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總理遺言”案始末

33年前,一封橫空出世的“總理遺言”在全國人民手中迅速傳抄,並被很多人默默銘記於心。那節制而簡潔的口氣,讓人從不懷疑那確實來自周恩來,並恰好說出了經歷了十年浩劫、渴望新生的全國人民的心聲。然而,誰也沒想到這封“總理遺言”,其實出自杭州一位23歲的汽輪機廠小工人的手筆,並由此釀成了震撼全國的重大政治事件,被牽連、投牢,審查的人達數千人。由此,一樁單純的由年輕人遊戲般起始的事件就升級成為國家級的重大政治事件,一場強烈的政治風暴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

當年“總理遺言”事件當事人之一、《江南》雜誌主編袁敏撰寫的新書《重返1976》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揭示了這一段發生在杭州的轟動全國的往事。

“膽小軟弱”的小才子

1976年一個春天的下午,身在杭州的袁敏一家迎來了一群身穿警服的抄家者,他們帶走了袁敏的父親一一位曾經被小轎車接來接去,其後被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的前幹部。很快,兩名公安人員告訴袁敏和她母親,袁敏的姐姐和哥哥都被抓了,他們的被抓和“總理遺言”有關。

很久很久以後袁敏才知道,“總理遺言”案的源頭來自她哥哥袁中偉的同班同學,也是她的鄰居,那個在許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漣漪的風流才子蛐蛐兒。

蛐蛐兒的真名叫李君旭,一米八幾的個兒,他的作文常常被語文老師當範文在班上朗讀;他的普通話標準異常,不帶一點南方口音且獲過全市小學生普通話比賽一等獎。可就是這樣一個風度翩翩的小才子,卻被他的野蠻同桌一一個人高馬大,連留三級的女生制得服服帖帖,他曾委屈地撩起褲腿,給袁敏和哥哥看他腿上被那女生踢出的烏青,袁敏和哥哥曾大聲嘲笑他的膽小和軟弱。

蛐蛐兒那時在杭州汽輪機廠當工人,袁敏的哥哥袁中偉在杭州半山電廠當工人,兩位同學,阿斗是建設兵團的,大耳朵在農村插隊。雖然分佈在各處,但他們仍然常常聚會。聚會總是在蛐蛐兒家舉行。身為第一醫院院長和浙江醫科大學教授的蛐蛐兒的父母是英國劍橋大學畢業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文革”中雖然也受到了衝擊,但各方面的待遇好像還沒有被剝奪。蛐蛐兒的家是那種有前後門的老式三層樓帶閣樓的房子,有很陡的木樓梯,白天也要開燈,有一種地下交通站的氛圍。蛐蛐兒家那間十幾平方米的低矮閣樓成了他們這幫熱血青年激揚文字揮斥方遒的秘密據點。總理逝世以後,“四人幫”加快了篡黨奪權的步伐,袁中偉等人的聚會也更加頻繁,閣樓裏的燈光經常徹夜通明。

蛐蛐兒創造“總理遺言”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袁中偉的同學大耳朵從他插隊的農村回到杭州,袁中偉、蛐蛐兒、阿斗、晨光等一幫人都聚集到大耳朵家裏。大家圍著火爐烹狗肉議時政。大家一起議論到剛剛下發的中央文件,宣佈的中央高層人事變動中沒有了鄧小平同志的名字。對時局的憂慮,對祖國前途命運的擔心,讓這幫熱血青年更有了一種“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使命感。

就在大家議論總理會不會留下遺言時,以往總是很亢奮的蛐蛐兒卻顯得異常沉默,當時誰也沒有想到,他的腦子裏一刻也沒有停止過轉動,他將這幫熱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論、觀點、設想、猜測、希望……一絲一縷地融進自己的大腦,然後經過消化、過濾、融合,不動聲色地構思創作了一份震驚中外,迅速傳遍大江南北的“總理遺言”。

“總理遺言”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給鄧穎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產黨員,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經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學習,要教育孩子當好普通一兵。

戰友周恩來

1975.12.28

第二部分較長,也就是當時轟動全國,震驚世界,幾乎被人人抄錄的著名的“總理遺言”: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術以來,病情曾有短期穩定。從半年開始,癌症已經廣泛擴散,雖然自覺尚好,但離見馬克思的日子確實不太遠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彙報一下近來的一些想法。

……

小平同志一年來幾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別是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抓得比較堅決,這充分證明瞭主席判斷的正確。要保持那麼一股勁,要多請示主席,多關心同志,多承擔責任。今後小平同志的壓力更大,但只要路線正確什麼困難都會克服。

……

將我的病情發展告訴全國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測。

追悼會主席不要參加,會應力求簡單,請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詞。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別了,同志們!

周恩來

1975.12.29

這份“總理遺言”,無論是說話的口吻,無論是對當時活躍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中央高級領導人評價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無論是對中國革命歷史的瞭解,無論是文字的乾淨簡潔和節制、不張揚……一切都像極了人們心目中周恩來為人處世的秉性和風格。

偽造“遺言”的傳播

在1976年春節過後不久一個寒冷的晚上,當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兒家聚會時,蛐蛐兒在昏黃的燈光下,拿出兩張薄薄的紙。那就是他精心炮製的“總理遺言”。當時在場的幾個熱血青年袁中偉、阿斗、晨光,看了以後沒有一個人懷疑在議論了一番“和我們猜測的挺像”之後,全都埋頭抄寫起來。

在場抄錄這份“總理遺言”的人,無一例外地都將這份抄錄的“總理遺言”拿給周圍的親人、朋友、同學看了,而每一個看的人也都無一例外地埋頭就抄,袁敏也是在這個時候從哥哥手裏看到“總理遺言”的,也是看了以後埋頭就抄。她當時甚至還把它背了下來。沒有一個人問及這份“總理遺言”的來源,也沒有一個人對這份“總理遺言”的真實性提出質疑,而每一個抄錄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傳給他們周圍的人。

就這樣,出自杭州汽輪機廠一位23歲小工人之手的所謂“總理遺言”,卻冠以周恩來的名字在短短的時間內像滾雪球一樣迅速地傳遍了幾乎整個中國。

從1966年“文革”開始,中國社會動盪了十年。老百姓心頭壓抑已久的對現狀的強烈不滿如長時間積聚的滾燙岩漿,隨時都將噴湧而出。

因為“遺言”中有許多內容迎合了人們的心理渴望。許多人都是含著熱淚反復誦讀。

兩個多月後,當全國都在傳誦周恩來的“總理遺言”時,中共中央發出了緊急電話通知,通知宣佈:“總理遺言”是偽造的,是一份蓄謀的“反革命謠言”,要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徹底的追查。國家公安部為此專門發了文件。

公安部門追查“遺言”

憑著公安部門傑出的偵破手段和蛐蛐兒的極其幼稚,追查通知發出不到一周,“遺言”製造者蛐蛐兒就被公安局網人囊中。然而,案子上報後,有關方面沒有一個人相信這樣一份轟動全國乃至世界的“總理遺言”居然會出自一個年僅23歲的青年工人之手,上面下令繼續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隱藏在幕後的策劃者揪出來。

對蛐蛐兒的輪番疲勞審訊開始了,公安人員戴著大蓋帽紅領章在從小就是軟弱膽小的蛐蛐兒眼前晃來晃去,要他交代誰是真正的“遺言製造者”。蛐蛐兒害怕了,終於,蛐蛐兒說出了袁中偉的名字。

一旦說出了袁中偉的名字,在公安人員看來,整個案子就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當時,中央高層內部鬥爭激烈。以“四人幫”為代表的一方認為:“總理遺言”這樣大的政治案件顯然隱藏著巨大的政治背景,而這樣的政治背景必然應該產生在幹部這個階層,蛐蛐兒的知識分子家庭背景顯然不符合上面追查的要求。袁中偉在上海被抓後,公安局在袁敏姐姐房間的一張寫字臺的抽屜裏發現了一疊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個名字——阿胖。經調查。阿胖正和袁敏的姐姐在談朋友,而阿胖的父親時任浙江省委領導,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參加周總理追悼會並面見鄧穎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領導之一。從這條線順藤摸瓜,案子就漸漸納入了上面希望的軌道。接下來被拖進這樁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幹部階層要求的,阿斗和阿斗身為省廳局領導的父親;其在浙江大學當處長的母親;蛐蛐兒前女友那位時任省委組織部處長的父親。

涉案人員中有7個被押送到北京。他們是袁敏的父親、姐姐和哥哥,蛐蛐兒和他的父親,阿斗和他的父親。不久,“四人幫”被粉碎,1977年1月,袁敏的父親、姐姐,阿斗和他的父親,蛐蛐兒的父親被釋放。蛐蛐兒和袁敏的哥哥袁中偉被繼續關押了1年以後才被釋放。而被牽連、投牢、審查的達數千人之多。

(袁敏/文)

發佈留言

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