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中英沙頭角邊界衝突始末

1966年5月,中國內地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這場運動不僅在內地得到蓬勃開展,還波及到港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當時,在香港的左派人士對香港因勞資問題引起的工人罷工事件推波助瀾,將這一維護自身權益的經濟問題上升到政治鬥爭的層面,導致了一場激烈的“反英抗暴”鬥爭。

鎮壓工潮釀成“五月風暴”

20世紀60年代,香港逐步完成了從轉口港時期向工業化時期的過渡。但是,香港的民眾並未能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勞資矛盾尖銳。 進入60年代後,香港工人為改善生活待遇的鬥爭非常活躍。

1967年,因勞資糾紛而引發的香港工潮迭起,尤其是九龍的香港人造塑料花廠等企業相繼發生的工人罷工,激起了華人團體和企業的有力聲援,人們仿照內地“文革”的方武,手捧“紅寶書”,高呼口號,參加示威遊行、張貼大字報等以多種形式與港英軍警進行鬥爭。

1967年5月4日,港英警方開始介入九龍人造塑料花廠的罷工事件,毆傷工人多名,拘捕21人。11日,人造塑料花廠罷工工人和支持群眾舉行示威,要求增加工資,港英警察出動近600名警察和機動部隊鎮壓,逮捕示威群眾400多人,並實行宵禁。這就是著名的“五月風暴”。

16日,左派工人宣佈“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緊急委員會”成立,由該組織領導群眾與港英開展鬥爭。22日,前往港督府的示威隊伍途中遭到警方阻止和毆打,200多入受傷,多人被拘捕,送上法庭和投入監獄。港府當天宣佈了緊急法令。從23日起,港九巴士、電車、小輪、電廠、煤氣等眾多企業的工人陸續舉行罷工,左派工人除遊行集會外,還製作上制炸彈和假炸彈在街頭困擾軍警。原來單純的勞資沖突,終于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群眾與政府之間的對立和沖突。

內地啟動強大的輿論工具

就在港英當局鎮壓左派工人的時候,1967年5月下旬,內地相繼掀起聲援浪潮,被紅衛兵所控制的外交部,顯然希望事態盡量擴大,把香港社會盡量搞亂,趁機收回香港。針對英國方面的鎮壓行動,5月24日,周恩來約見夕協、外交部和港澳工委的負責人指出:“中國政府作出反應是必要的,但基於我國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和政策,又要十分注意鬥爭的方式方法和策略,要注意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要文鬥,不要搞武鬥。武鬥會遭英方鎮壓,且容易被美國利用。”

周恩來還對香港工委指出:香港工人可以搞一些臨時的突發性的罷工,不要搞像1925年省港總罷工的形式,因為時代不同了。1925年在香港投資的主要是外商。搞總罷工可以使香港成為死港,而60年代香港的主要投資者是華商,香港70%的日用品和90%的副食品都是我國供應的,如果搞總罷工,日本商人就會去占領這些市場。另外,搞長期罷工,工人無工資收入,生活要靠國家救濟,這會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對我國不利。

另外,周恩來還強調,“不要馬上提出收回香港!(新華社)總社和分社兩方面可以適當配合做好宣傳計劃,揭露港英當局在政冶上的迫害,經濟上的剝削,使香港居民激發愛國情緒和意志,敢於參加鬥爭,仇視、鄙視、蔑視英帝。”

當時,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態度很鮮明,就是保持香港現狀。然而,在極左思潮的沖擊下,周恩來的指示並沒有得到貫徹,相反,有關部門還搞了一系列極左行動,使得鬥爭逐步升級,事態越鬧越大,致使我方騎虎難下,很是被動。

當時,中國內地新聞媒體直接受“中央文革”小組控制,《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統稱“兩報一刊”)和廣播電台針對香港的“反莢抗暴”事件不斷發表消息和社論。在輿論導向的影響下,全國人民紛紛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聲討港英當局的暴行。

北京的紅衛兵造反派放火燒毀了英國駐北京代辦處。廣東惠州地區的寶安縣城和深圳鎮的民眾亦頻繁地集會和示威遊行。當遊行隊伍行進到羅湖、文錦渡等邊界地區的時候,大家高呼口號,群情激昂。遊行示威的深圳民眾對邊界上敵方炮樓的英警怒目而視,遊行隊伍久久不願離開。

在粵港邊境沙頭角中英街,華界一側更是用高音喇叭天天宣傳播放,使街對面英界方圓幾十裏都可以聽得到。

受內地輿論影響,英界沙頭角地區的民兵不嘩人居民也自發組織了遊行隊伍,在街上參加抗英遊行。

1967年6月9日,遊行隊伍擁人沙頭角中英街,向英方居民散發大量傳單和慰問信,被英警阻攔。10日,新界左派群眾在新樓街舉行“反迫害誓師大會”,華界民眾隔岸聲援。同一天,沙頭角人民公社在鹽田港舉行抗議集會,有數千香港漁民介入,一度包圍了警署。

中英街槍戰釀成傷亡事件

7月8日上午,事態進一步擴大,英界沙頭角的居民到華界參加聚會,會後分路遊行,當遊行隊伍經過沙頭角警署時,警察和防暴隊突然向遊行群眾開槍和發射催淚彈,還向中方境內開槍掃射。中方邊防部隊在鳴槍示警無效後,被迫進行自衛還擊。

英方開槍後,沙頭角的民兵准備沖過去,說要解放香港,邊防一度很緊張。當時,寶安縣委直接與周恩來總理通電話匯報,總理制止了民兵沖擊香港的行為。

當時,沙頭角的氣氛很緊張,隨時可能一觸即發。港英當局不僅在沙港邊界地區增加了警力,而且在中英街附近村莊的高地架設了機槍和高射炮,還在新樓街中英茶餐廳堆起沙包並駐紮炮臺,一排排警車則停放在英界新村那邊。

英警開槍射擊後,英界各村的數百名老鄉集合起來,趕到英界聯鄉會強烈抗議。沙頭角及周邊的民兵也集結到中英街向英警挑戰,解放軍邊防戰士也做好了備戰。

港英軍警有24門重機槍對著中方,還有六門大炮和追擊炮。當時,華界沙頭角各路人馬已全部匯齊,這些人中間,不但匯集了部隊各級軍事指揮員,還有地區、縣、公社的-些負責後勤供應的地方幹部。

據當時駐守在中英街的解放軍邊防部隊的一位老戰士回憶:當時,民兵和居民的情緒都比較激動,華界有些人就拿漁炮打過來,沖突又起。於是,雙方在警崗打起來,民兵都沖過去了,華界有一位民兵拿了汽油想燒港方的港亭,走到崗樓下就中槍死了””中英雙方互相開槍射擊,中方死1人,傷8人;英誓死5人,傷12人。此次邊界沖突被稱為“沙頭角事件”。 事件結束後,英方調集了大批正規牢,替換原位于英界一側的英國警察。

1979年,國務院華僑事務辦公室主任廖承志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港澳工作會議。會議重申了中央對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同時指出:“1967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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