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之所以選擇移民，主要出於以下幾點原因考量：子女教育、醫療體系、環境質量、食品安全、出入境自由以及資本抗風險性等。

2011年10月29日，胡潤研究院聯合中國銀行（601988）私人銀行發佈《2011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白皮書顯示，14%的千萬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請移民中，還有近一半在考慮移民。雖然對於白皮書中出示的數據，社會各界普遍持保留態度，認為此調查的採樣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僅僅是通過對全國18個重點城市千萬級別以上的高淨值人群（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以上的個人）進行調查，和獲得的980份有效問卷，並不足以說明國內企業家們在移民問題上的總體趨勢。

但同時，也有專家結合今年4月份招商銀行（600036）聯合貝恩資本發佈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以下簡稱：財富報告）發表觀點，認為白皮書中的數據，與財富報告中對2600位千萬富翁的調查結論相近，其中在有關移民問題上，財富報告給出的調查結果為：近60%的高淨值人群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這方面的考慮，而在個人資產超億元的大陸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另有47%正在考慮移民，兩者之和，是總數的74%。

移民背後的考量

根據胡潤介紹，中國企業家之所以選擇移民，主要出於以下幾點原因考量：子女教育、醫療體系、環境質量、食品安全、出入境自由以及資本抗風險性等。

北大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在談到對投資移民的看法時提出，此次移民潮與前二次相比，在主觀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性，是在無外界壓力的情況下，遵照自己意願的移民行為。

在夏學鑾看來，前二次移民潮的出現，皆有社會背景下的不得已性。如：改革開放初期，很多人是出於海外尋親目的選擇移民，這種選擇是為了家人不再天各一方，能夠一家團聚。同時在整個80年代中，涉外婚姻的出現也是移民的主要原因，這種情況主要以上海居多，也多是由於感情因素。而現今的富豪投資移民，則沒有上述二次移民的不得已情節，實屬個人意願下的選擇，是極端的個人本位主義。

夏學鑾表示：“作為一個曾訪問過多國的學者，我可以說，國內很多人的移民理由實則是一種圍城效應。”夏學鑾指出，美國的轉基因食品更多，如果出於食品安全考慮，則移民美國的人更應該擔憂。同時，美國的治安在全球發達國家治安排名中十分靠後，作為首都的華盛頓時常有槍擊事件發生，嚴重者甚至演變為一場槍戰。一些企業家認為外國的月亮必定比中國圓，是一種未經過調查的極為盲目的判斷。

通過對一些移居海外個案的採訪，記者發現，大多數35歲之後移居海外的人，移民後都會產生極大的心理落差，即使是一部分語言基礎良好且具有國際化教育背景的人，在長居海外後，也會有強烈的不適應感。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來自語言優勢的弱化。一般情況下，即使英語基礎較好的中國人，到了國外也依然會在語言溝通上成為弱勢群體。並且長期身處在使用外語的環境中，也會導致大腦思維疲勞，從而排斥和人進行語言交流。

其次，巨大的文化差異和生活圈子的變化，也是導致移居人群缺乏幸福感的主要原因之一。據有關人士透露，在澳大利亞，因為有政策規定必須五年內在澳洲住滿兩年，才可取得永久居留權。這種政策被很多人稱為“移民監”，甚至出現過為拿身份坐“移民監”而身患抑鬱症的案例，也有很多人因為不堪忍受“移民監”政策，而最終選擇放棄永久居留權。

部分接受採訪的移民企業家明確向記者表示，偶爾去移民國消遣一下，感受異國情調尚可，長期的國外生活則很讓人崩潰。由於文化差異和生活習慣等諸多問題，致使大部分移民人士無法在移民國融入主流社會，最後不得不選擇回國。這種情況下，移民身份只是一個方便出入境的配置而已。

從出國熱到移民潮

拋開白皮書與財富報告中的數據，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幾次出國熱與移民潮有目共睹。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下，每一次的特點也不盡相同。

最早的出國熱，始於改革開放之初的70年代末期，大批在國內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為了進一步深造，而走出了國門。同時，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其直系親屬及配偶因歷史原因長居海外，使其選擇尋親移民。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顧駿評價這一時期的出國特點時講到：“從嚴格意義上講，留學不能稱之為移民，這種以留學為理由出國的人，在辦理簽證時，一旦被接受國相關機構發現其有移民傾向，是要被拒簽的。但事實上，這一時期外出留學的人，後來大部分也均留在了海外。”

據中國社科院2007年發佈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自1978年以來，中國有107萬海外留學生，而只有27.5萬人回國，有近3/4的人才流失海外。而在今年8月由國務院僑辦與華僑大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佈的《華僑華人藍皮書》中，則引用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公佈的數據：自1978年至2009年底，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的總數為162.08萬人，留學回國人員49.74萬人。加上因配偶、子女探親或移民等事由出境，在國外接受高等教育後留在當地的30多萬，通過留學途徑出國並轉為移民的人員總數在60萬以上。

90年代初，由於西方國家技術人才市場的龐大缺口，大批中國技術人才以技術移民的方式走向了世界各地。究其原因，主要是當時一些西方國家生活質量高、就業機會多所致。據瞭解，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亞的國外技術移民上升至最高比率，達52%，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中國大陸。大批的技術移民導致中國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但顧駿認為，當時知識文化精英大量技術移民，究其原因，是因為當時國內的社會大環境，並沒有他們能夠施展發揮所學的土壤。而夏學鑾教授則表示：“近年來，由於國內經濟發展需要，以及政策環境的改善，也有部分技術精英選擇回國發展，而他們回國的時間點，卻恰巧與富豪投資移民的時間點重合。”

近年來，在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一些歐美發達國家為改變國內經濟低迷、市場疲軟的現狀，紛紛出臺了一系列投資移民新政策，放寬移民條件，以便吸引其他國家民間資金，帶動本國經濟。這在客觀上也構成了促使中國企業家移民的條件。據夏學鑾回顧，中國企業家移民趨勢最早開始於2000年左右，自2002年美國投資移民新政策出臺後，中國企業家投資移民比例開始逐漸遞增。

2010年，美國國務院公佈資料顯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聯邦財政年度獲批的EB-5類簽證移民總數，已從2008財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來自中國。而來自加拿大移民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加拿大投資移民全球目標人數為2055人，其中，中國大陸的名額占了1000名左右。

他們去哪里？

胡潤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從統計數據來看，中國企業家投資移民主要傾向於美國、加拿大和新加坡，隨後是英國、澳大利亞和一些其他歐洲國家。

上海外聯出國顧問集團的副總裁陳偉琪告訴記者，依據外聯集團多年來為私人辦理出國簽證的總體情況來看，近年來企業家們的投資移民更傾向於美國和加拿大，這主要是基於接受國的移民政策和企業家自身條件兩重原因考慮。如一些接受國家在投資項目上，更傾向于開發高新技術的產業，對於做房地產之類的企業家則採取一定的限制政策。而對於企業家本身而言，美國、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國，相對華人較多，有一定的文化共性，另外，相對於澳大利亞更傾向於投資開辦具體企業的創業模式來說，美、加等國鼓勵企業家將錢投資到政府制定的創設項目，則更得到富豪的認可。

陳偉琪告訴記者，美國目前的投資移民門檻是投入50萬美元到一個政府指定項目即可，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部分來自亞洲國家和俄羅斯的企業家。同時，移民新政還放寬了對移民申請人的其他條件限制，如規定申請人無年齡、教育程度、英語能力及商業背景的條件限制，只要證明資金來源合法，贈予或繼承皆可；申請人、配偶及未滿21周歲的未婚子女，可同時申請。

在美國的投資移民新政頒佈之前，作為投資移民國，更多企業家選擇加拿大。而近年來，隨著投資移民申請人數的增加，加拿大政府對於投資移民的資金門檻也是水漲船高。陳偉琪告訴記者：“加拿大之前的投資要求為，一次性投資40萬加幣到該國政府，5年後返還；或一次性投資12萬加幣不予返還。此財產屬於無償提供給加拿大政府，用於加國內的各項建設，申請人不參與任何利潤分紅。而自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開始，這兩個投資檔位分別被調高至80萬加幣和22萬加幣。”

外界猜測此次投資移民門檻的提高，就是要在不增加配額的同時，吸引那些經濟實力更強的申請人。在此之前，加拿大政府的一份報告顯示，此前加拿大吸引的眾多投資移民中，能夠長期居住，並且參與本地經濟活動的比例嚴重不足，很大程度上沒有達到吸納投資移民的預期目的。對此，康尼也直言不諱：“新移民投資計劃將帶來更多的資源和資金來發展加拿大的經濟，並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除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國也在去年以來，陸續頒佈了投資移民新標準，調高了投資移民所需的資金投入。其中，新加坡在2010年9月頒佈的投資移民的新標準中規定：“從2011年1月1日起，新加坡投資移民的金額將由原先的150萬新元，提高到250萬新元。對於擁有創業及經商經驗的申請者來說，其公司主營業額的門檻也有所提高：公司上一年的主營業額由原來的至少1000萬新元，變為至少3000萬新元；公司最近三年的主營業平均額也由原來的至少1000萬新元，變為至少3000萬新元。”

投資與移民之間的權衡

對於目前國內富豪的投資移民行為，社會各界看法不一，評判標準也各有不同。胡潤在接受採訪時提出：“企業家將其資產從國內的實體經濟，轉向國際範圍的投資項目，是其自身發展的必然。”

胡潤表示，參考一些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