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上午9點57分，深受全國人民愛戴的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噩耗傳來，舉國哀痛。9日淩晨，新華社向國內外播發了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發布的訃告，並成立了由毛澤東、朱德、葉劍英、鄧小平等107人組成的治喪委員會。治喪委員會辦公室在人民大會堂成立，主任、副主任分別由汪東興、郭玉峰擔任。辦公室主要成員由郭玉峰、耿飆、羅青長、姬鵬飛、張耀祠、朱穆之、胡績偉、吳慶彤等17人組成，辦公地點設定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東交民巷的14號賓館。辦公室下設6個組，分別是秘書組、群眾弔唁組、警衛組、外事組、宣傳報道組和總務組。總務組由國管局牽頭，局長李夢夫擔任總務組組長，副組長有國管局副局長侯春懷、人民大會堂管理處處長劉劍、中直管理局管理處的李思文、北京市革委會辦事組的陳樹林、衛生部保健局的黃樹則等。總務組主要任務是負責遺體告別、弔唁、追悼大會的場所佈置；車輛和各種物資、物品的保障；醫療救護、八寶山遺體火化和治喪辦各組工作人員的生活保障等工作。國管局參加總務組工作的幹部職工有40餘人，我作為服務處管理科的科長，參加了周總理治喪工作的全過程。

要完整、安全、幹淨

197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 “四人幫”始終把周總理看做是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一大障礙。周總理生前，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尋找各種理由向總理發難。總理去世了，他們極力壓低總理的治喪規格，妄圖削弱乃至消除周總理在人民群眾中的崇高聲譽與威望。他們假借中央的名義，限定周總理遺體告別的地點在北京醫院太平間，時間僅為2天，人數不超過2萬；弔唁的地點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太廟，時間限為3天，人數限為4萬；追悼會的地點設在人民大會堂的北大廳，人數限定為5000人。當時，治喪辦各組工作人員出於對總理的深厚情感，議論紛紛，都認為治喪規格太低了，特別是對遺體告別的時間和地點有意見。北京醫院的太平間是用醫院的舊車庫改建的，房子小且外面的院子也不大，容納不了多少人。車輛進出只能經過一條狹窄的小胡同，極不方便，根本不適合在這裏舉行大型的治喪活動。當群眾弔唁組工作人員將此意見反映上去，並建議將告別時間由2天改為5天，地點改在中山公園的中山堂時，遭到“四人幫”的嚴厲批評，他們說:“中央已經作出決定，不准再提意見。”

治喪活動的日程確定之後，李夢夫、侯春懷等國管局領導召集總務組的全體同志開會，連夜研究各種方案，明確了各項任務並且具體分工到人。如:有的同志負責置辦花圈、挽幛；有的同志負責製作總理的遺像、鏡框；有的同志負責置辦黑紗、花圈、白紙花；有的同志負責書寫挽聯、製作橫幅；有的同志負責調配各種車輛；有的同志負責佈置現場、訂購花卉等工作。我的任務是聯系八寶山，調用靈車、靈床、棺槨、黨旗、被褥、衣服和其他火化事宜。

9日下午，我來到八寶山殯葬管理處，找到管理處李兆成等幾位負責同志。大家在一間辦公室研究總理遺體的火化安排，心情都十分沉重和悲痛。我傳達了鄧大姐對總理遺體火化的幾點要求:一是骨灰要完整，所謂完整是指骨灰要全部完整地收集起來，裝入一個骨灰袋裏，不能分裝成幾份；二是要確保安全，安全是指火化前要把火化爐清掃幹淨，不能把別人的骨灰或其他不適當的東西混裝進來；三是要幹淨，火化後也要把火化爐仔細清掃幹淨，不能把總理的骨灰遺留些許在爐內(為了達到鄧大姐的要求，八寶山的幹部職工懷著對周總理無限思念之情，連夜改建了一個專用的新火化爐，連同所有火化工具都是嶄新的)。我還和八寶山的幾位領導一起驗看了靈車、靈床和靈棺(當時沒有水晶棺，只有白色有機玻璃罩的靈棺)。並要求他們挑選政治可靠的殯葬工人帶上靈床、靈棺在晚上7點之前送到北京醫院太平間。從八寶山出來，我又到了北京醫院，醫院已經決定選派最有經驗的外科大夫馬雁龍為總理整理遺容。我當面和馬大夫約好，晚上去北京醫院太平間加班。一切都落實了，我回到人民大會堂向總務組的各位領導作了匯報。

吃過晚飯，我帶上總理辦公室送來的衣服和我們服務處為總理准備的黨旗、被褥去北京醫院太平間為總理整容穿衣。給總理用的褥子、床單、枕頭都是漂白細布做的，白絲光的枕巾、白軟緞的罩單，也都經過我們處工作人員精心挑選查驗過，上面沒有一點瑕疵。

當我來到北京醫院太平間，那裏已經有許多工作人員在佈置靈堂。馬大夫也在那裏，我和他一同來到太平間後面的一間整容室，馬大夫開始認真細致地為總理整容。我默默地守在旁邊，屋裏安靜極了，馬大夫小心翼翼地一直工作到深夜，才將總理的遺容整理好。我和總理辦公室的幾位同志看後，都認為馬大夫的技術高超，整過容的總理好像熟睡了一樣，面目極為安詳平靜。我讓早已等在外面的幾個八寶山的殯葬工人抬著靈床進來，並一再囑咐他們不要大聲說話和哭泣。在殯葬工人的幫助下，我和馬大夫一起為總理換好了衣服，抬上了靈床。靈床上，殯葬工人已經把我帶來的被褥、枕頭等鋪墊好了。總理躺在潔白的靈床上，我和馬大夫又仔細檢查了一遍，覺得已無問題，就輕輕地為總理蓋上了白罩單，上面又莊嚴地蓋上了一面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當我們將周總理的遺體抬到告別室大廳時，靈堂裏的一切佈置都已基本完成。總理的靈床抬人靈堂當中，工作人員迅速將早已准備好的鮮花翠柏擺放至靈床的四周。總理辦公室室的同志將一個精美的小花圈輕輕地擺放到靈床前面，那是鄧大姐敬獻的花圈，花圈的緞帶上寫著“悼念恩來戰友”，落款為“小超哀獻”。這個精美的鮮花花圈，是廣州的花卉工人精心製作後用班機送來的。為了表示對周總理的哀陣和懷念之隋，他們保証每天敬獻一個，而且絕不重樣。總理遺體告別儀式開始前，鄧大姐來到告別大廳，我們請大姐看了總理的遺容和靈堂的佈置，大姐看後沒有提出任何問題。

1月10日上午9點，周恩來總理的遺體告別儀式正式開始。在哀樂聲中，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部長、軍隊的高級將領依次排隊進入告別大廳，瞻仰總理遺容。參加總理遺體告別儀式的黨政軍各界人士絡繹不絕，當天計劃安排1萬人，實際上約有1.5萬餘人，大大超出了限定的人數。許多群眾出於對周總理的愛戴，自發地來到北京醫院東大門外的東單公園，那裏黑壓壓地聚集了幾千人之多。因為沒有治喪辦發的訃告進不了告別廳，他們只好久久地站在露天廣場上迎著凜冽的寒風，自願為總理守靈，人群中不時地傳來悲痛的哭泣聲。

在兩天的告別儀式中，我們工作人員的心中都有個疑問: “毛主席什麼時候來向總理告別呀？”後來聽說，毛主席當時也已重病纏身，下不了床，說不了話了。事後，當身邊工作人員向毛主席念了鄧小平代表黨中央為周總理致的悼詞時，毛主席躺在床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內心的情感而失聲痛哭，這是毛主席一生中少有的悲瘉隋感的流露。

慢些，讓人民多看一眼總理

1月11日下午4點30分，總理的遺體告別儀式結束。治喪辦的工作人員最後進入告別大廳，大家站在鄧大姐的身後向總理的遺體三鞠躬，最後送別總理。我招呼八寶山來的殯葬工人把靈床周邊的鮮花翠柏移開，又將總理的遺體人棺，蓋好了透明潔白的棺蓋。這時鄧大姐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撲到總理的靈柩前，感情悲痛地流著淚，深情地透過玻璃棺蓋凝視著總理的遺容，不肯離去。大廳裏一片哭聲，上百名曾在總理身邊工作、服務過的同志哭喊著擁上前來，都想爭著再看總理一眼。後經弔唁組的工作人員手拉手站在總理的靈柩前，一邊勸說，一邊向前擠壓，才清出了一條通道。見此，我馬上招呼殯葬工人將總理的靈柩慢慢抬出大廳，上了靈車。八寶山的靈車是用一輛黃河牌大客車改裝的，靈車的前後和車頂都裝飾了花圈和挽幛，車內的大部分車座已被拆掉，司機和殯葬工人坐在前兩排座上，身後有一面帶小窗戶的隔斷。總理的靈柩抬上車後，為了靈柩的安全，我也上了靈車。在靈車上，在敬愛的周總理身邊，我不能人座，一直站在車廂裏看護著總理的靈柩。

靈車是下午5點離開北京醫院西大門的，經過東交民巷、台基廠到王府井大街南口，車向左轉進入長安大街。此時的長安大街已經被交通管制，筆直的大道上空曠如野，但大街兩側卻有上百萬的群眾冒著嚴寒靜靜地守候在十裏長街上，等著為總理送上最後一程。他們每個人都戴著自製的白花和黑紗，淚流滿面地注視著眼前總理的靈車，許多人高舉著總理的遺像大聲喊道: “敬愛的總理呀!您一路走好!” “我們永遠懷念您!”看到這悲壯的一幕，我一邊忍不住流下感動的淚水，一邊囑咐前面的司機，把靈車開得慢一些，讓街上的群眾能夠多看一眼人民的好總理，也讓車上的總理再感受一次廣大人民群眾對他的崇高敬仰和愛戴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