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39歲的博古隕落於晉北的崇山峻嶺之中。這位24歲就登上中共權力最高峰的政治人物，曾有過炫目而又短暫的輝煌，以致在其走後的60多年裏；依然是歷史話題中的核心人物。

很少有人把秦鐵這位瘦削的七旬老人與“中共前最高領導人的兒子”聯繫在一起。?0歲的秦鐵開了一輩子遠洋貨輪。退休後，他又開始了另一個頗不平凡的“航行”－－探尋父親博古的歷史軌跡。

未兌現的禮物

說起來已經是64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很多細節卻依然清楚地印在我腦海裏。我還記得那天晚上，媽媽告訴我：“你爸爸明天就回來了，我們明天一起去機場接他。”我聽到後，高興地在窯洞的床上跳來跳去。其實對只有6歲的我來說，更讓我興奮的，不是要看見爸爸了，而是終於盼到他臨行前答應要送給我的禮物了。

我是長在延安的“土娃子”，既沒有什麼是“漂亮”的概念，也沒有男孩子該穿什麼、不該穿什麼的概念，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有一雙紅皮鞋。除了紅皮鞋，我還要爸爸給我帶一簍橘於回來。

4月8日一大早，媽媽就帶著我去延安機場接爸爸。中午一過，毛澤東、朱德、任弼時、劉伯承、林伯渠等人也陸續到了機場。飛機上一共有13名乘客，除了爸爸，還有王若飛，剛剛被釋放的新四軍軍長葉挺及夫人李秀文、11歲的女兒葉揚眉和3歲的兒子阿九，以解放區職工代表身份出席巴黎世界職工代表大會的鄧發也搭機回延安。

延安的氣候一向乾燥，可是那天很奇怪，偏偏起了霧，而且是大霧，淅淅瀝瀝又下起了雨，稍遠一點的地方都看不清。大家悄悄議論：這樣的陰雨天氣，飛機能按時到嗎?大約14點左右，低低的雲層裏響起飛機聲。大家都說：“來了，來了!”但是除了厚厚的雲，什麼也看不見。轟鳴聲持續了一會兒，由遠及近，又由近而遠，越變越小，直到漸漸消失……我和媽媽都很失望。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還不見飛機出現，大家有些失望，一直到16點，人群慢慢散去。有人安慰我媽媽說：“霧大，能見度差，飛機肯定返回重慶或者先降到西安，過兩天會再回來的，不要擔心。…

接下來的兩天仍是陰雨綿綿。之後的情況讓大家都有一種不祥之感：延安與重慶、西安聯絡，兩個地方都回答說沒見過這架飛機返回。幾天後，我們家的窯洞裏，來來往往的人突然增多了，安慰的、陪我媽哭的……我們才知道，4月8日當天飛機在260公里之外的黑茶山失事。

父親下葬的那天，棺材埋好以後，墳頭上插了個木板兒，媽媽說：“俠兒，這是你跟你爸爸的最後一面，你給爸爸磕個頭吧……”我死活不幹：“這就是個土包包，我給土包包磕什麼頭啊?”媽媽說那裏面埋的是父親，我也不相信；後來媽媽打了我，我才勉強跪了一下，也沒有磕頭。這麼多年過去，想起這個我就難受，最後悔沒給父親磕最後一個頭。

特殊的家庭

5歲那年，我和二哥、二姐跟父親一起拍了一張照片，這是我們唯一的全家福，儘管上面還缺了3個孩子。

我的其他5位哥哥姐姐都是父親與第一位夫人劉群先所生的。劉群先是我們黨內資歷很老的一位女幹部。1927年，她被派往中山大學學習，在一次會議上她與父親結識，第二年5月兩人結婚。

1931年，大哥出生，父親給他取名“秦鋼”，小名阿土。阿土出生後不久，就被送到無錫老家。1933年初，父親與陳雲從上海撤到江西蘇區。從國統區到根據地，路途險惡，他們還要化裝繞道而行，所以已經懷孕的群先媽媽只能獨自留在上海。5月，群先媽媽生了個女兒，取名“摩亞”——俄文”55月”的意思。摩亞還沒滿月，群先媽媽讓自己的姐姐照看這個孩子。大姐摩亞就一直在無錫的姨媽家。高小畢業後，姨媽再也無法供摩亞姐姐繼續上學。失學後，摩亞給人做過零工，幫人洗衣服做針線活掙錢。15歲時還被拐騙到四川。解放後，在組織的幫助下，大姐才回到我們身邊。

1936年，紅軍長征到了陝北時，群先媽媽生下了二哥阿福，是第一批“延安娃”。1942年二哥到了該上學的年齡，父親要給他取一個正式名字。他可能太投入工作，忘子在無錫老家的阿土叫“秦鋼”，又給二哥起了個秦鋼。解放後我們全家團聚時，就用大秦鋼和小秦鋼來區分他們。大秦鋼上大學時不幸染上肺病，1956年去世。

1939年，中共方面決定把一些身體不太好的人送到蘇聯去治病，包括賀子珍、群先媽媽、李維漢的夫人金維映等都去了蘇聯。群先媽媽離開國內時候已經有孕在身，不久，她在蘇聯生下了一個女兒，取名“吉瑪”。吉瑪姐姐出生後不久，便被送到了蘇聯的一家保育院，後來轉入莫斯科伊萬諾夫兒童院。父親1930年回國後，再沒去過蘇聯，後來也沒有聯繫。所以父親生前壓根兒就不知道還有這麼一個女兒。

1954年，吉瑪姐姐和40多個在蘇聯長大的中國孩子一起回國。唯一能證明她身份的是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名蘇聯護士抱著半歲左右的吉瑪，後面有兩行用紫色墨水寫的漢字：“博古劉群先的孩子。”據說是劉群先親筆題寫的。有一天，媽媽接到通知，說讓她到中組部領博古的女兒。等見了面一看，媽媽覺得吉瑪長得挺像父親，確實是我們家的孩子，就把她領了回來。

這樣的事情放在今天來看，太讓人不可思議，可是當時就是這種情況。當年中共很多幹幹部都把孩子留在老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陸陸續續把孩子找回來，其中包括林伯渠的兒子和鄧子恢的兒子。林老給兒子取名林秉蘇，鄧子恢給兒子取名鄧瑞生，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周圍人發現，鄧瑞生長得越來越像林老，而林秉蘇長得越來越像鄧子恢，原來是老鄉們把他們倆弄混了。林老和鄧子恢商量了之後，把孩子換了回來，但名字都沒有改。

父親去世前，小秦鋼、新華(二姐)和我在父母身邊生活。解放後另外幾個才從四面八方聚集到北京。我們家的這些孩子，沒有在一個家庭共同生活的經歷，所以也不像普通家庭裏的兄弟姐妹那樣感情親密。

退出權力

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父親與周恩來、張聞天與項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父親任總書記。

不久長征開始，父親與周恩來、李德組成了“軍事領導三人小組”。他們的分工是：秦邦憲(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施。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是公認的中共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其實在談到這段歷史時，很多人忽略了一點：父親作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主持了整個會議。這次會議有幾項重要決定：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來的“三人團”，仍由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其中周恩來是“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又確立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這次會上，並沒有讓李德發言，我後來從父親留下的筆記中看到，會上，當其他同志向他發難時，他沒有打斷任何人的發言，也沒有提出中止會議。父親雖然在事實上失去了領導權，但此時，他仍然保留著總書記的頭銜。

2月5日，在雲南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來找到父親說：蔣介石文武雙全，知識面廣，又有政治手段，我們必須要找個比他強的人領導。我考慮了很久，這個人是毛澤東。周恩來表示，中國革命要打倒蔣介石，必須由毛澤東領導。現在我們商量由張聞天接替你當總書記，也是過渡的。

父親聽罷，認為周恩來說的有道理，他沒有任何怨言，立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員會的印章、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印章與中央書記的條形章都交給周恩來。從此，張聞天擔任了黨中央總負責人。如果說父親早期還對自己的指揮權被剝奪有一些想法，到了後來，他則完全信任毛澤東的軍事指揮，並發自內心地支持他。當張國燾要帶著紅四方面軍南下的叫候，還曾經找過我父親，反復強調說遵義會議不合法，四方面軍不同意。但是父親沒有動搖。後來毛澤東向周恩來說：“秦邦憲是一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

我的母親

父親犧牲的時候，媽媽才35歲，當時很多入勸她重新組織家庭，媽媽回答：“如果我再組織家庭，那博古的孩子怎麼辦?他們就成孤兒了。”後來很多叔叔阿姨跟我說：“秦鐵，我們佩服的人中，你媽媽是第一人。為什麼?她出自對你爸爸的感情，一個人把這麼多孩子養人，而且不偏不向，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

其實我的母親張越霞也是位很了不起的革命者。1927年，16歲的她加入共產黨。第二年，她與同鄉張紀恩一起到了上海，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為了更好地掩護中共機關，周恩來建議他們最好以夫妻名義在一起。周恩來徵求我媽媽意見，媽媽也表示同意。媽媽和張紀恩後來也真的結為夫妻，1930年，他們生了一個女兒。張紀恩以他父親的名義租下此房，他說自己是“小開”，來滬求學住於此。媽媽和張紀恩住在樓下，樓上的亭子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的會議室和看文件的地方。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協助國民黨在上海大肆逮捕共產黨領導人。當時黨中央決定讓向忠發立即離開上海前往蘇區。但是向忠發卻堅持在離開前與其愛人楊秀貞見面，而且一直拖到次日下午才想離開，結果被抓。

向忠發被捕後很快就供出了中央的組織狀況和人員名單。6月23日淩晨，憲兵和警察包圍了房子，媽媽聽到急促的敲門聲，意識到中央機關已被發覺。無論在偵緝隊還是在龍華警備司令部，媽媽在幾次提審中堅持說自己叫黃張氏，是鄉下來的女人，不識字，也不知道丈夫是做什麼的。敵人沒什麼證據，只好將她取保釋放，張紀恩則以“窩藏赤匪，隱而不報”的罪名，被判5年。他們倆的女兒死在巡捕房的孤兒院裏。媽媽出獄後彙報了張紀恩在獄中的表現，她認為張紀恩不堅定，表示要與他斷絕夫妻關係。後來張紀恩幾次要和我媽媽恢復夫妻關係，媽媽始終不同意。

解放後，媽媽向組織提出：要找回秦邦憲的孩子。在外地的大哥大姐都到了北京。現在想起來，媽媽很不容易，當時我們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