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收藏的毛澤民的檔案卷宗裏，有一份由王松、李進、周全聯署的《關於中國黨在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中的錯誤問題》的報告。這份報告，正是劉亞樓(王松)、林彪(李進)和毛澤民(周全)根據福洛林主席的要求撰寫的。落款時間是：1940年1月8日。

劉亞樓、林彪和毛澤民在報告中提到的一連串的疑問，其實都與王明有直接的關係。

當王明與毛澤東分庭抗禮時，毛澤民被留在了新疆，劉亞樓去了莫斯科

1937年底，毛澤民完成去上海接受共產國際巨額援助的特殊財政任務後，風塵僕僕地回到延安，準備接受新的工作。當他來到鳳凰山看望毛澤東時，才知道黨中央決定送他去蘇聯學習和治病。

然而，1938年2月1日當毛澤民乘坐的從蘭州經停迪化（今烏魯木齊）前往蘇聯的飛機剛剛降落在迪化機場，他就從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手中收到了一份來自延安的緊急電報。電報內容是，由於新疆軍閥盛世才的邀請，黨中央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局考慮，決定毛澤民暫緩前往蘇聯，而留在新疆工作，直到一年多以後的1939年5月他才進入蘇聯。

而此時王明在武漢的表演更加露骨。1938年2月9日，不經毛澤東同意，王明就以毛澤東個人的名義發表對《新中華報》記者的公開談話；他不同意毛澤東關於抗戰階段的劃分，拒絕在武漢《新華日報》發表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不同意延安先斬後奏在華北成立晉察冀邊區政府，居高臨下地對書記處橫加批評；他公然提議停止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在延安的發行，主張改在武漢印刷製版……特別讓中共中央書記處領導人難以容忍的是，在張國燾叛逃，王稼祥、任弼時在莫斯科，武漢的政治局委員人數經常超過延安的情況下，王明居然提出延安中央書記處不具合法性，指責張聞天和毛澤東不應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佈指示和文件。

既然王明與在延安的黨中央分庭抗禮，毛澤東就決定把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國黨情況的這篇“文章”做得更大一些。

1938年1月，28歲的紅軍師政委劉亞樓被任命為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他的住處搬到了鳳凰山毛澤東的窯洞旁。

這年4月初，黨中央決定派劉亞樓去蘇聯學習。直到這時，劉亞樓才茅塞頓開—原來，幾個月來，毛主席對他的親切教誨，關係到一項重要的任務和使命！

毛澤東除了囑咐劉亞樓，克服困難，努力學習現代軍事外，還交給他一項重要任務：把我黨歷史上幾次“左”傾錯誤及其危害，以及我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主張和原則，直接向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同志作彙報。

共產國際失去對王明的信任，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在莫斯科呼之欲出

1937年中共“十二月會議”後，因王明引起的黨內矛盾，很快被反映到莫斯科。1938年3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派任弼時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當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報告黨內情況時，執委會領導人主動向他詢問有關王明的情況。

鑒於任弼時在彙報中談及的王明與延安中央書記處之間的分歧，莫斯科不能不就中共領袖的人選問題發表明確的意見。這個意見，在任弼時到任4個月後的1938年7月，終於有了明晰的表達。那時正是中共駐共產國際臨時代表王稼祥回國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見了他和任弼時，就中共領導核心的團結以及中共領袖人選問題談了幾點意見。其中特別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國取得公開存在的條件，在群眾中能夠產生巨大的影響，但“要中共團結才能建立信仰”，要“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的團結”，才能鞏固發展統一戰線。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

1939年6月，當毛澤民第一次走進位於特維爾大街的柳克斯飯店，走進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駐地時，他看到辦公室正面的牆上懸掛著一副毛澤東身穿紅軍軍裝、頭戴八角帽的彩色照片，蟄伏照片是美國記者斯諾於1936年在中國陝北採訪毛澤東是拍攝的。據說，照片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花重金托人從美國買回來的。

共產國際迫切瞭解毛澤東，毛澤民為兄長代填履歷表

1939年12月28日，應共產國際幹部部的要求，毛澤民為兄長毛澤東代填了一份長達數頁的《個人履歷表》。

一般情況下，這樣的《個人履歷表》，應由來共產國際工作或學習的同志本人填寫。毛澤東本人沒有來蘇聯，但問題在於，為何不由中國共產黨的派出機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一級組織來填寫，而要由他的同胞弟弟代填呢？這不難看出，共產國際是多麼迫切希望更多、更準確地瞭解毛澤東，同時也說明共產國際對毛澤民的高度信任。

追溯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一直是黨史界關心的問題。因為毛澤東探索的中國革命獨特的道路，不同于蘇聯道路，曾引起過共產國際的懷疑和不滿。直到王明路線的追隨者博古、李德徹底葬送了中央蘇區和絕大部分紅軍，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地位後，中央紅軍又勝利北上，共產國際又不得不對毛澤東刮目相看。

在1935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季米特洛夫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毛澤東也第一次而且是在缺席的情況下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在中國黨內的領導地位不斷提升。在1938年10月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中共領導人中已經迅速形成推舉毛澤東為黨的正式領袖的熱烈氣氛。在這樣的背景下，共產國際執委會無疑更加關切毛澤東的一舉一動，渴望更多地瞭解有關他的情況，而他的親弟弟毛澤民的到來，無疑給他們提供了一次絕好的機會。於是，便發生了要毛澤民代替毛澤東填寫《個人履歷表》一事。

毛澤民參加共產國際高層會議，反對由王明作中共七大組織報告

1940年1月21日，毛澤東又被邀請參加有關中國問題的一系列重要研究和討論。

即將離開莫斯科的這個夜晚，毛澤民輾轉反側，不能入睡。回顧著8個月來的經歷，回想著見到季米特洛夫總書記時的情景。他非常感謝季米特洛夫、馬特維洛夫，能夠讓他有機會在共產國際高級別的會議上，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黨伸張正義。同時，他又在仔細地思索著，還有哪些事情被遺漏，或者沒有表達清楚。

毛澤民想，既然共產國際執委會允許自己發表意見，就應該毫無保留地把問題講透徹。想到這裏，他立即從床上爬起來，坐在臺燈下，提筆給季米特洛夫同志寫信，言簡意賅地提出三點書面意見。提出由王明作七大組織報告是不妥當的，建議最好由恩來同志作統戰工作報告，由做了幾年實際工作的洛甫同志作組織工作報告。

1940年3月，周恩來和任弼時也即將離開莫斯科回國。行前，季米特洛夫和馬努伊爾斯基都明確地講，王明有一些明顯的個人缺點，如總是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做中央的意見，一向喜歡拉幫結派，比較滑頭，不夠誠實，缺乏工作經驗等等。季米特洛夫委託周恩來、任弼時告訴毛澤東，對王明要進行幫助。

就在毛澤民離開莫斯科一年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幹部部先後寫下兩份鑒定材料，高度評價毛澤民在莫斯科期間，“提供了一系列有關中共中央實際情況的珍貴資料。協助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研究中共幹部問題”。

1945年4月23日，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最後勝利的前夜，籌備了8年之久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終於在延安勝利召開了！

然而，毛澤民卻再也不能目睹這場盛會了，無法聆聽兄長在七大上作報告了。1943年9月27日那個漆黑的夜晚，他和陳潭秋、林基路一起，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殘忍地殺害，從此長眠於人跡罕至的西北邊陲……

（耕山 周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