。

1月15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為周恩來致悼詞。這也是1976年鄧小平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中國電視屏幕上的最後一次露面。

10多天后,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即1976年一號文件:“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一號文件”下發後,鄧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專管外交。實際上,“專管外交”也是形同虛設。他在黨內、政府內和軍內的職務雖然還沒有免除,但實際上已不能工作。

這時,“四人幫”也加緊了“批鄧”的節奏。3月3日,中共中央將經毛遠新請示,毛澤東同意,由毛遠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以中央文件形式下發,作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指導文件。同一天,中共中央轉發了毛澤東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講話,要求組織縣、團以上幹部學習。“批鄧”運動正式在全黨大規模開展進行。在這新一輪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衝擊下,1975年以來經過全面整頓剛剛出現的穩定和經濟上升的局面遭到了破壞,全面整頓中提出並實行的許多正確的政策和措施被取消和批判,在整頓中被撤職和調離的一些造反派頭頭和武鬥分子重新殺回,各地的派性和武鬥戰火重新燃起。許多地方社會再次陷入混亂,工業企業完不成任務,工廠停工,甚至連工人的工資都發不出來。一些鐵路樞紐重新癱瘓,交通堵塞,貨物積壓,列車晚點。全國再度陷入大動亂、大批判的局面。

總理去世,人民已經悲痛萬分。“四人幫”肆無忌憚地“批鄧”,更激起了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4月4日是星期天,也是中國的傳統節日清明節,天安門廣場的活動達到了高潮。雖然“四人幫”下了這是“鬼節”,不許悼念的禁令,但是首都人民不怕跟蹤盯梢,不怕打擊陷害,爭先恐後地湧向天安門廣場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僅這一天到天安門廣場的群眾就達200萬人次以上。這場聲勢浩大的自發的群眾運動,從悼念周恩來開始,一直發展到聲討“四人幫”、擁護鄧小平的人民抗議運動。在抗議的人群中,有的展開用鮮血寫成的悼詞,表達失去周總理的沉痛心情;有的憤怒聲討“四人幫”,公開為鄧小平辯護;還有的人在天安門廣場周圍的松樹上掛了許多小瓶子,呼喚“小平”,表達對鄧小平的敬意。天安門廣場成了聲討“四人幫”的主要戰場。

1976年“天安門事件”時,“我已經不能同外界接觸了”

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和抗議活動,引起了“四人幫”的極大不安。他們在暗中加緊進行對這場人民抗議運動的鎮壓活動。

4月2日,在“四人幫”的直接操縱下,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1個3層小灰樓內,成立了1個由首都民兵、警察、衛戍區部隊組成的“聯合指揮部”,抽調民兵和警察3000人及部分部隊,做好了隨時出動的準備。當日下午,指揮部就擬定出了《對天安門廣場出現各種問題的處理辦法》,提出了具體對群眾進行鎮壓的措施。

4月3日淩晨,王洪文親自到天安門廣場查看情況。當他看到如山如海的花圈和詩詞挽聯時,指示公安部馬上派人去拍攝那些“反動詩詞”,以做日後“破案”的證據。姚文元也立即打電話給《人民日報》說:“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活動是反革命性質的。”按照王洪文的指示,公安部門派出便衣在天安門廣場到處拍照取證,並且開始抓人。至當晚10時,天安門廣場就抓了26人。

4月4日晚,華國鋒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會議把天安門廣場悼念活動的性質定為“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會後,毛遠新把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情況和會議決定,當面報告了毛澤東。報告中說:“這次是反革命性質的反撲”,“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去年鄧小平說‘批林批孔’就是反總理”,今年“就抬出總理做文章,攻擊‘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反總理,利用死人壓活人”。毛澤東圈閱了這個報告。

“四人幫”為了達到他們打倒鄧小平、將鄧小平置於死地的目的,竟說他是事件的總後台。事實上,“天安門事件”期間,鄧小平正住在位於寬街的家裏,已完全處在與外界隔絕的狀態,跟事件毫無關係。後來鄧小平在1979年9月明確地說:“說我是‘天安門事件’的後臺,其實,當時我已經不能同外界接觸了。”

當時,雖然群眾對“四人幫”瘋狂打擊、誣陷鄧小平同志憤憤不平,但在天安門廣場活動的最初幾天,在詩詞、傳單中,並未提到鄧小平,“四人幫”及其心腹沒有找到下手的機會。有一次,人民日報的《情況》登了一期所謂“一小撮階級敵人在天安門廣場”的罪證照片,姚文元看後大發雷霆,立即打電話給他的心腹說:“為什麼用這些照片?雜亂無章,有打破頭的,沒有一張與鄧小平有關係的。”為了搞“與鄧小平有關係的”,他們竟然從鄧小平的親屬身上打主意。

同“四人幫”這些人打了這麼多年的交道,鄧小平太瞭解他們了。所以,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開始後,鄧小平一再叮囑全家人,在這個時刻,不許去天安門廣場,不能給“四人幫”以任何藉口。因為當時正在“揪後臺”,他們正在說鄧小平是這場運動的“大後臺”。如果在天安門廣場現場抓到鄧小平的家人,那就會立刻成為他們栽贓的“證據”。鄧小平的家人知道,這時的政治形勢已經發展到了十分危急的時刻,所以他們都服從大局,遵從他的命令,不去天安門廣場。

4月5日淩晨1時,在做足了輿論上的準備之後,“四人幫”開始對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進行大規模的鎮壓。晚6時30分,天安門廣場所有的高音喇叭同時開足了音量,反復廣播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奉命發表的廣播講話。講話宣佈“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求在場的群眾立即離開廣場。9時30分,1萬名民兵和3000名警察進入天安門廣場,包圍了滯留在廣場的群眾。當晚,無數群眾受到殘暴的毆打和逮捕。這就是我們黨和共和國歷史上著名的“天安門事件”。

“我出不出來沒有關係,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

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隨即結束。

“四人幫”被粉碎了,但是,鄧小平的政治命運並沒有立即得到改變。當時,中央還在重申“批鄧”,仍不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鄧小平雖然已回到寬街的家裏,但仍處於被軟禁的狀態。儘管如此,鄧小平仍然給華國鋒寫信,對中央採取斷然措施解決“四人幫”表示由衷的高興和堅決的支持。但是,對鄧小平的表態,華國鋒不予置理。

這時,社會上要求鄧小平複出的呼聲卻越來越高,葉劍英等許多老同志都在四處活動,並向華國鋒提議,儘快讓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恢復他原來的職務。在葉劍英等人的努力下,12月14日,中央作出決定,恢復鄧小平看文件,當時,鄧小平正因病住在301醫院。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前,華國鋒有個講話稿,送給葉劍英提意見。葉劍英提了兩條:一是“天安門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對鄧小平同志的估價,應把提法改變一下,為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創造有利條件。講話稿的起草人對葉帥說,您的幾條意見,我們已向華主席反映了,已按您的意見修改了,對小平同志的評價已改得很好了。可是在會上華國鋒的發言和下發的稿子還是講“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然肯定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正確的。

“天安門事件”是毛澤東點了頭、定了性的,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無疑就是否定了毛澤東。所以華國鋒才這樣推三阻四,諱莫如深。但是,面對黨內外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強烈要求,特別是老同志的極力呼籲,華國鋒也不能無動於衷。他在會議結束前不得不表示,“要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他又附加了1個苛刻條件,就是讓鄧小平對“兩個凡是”表態,對“天安門事件”表態。這年的3月,他派中央辦公廳的兩位負責人汪東興、李鑫專程去看鄧小平。要他寫個文件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鄧小平斷然拒絕了這一要求。他說:“‘兩個凡是’不行。我出不出來沒有關係,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他還說:“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

面對越來越強烈的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呼聲,黨中央終於作出了順乎民心的決定。在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恢復了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1978年11月,陳雲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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