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盛平

文革前夕，全國幹部共有1200萬人，其中有230萬人在文革中被立案審查，占總數的19.2%，高級幹部有75％被立案，當時有6000多名中央各機關的幹部被「掛」著，還有大量基層非脫產幹部的落實政策問題。黨的正確的幹部路線受到「四人幫」「左」的勢力及其幫派的嚴重幹擾。

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據1983年7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關于全國組織工作座談會的報告》指出：清理文革中發生的案件達30萬件之多，復查建國前後的歷史遺留案件更達110萬件。結果使300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糾正，47萬多名共產黨員恢復黨籍，上千萬無辜受株連的幹部和群眾得到解脫。

文革結束後，受「兩個凡是」思想的影響，黨的指導思想和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工作處於徘徊狀態，廣東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步履維艱。

胡耀邦和習仲勛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卓越領導人。兩人早年投身人民解放的事業，長期的革命生涯鍛煉了他們堅韌的意志和豁達的胸懷。建國後，兩人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為新中國的開國、初創做出了巨大的貢獻。1962年習仲勛因為小說《劉志丹》被打成「彭高習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隨後，胡耀邦在陝西主持工作時因為反對「左」的做法，革故鼎新，被打成「彭高習在西北的黑線」。兩人先後被打成一個反黨集團，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備受迫害。在逆境中，胡耀邦和習仲勛開始思考中國發展的新道路。

1977年底，胡耀邦擔任中組部部長，在葉劍英元帥的支持下，胡耀邦主持為習仲勛平反的工作，並安排習仲勛赴廣東工作，稱「把守南大門」。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胡耀邦在北京組織領導開展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平反冤假錯案等工作；習仲勛主政廣東，支持和配合中央的部署，同時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膽嘗試，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開創了廣東發展的新局面。胡耀邦受葉劍英委託寫信轉告習仲勛：「仲勛同志去廣東後，大刀闊斧，打破了死氣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完全支持仲勛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麼問題，希望直接找仲勛同志談」。這一時期，胡耀邦和習仲勛突破教條主義的夾擊，殺出本本主義的重圍，批判「左」傾路線，在工作上鼎力扶持、患難相助，推動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正確的路線，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航程。

習仲勛到廣東後，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實事求是的原則，對冤假錯案逐一加以平反、改正。1978年4月，他在中共廣東省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疾呼：「必須堅決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一戰線政策，僑務政策，民族政策，對敵鬥爭政策，以及經濟建設中的各項政策。」(習仲勛：《在中國共產黨廣東省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78年4月6日)

習仲勛排除「左」的幹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有錯必糾，開創廣東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工作的新局面。

習仲勛在平反冤假錯案的時候，以處理大案 要案為線索，同時帶動處理一些規模相對小的冤假錯案。

嚴肅處理反彭湃事件

彭湃出身大地主家庭，但散田散產，毀家紓難，周濟農民。上世紀20年代，他在家鄉海陸豐開展農民運動，是中國農民運動的先驅。文革期間，在海豐大反彭湃，誣蔑彭湃是「叛徒」，迫害彭湃母親及其親屬。在廣東南路地區(原高、雷、欽廉地區和廣西東南、中南兩個地區)則大揪「叛徒網」，把當年地下党打成「叛徒党」，因為抗戰期間，南路黨隸屬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南方局領導，以此為突破口，可以達到誣陷周恩來、葉劍英的目的。1978年6月18日，習仲勛和廣東省委有關負責人聽取關於海豐問題、南路地下黨問題的匯報。7月到8月間，習仲勛考察了海豐縣，詳細瞭解了文革期間在海陸豐發生的大反彭湃問題，大為震驚。據習仲勛在1979年春回憶：「去年七八月我到汕頭，解決海陸豐反彭湃的問題，海豐縣委常委19人中，有幾個參與殺了人，他們手上沾了血。」(《習仲勛同志第二次接見李正天等人的談話記錄》，1979年2月1日)習仲勛指示汕頭地委領導幹部要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把海豐問題揭開，解決好這一問題。

11月初，習仲勛赴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會上，他對文革中廣東的冤假錯案，進行了揭發批判。關于反彭湃問題，他結合視察海豐時瞭解到的情況說：他們在海豐製造的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把彭湃同志宣佈成「叛徒」，迫害彭湃烈士90多歲的母親，把彭湃烈士的兒子彭洪迫害致死，還殘酷殺害彭湃同志的侄兒彭科、彭競等同志，把彭科斬頭示眾。這一事件造成死160多人，傷3000多人。全省不少老革命根據地的黨員、群眾也受到類似的迫害。(習仲勛：《關於廣東工作問題的匯報(稿)》，1978年11月8日)

1979年1月8日至25日，廣東省委召開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習仲勛在會上宣佈：「文化大革命」中，海豐發生的反彭湃事件，是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矛頭指向周總理、葉副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在這個事件中，著名的海陸豐農民運動遭到詆毀，彭湃同志被打成「叛徒」，彭湃烈士的親屬和維護革命烈士英名的幹部和群眾遭到殘酷的鎮壓，激起了廣東人民以至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慨。今天，海豐冤案得到了徹底平反昭雪，被顛倒了的党的歷史重新恢復過來了。(習仲勛：《在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上的總結發言》，1979年1月25日)

2月11日，廣東省委、省革委會決定：嚴肅處理反彭湃烈士事件。犯有嚴重罪行的原汕頭地委副書記孫敬業已被捕；殘殺彭湃烈士親屬及群眾的反革命分子洪桂文等交司法機關嚴懲。彭湃冤案得到平反，相關人員得到處理。

為陶鑄和所謂的「陶趙死黨」平反

陶鑄在文革期間遭到陷害和打擊，含冤去世，成為文革中的一大冤案。1979年1月20日，廣東省黨、政、軍和各界代表隆重舉行悼念陶鑄的儀式，習仲勛出席儀式。習仲勛在講話中高度評價了陶鑄的一生，號召大家學習他的高貴品質和高風亮節。他說：「事實充分說明，在陶鑄的領導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原中南局和廣東省的各項工作中，是始終占主導地位的。」(《在陶鑄同志悼念儀武上習仲勛同志的講話》，《南方日報》1979年1月21日)與此同時，習仲勛還為因陶鑄問題受到牽連的所謂「陶趙死黨」平反。習仲勛說：「原中南局和廣東省委是紅的，不是黑的。原中南局和廣東的各級領導和廣大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林彪、‘四人幫’一夥把原中南局和廣東省的許多幹部誣蔑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陶鑄死黨’、‘陶趙死黨’等等，這完全是惡毒的誣蔑和陷害，是為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陰謀服務的」(同上)，「陶鑄、趙紫陽同志主持廣東省委工作期間，對廣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廣東的廣大幹部和群眾貫徹執行党的路線，在革命和建設中取得了巨大成績。但是在1967年1月4日陶鑄遭到林彪、‘四人幫’誣陷後，同陶鑄、趙紫陽同志一道工作的原中南局和廣東省的大批幹部被誣陷為所謂‘陶鑄死黨’、‘陶趙死黨’，大批老幹部被揪鬥、關押，原中南局的工作和解放後17年廣東的工作被說成漆黑一團。現在陶鑄同志已經得到平反昭雪。所謂‘陶鑄死黨’、‘陶趙死黨’之類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統統應當推倒。因為所謂‘陶鑄死黨’、‘陶趙死黨’問題受到迫害和株連的，都應該徹底平反昭雪。」 (習仲勛：《在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上的總結發言》，1979年1月25日)

平反廣東「地下黨問題」

廣東地下黨問題牽涉的幹部和群眾甚多，習仲勛到廣東之後，就對這一問題非常關注，在聽取了有關部門對廣東「地下黨問題」的匯報和進行了深入的調查之後，習仲勛認為平反這一事件的機會已經到了。

1978年11月，習仲勛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說：文革中的廣東領導人按照江青「審理廣東地下党」的黑指示，揪所謂「南方叛徒網」，把矛頭指向周總理，私設專案，搜集整理誣陷周總理、葉副主席的黑材料，並由此幾乎把所有全國解放前在廣東從事革命活動的烈士、幹部和黨員都打成「特務」、「叛徒」、「土匪」。(習仲勛：《關於廣東工作問題的匯報(稿)》，1978年11月8日)

在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上，談到廣東地下黨和廣東的革命武裝隊伍問題時，習仲勛說，「抗日戰爭時期廣東黨組織是在周恩來同志為書記的南方局領導下從事革命鬥爭的，是我們黨的一個組成部分。所謂「南方叛徒網」這個大陰謀，應該徹底揭露和清算。全國解放前活躍在廣東各地的人民武裝隊伍，都是黨所領導的革命武裝，在革命鬥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把廣東的人民武裝日曠土匪部隊」，完全是誣蔑之詞，必須徹底平反。(習仲勛：《在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上的總結發官》，1979年1月25日)

1979年4月27日，廣東省委正式做出《關於為所謂廣東地下黨問題徹底乎反的決定》。《決定》道出了這一問題的事實：「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在廣東摘了一個‘審查廣東地下黨’的政治大陰謀。1967年5月，戚本禹等人煽動一些群眾組織揪所謂‘南方叛徒網’，把矛頭指向周恩來、葉劍英等中央領導同志。同年10月，林彪死黨黃永勝及;其一夥，秉承江青關於‘弄清廣東地下黨的情況，解決一批幹部問題’的黑旨意，成立專門機構審理所謂廣東地下黨的十起重大歷史事件。嚴重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造成冤、假、錯案」，同時宣佈：「過去林彪、‘四人幫’一夥強加於廣東地下黨及其領導的武裝隊伍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徹底推倒；對因‘審理廣東地下黨’問題無辜受迫害的同志，一律給予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他們的結論如有不符事實的應作相應修改；其家屬親友受株連的要做好善後工作，消除影響」(《中共廣東省委關於為所謂廣東地下黨伺題徹底平反的決定》，1979年4月27日)。

主持為王德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