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中國內地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這場運動不僅在內地得到蓬勃開展，還波及到港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當時，在香港的左派人士對香港因勞資問題引起的工人罷工事件推波助瀾，將這一維護自身權益的經濟問題上升到政治鬥爭的層面，導致了一場激烈的“反英抗暴”鬥爭。

鎮壓工潮釀成“五月風暴”

20世紀60年代，香港逐步完成了從轉口港時期向工業化時期的過渡。但是，香港的民眾並未能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勞資矛盾尖銳。 進入60年代後，香港工人為改善生活待遇的鬥爭非常活躍。

1967年，因勞資糾紛而引發的香港工潮迭起，尤其是九龍的香港人造塑料花廠等企業相繼發生的工人罷工，激起了華人團體和企業的有力聲援，人們仿照內地“文革”的方武，手捧“紅寶書”，高呼口號，參加示威遊行、張貼大字報等以多種形式與港英軍警進行鬥爭。

1967年5月4日，港英警方開始介入九龍人造塑料花廠的罷工事件，毆傷工人多名，拘捕21人。11日，人造塑料花廠罷工工人和支持群眾舉行示威，要求增加工資，港英警察出動近600名警察和機動部隊鎮壓，逮捕示威群眾400多人，並實行宵禁。這就是著名的“五月風暴”。

16日，左派工人宣佈“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緊急委員會”成立，由該組織領導群眾與港英開展鬥爭。22日，前往港督府的示威隊伍途中遭到警方阻止和毆打，200多入受傷，多人被拘捕，送上法庭和投入監獄。港府當天宣佈了緊急法令。從23日起，港九巴士、電車、小輪、電廠、煤氣等眾多企業的工人陸續舉行罷工，左派工人除遊行集會外，還製作上制炸彈和假炸彈在街頭困擾軍警。原來單純的勞資沖突，終于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群眾與政府之間的對立和沖突。

內地啟動強大的輿論工具

就在港英當局鎮壓左派工人的時候，1967年5月下旬，內地相繼掀起聲援浪潮，被紅衛兵所控制的外交部，顯然希望事態盡量擴大，把香港社會盡量搞亂，趁機收回香港。針對英國方面的鎮壓行動，5月24日，周恩來約見夕協、外交部和港澳工委的負責人指出:“中國政府作出反應是必要的，但基於我國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和政策，又要十分注意鬥爭的方式方法和策略，要注意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要文鬥，不要搞武鬥。武鬥會遭英方鎮壓，且容易被美國利用。”

周恩來還對香港工委指出:香港工人可以搞一些臨時的突發性的罷工，不要搞像1925年省港總罷工的形式，因為時代不同了。1925年在香港投資的主要是外商。搞總罷工可以使香港成為死港，而60年代香港的主要投資者是華商，香港70％的日用品和90％的副食品都是我國供應的，如果搞總罷工，日本商人就會去占領這些市場。另外，搞長期罷工，工人無工資收入，生活要靠國家救濟，這會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對我國不利。

另外，周恩來還強調，“不要馬上提出收回香港!(新華社)總社和分社兩方面可以適當配合做好宣傳計劃，揭露港英當局在政冶上的迫害，經濟上的剝削，使香港居民激發愛國情緒和意志，敢於參加鬥爭，仇視、鄙視、蔑視英帝。”

當時，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態度很鮮明，就是保持香港現狀。然而，在極左思潮的沖擊下，周恩來的指示並沒有得到貫徹，相反，有關部門還搞了一系列極左行動，使得鬥爭逐步升級，事態越鬧越大，致使我方騎虎難下，很是被動。

當時，中國內地新聞媒體直接受“中央文革”小組控制，《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統稱“兩報一刊”)和廣播電台針對香港的“反莢抗暴”事件不斷發表消息和社論。在輿論導向的影響下，全國人民紛紛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聲討港英當局的暴行。

北京的紅衛兵造反派放火燒毀了英國駐北京代辦處。廣東惠州地區的寶安縣城和深圳鎮的民眾亦頻繁地集會和示威遊行。當遊行隊伍行進到羅湖、文錦渡等邊界地區的時候，大家高呼口號，群情激昂。遊行示威的深圳民眾對邊界上敵方炮樓的英警怒目而視，遊行隊伍久久不願離開。

在粵港邊境沙頭角中英街，華界一側更是用高音喇叭天天宣傳播放，使街對面英界方圓幾十裏都可以聽得到。

受內地輿論影響，英界沙頭角地區的民兵不嘩人居民也自發組織了遊行隊伍，在街上參加抗英遊行。

1967年6月9日，遊行隊伍擁人沙頭角中英街，向英方居民散發大量傳單和慰問信，被英警阻攔。10日，新界左派群眾在新樓街舉行“反迫害誓師大會”，華界民眾隔岸聲援。同一天，沙頭角人民公社在鹽田港舉行抗議集會，有數千香港漁民介入，一度包圍了警署。

中英街槍戰釀成傷亡事件

7月8日上午，事態進一步擴大，英界沙頭角的居民到華界參加聚會，會後分路遊行，當遊行隊伍經過沙頭角警署時，警察和防暴隊突然向遊行群眾開槍和發射催淚彈，還向中方境內開槍掃射。中方邊防部隊在鳴槍示警無效後，被迫進行自衛還擊。

英方開槍後，沙頭角的民兵准備沖過去，說要解放香港，邊防一度很緊張。當時，寶安縣委直接與周恩來總理通電話匯報，總理制止了民兵沖擊香港的行為。

當時，沙頭角的氣氛很緊張，隨時可能一觸即發。港英當局不僅在沙港邊界地區增加了警力，而且在中英街附近村莊的高地架設了機槍和高射炮，還在新樓街中英茶餐廳堆起沙包並駐紮炮臺，一排排警車則停放在英界新村那邊。

英警開槍射擊後，英界各村的數百名老鄉集合起來，趕到英界聯鄉會強烈抗議。沙頭角及周邊的民兵也集結到中英街向英警挑戰，解放軍邊防戰士也做好了備戰。

港英軍警有24門重機槍對著中方，還有六門大炮和追擊炮。當時，華界沙頭角各路人馬已全部匯齊，這些人中間，不但匯集了部隊各級軍事指揮員，還有地區、縣、公社的－些負責後勤供應的地方幹部。

據當時駐守在中英街的解放軍邊防部隊的一位老戰士回憶:當時，民兵和居民的情緒都比較激動，華界有些人就拿漁炮打過來，沖突又起。於是，雙方在警崗打起來，民兵都沖過去了，華界有一位民兵拿了汽油想燒港方的港亭，走到崗樓下就中槍死了””中英雙方互相開槍射擊，中方死1人，傷8人；英誓死5人，傷12人。此次邊界沖突被稱為“沙頭角事件”。 事件結束後，英方調集了大批正規牢，替換原位于英界一側的英國警察。

1979年，國務院華僑事務辦公室主任廖承志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港澳工作會議。會議重申了中央對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同時指出:“1967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