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7日深夜，從農林口、教育口和外地到北京請願及串連來的紅衛兵、學生、工友、教師、幹部約3000多人，有組織地分別集結在中南海大西門，西北門，南門（新華門）三個大門外，他們手舉毛主席語錄，高喊著：“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揪出來批倒、批臭”，“誓死保衛中央文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毛主席萬歲”等口號。他們有的還散發傳單材料；有的已突破警戒線，毫不顧忌地擺出了一副要向裏面沖的架勢。此時，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李樹槐打電話通知我，趕緊去大西門，協助秘書局信訪室做好接待和勸說工作，同時要提高警惕，注意觀察。後來因臨時需要我又當了預備記錄員。一個難忘的不眠之夜就這樣開始了。

兩扇幾噸重的大鐵門來回晃動

到了現場，我就被眼前的險情驚呆了：兩扇幾噸重的大鐵門雖已合攏，還有數十名幹部、戰士排起人牆頂著，但因外面人多勢眾，撞擊力大，鐵門還是在不斷地來回晃動，並發出可怕的巨響。尤其讓人揪心的是，在大門三米以上鐵欄杆之間的狹窄空間內，騎滿了從外面爬上來的紅衛兵，他們不顧零度以下的嚴寒，紛紛脫掉棉外衣，一個接一個地向裏面跳下來，因此更加劇了鐵門的晃動幅度，隨時都有倒塌的危險，後果不堪設想。關鍵時刻，周總理趕到了，他老人家沉著冷靜，首先勸說騎在門上的人不要急於往下跳，一定要慢慢下滑，並指示幹部、戰士在下邊做好接應的準備。轉身又問那些跳進來的人：“你們誰是群眾組織的負責人？”有六七個人回答：“我們是。”“能指揮外面的人嗎？”“能。”“好，現在你們告訴他們，立即停止向裏面沖的錯誤舉動，已經沖進來的人，必須立即撤出，這是最高紀律，沒有任何申辯、討論的餘地。現在你們把外面的隊伍，全部帶到人民大會堂去，在那裏我們再談。”這幾個群眾組織的頭頭，被周總理的突然出現和威嚴有力的講話鎮住了，加上周圍眾多嚴陣以待的部隊，他們連聲回答：“是，是。”就出去了。

此刻，在中南海的西北門，南門（新華門），同樣圍堵了很多人，口號震天，秩序很亂，勸阻者與不聽勸阻者雙方發生爭執，還動起了手腳，吵得周邊數以百計的住家居民無法安睡。現場的所謂“革命群眾”指著警衛人員說：“我們革命派有權把他們揪出來，批倒、批臭，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給我們的權力，誰也不准干涉，誰干涉就是執行反動路線。”

“文化大革命”以來，紅衛兵也好，“革命群眾”也好，上訪請願者也好，曾四次沖進中南海。但多數屬於孤立事件，個別行為，人數較少。而這次就完全不同了。這一次規模大、人數多、有組織領導、行動集中統一，並且攻擊目標清楚。其手法與一個月前，幾百人乘夜深人靜之際衝擊國防部一樣，搞突然襲擊，揪鬥所謂“走資派”。

周恩來仍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為“同志”

過了半個多小時，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廳內，寬敞明亮的主席臺上，坐著周總理、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中央文革的人。周總理一開始就熱情宣佈：“同志們，同學們，紅衛兵戰友們！因為你們剛才都在中南海西門、西北門、南門那些地方，我們不好談話，不好接見，所以把你們約到這個地方來見面。我們支持你們這種要求，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這種群眾性革命鬥爭，我們也支持你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擁護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這裏一個關鍵點是“這種群眾性革命鬥爭”。幾個字，一句話，就把現場“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定格在“群眾性”的框架內。進而讓大家明白：這種批判無論人數多少，規模大小，言詞多麼激烈，都是自發的、背靠背的群眾言論，不屬於組織處置範圍，所以不能進中南海對別人進行批評或者鬥爭。

有了這個前提，周總理根據1966年8月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結論和同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智略高超地回答了有關批評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一些部門領導人的錯誤以及劉少奇、鄧小平、陶鑄三人的稱謂問題。前者被點名的是：主持農林戰線許多工作的譚震林同志；主持財經戰線許多工作的李先念同志；主持黨的常務和計劃工作的李富春同志；主持公安保衛、政法方面工作的謝富治同志；主持外交方面工作的陳毅同志；主持計劃工作，又兼大小三線工作的余秋裏同志等。周總理說：“這些同志都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圍做實際工作的，都是非常繁忙的人，每天都有黨和國家大事需要他們參與。這些同志在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確實在某一方面，某一個時候說了一些錯話，也可能做了一些錯事，寫了一些錯誤的文章，犯了一些原則性的錯誤。但是，我應該告訴你們，這些同志的錯誤是屬於在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一段時間犯的錯誤。有的已經作過檢查，有的正在準備進行檢查，我們必須要給他們時間來進行準備。應該說他們的錯誤不同於那種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像已經講過的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也不同於繼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陶鑄同志，應該有區別。所以我們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候，一定要辨別方向，不要把方向指錯了。”在這裏，周總理除了講路線問題外，還在每個人的姓名後面逐一強調了“同志”二字，其含義之深刻，令多少人深感寬慰和親切。

然而面對壓力，周總理也不得不重複林彪、江青的話“要把方向指向劉、鄧這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頭子，指向繼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陶鑄”。由於當時中央已基本認定劉少奇、鄧小平、陶鑄三人屬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因此周總理特別強調指出，制定錯誤路線的人和執行錯誤路線的人之間，是要嚴格區分開來的，不能混為一談。前者責任大，後者責任小。

“如果你們不顧一切地衝擊中南海，我們誓死保衛！”

周總理一方面竭力保護老同志，另一方面也在耐心地開導著“革命群眾”，他說道：“同志們，你們要批判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現在要批判陶鑄同志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都是對的。但是，你們現在要到中南海揪他們，我們黨中央、毛主席勸大家不要採取這樣的行動。中南海是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國務院工作的中心，那些地方（包括中南海、大會堂、釣魚臺）應該給他們一點安靜的時間，以便我們偉大的領袖能夠操心國內外大事。你們一天從早到晚喇叭直對中南海，使我們偉大領袖和在他領導下做工作的人很難進行安靜的工作。所以，我請求在座的同志們向北京市的同學們，廣大的勞動人民說清楚這個問題，你們看好不好？”周總理頓了頓，嚴肅地表示：“如果你們定要不顧一切地衝擊中南海，我們就會挺身而出，誓死保衛，希望大家都遵守這條最高紀律！”

有人遞交上來批判材料，周總理看了後態度誠懇地承諾道：“對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我們要在黨中央內部進行，公開材料你們可以在公開場合批判。但是揪的辦法不適於採取。所以，針對你們要到中南海去揪這幾位同志或者還揪我剛才說的不負這種責任的其他同志，我一定要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也在這裏，告訴你們，我們不能同意這個辦法。但是，我們願意幫助你們轉達材料，收集材料。你們如果有任何揭發的材料願意交給黨中央，只要交給接待室，信訪室他們都要負責轉到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也轉交到應該檢討的本人手上。這一點我負責給你們做到。”

為了進一步安慰情緒激動的“革命群眾”，周總理繼續說：“至於我們保衛中南海的工作人員，由於他們急於保衛，可能有的時候他們態度生硬一點，急躁一點，如果對一些要衝進去的同學、同志、工友們有莽撞的地方，我替他們向你們道歉。另一方面，我也要求你們，對於毛主席的好戰士——中國人民解放軍要給予應有的尊重。”

江青的表態讓陳伯達等人聽了非常高興

實際上，這次策劃衝擊中南海的總後台，就是中央文革小組以江青、陳伯達等為代表的當權人物。由於江青身份特殊又有野心，因此對於她的表態，當時私下裏是有質疑的，只是不敢公開議論就是了。

江青開場就說：“我代表毛主席問你們好！我知道你們非常關心他的健康，因此，我要告訴你們，他很健康。”我當時心裏想：“那麼多群眾聚到一起，是來幹什麼的？只是關心毛主席的健康問題嗎？當然不是！”與會者中的絕大多數，原先估計有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只要集結起大隊人馬，向黨中央施壓，就能達到面對面批鬥劉、鄧、陶和一批老同志的目的。

江青還談道：“中南海、大會堂、釣魚臺以及其他有關重要的黨和政府部門是應該保衛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有這個職責的，北京的紅衛兵也說他們要保衛。因此，我們希望你們不要因為一時的激動就沖進去。這樣，以後就不好辦事了。你們說對不對？”關於接見多與少的問題，江青就對上訪群眾解釋說：“你們會說‘為什麼不接見我們？’不是不接見你們，我們最近差不多都工作到通宵，就是要看著全國的事情，不停地進行接見、座談。有些事情我們排得很滿，這要請同志們原諒。”

江青又講：“同志們、紅衛兵戰友們，你們的革命熱情是可貴的，革命幹勁是可欽佩的，我向你們學習。” “毛主席不是有一篇著作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學習的不夠，我希望跟你們一塊學習，你們贊成嗎？”這話說得莫名其妙。

總之，那天晚上江青的表態講話，組長陳伯達和其他幾個成員聽了非常高興，不時地帶頭鼓掌。在他們看來，大造“革命聲勢”，攻擊“老傢夥”（老幹部）的目的達到了，至於是對是錯，是深是淺，則無關緊要。現在想起來，那天深夜周總理的神態和講話，是那麼地光明正大，有理有力，不可戰勝；相比之下，江青的話又那樣的以勢壓人，含含糊糊，自以為是。

（張寶昌／口述、張事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