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中國事務部之後有何相應配套措施?

昨日召開的民進黨第十五屆中執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央黨部組織規程條列》修正案,決定恢復增置「中國事務部」。會後,蘇貞昌主席親自出席記者會說明內容,他是使用了「恢復設立」一詞,而非民進黨發言人王閔生前日所使用的「增設」。這當然是實事求是之舉,但可能會令當初主導撤銷「中國事務部」,將其業務併歸入「國際事務部」的前主席,現任中執委暨中常委的游錫感到尷尬。因為此舉等於是否定了其於整整五年前作出的撤銷「中國事務部」的決定。

當初遊錫決定撤銷「中國事務部」,除了是配合其主導民進黨第十二屆第二次「全代會」通過的《正常國家決議文》之外,還有一個客觀上的原因,就是民進黨中央黨部的各個一級部門,都是為選舉而設,而「中國事務部」卻在選舉中使不上力。本欄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二日《民進黨撤中國事務部意欲何為》就分析指出,在民進黨中央黨部的十五個一級部門中,除主席室、秘書長室、秘書處、財務委員會是行政財務機構,民主學院是培訓骨幹的黨校,政策委員會主要為黨團服務,國際事務部專責國際黨際交流之外,其餘文化宣傳部、組織推廣部、社會發展部、青年發展部、民意調查中心、族群事務部、婦女發展部,都是「選戰機器」,在選舉中起到組織動員各所屬對象人群的作用。國際事務部雖然不屬「選戰機器」,但卻有助於民進黨的對外黨際交往交流活動。只有「中國事務部」既未能在選戰中起動員作用,又未能與大陸地區的政黨進行黨際交流交往, 而且與「陸委會」的龐大資源相比,也難以向執政黨及當局提供系統、完整的大陸政策建議,也就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因此,當要實施精簡機構時,「中國事務部」就第一個成了被「開刀」的對象。

民進黨在二零零八年的「總統」大選中落敗之後,「陸委會」重新落回國民黨的手中,再也不能為民進黨所用;民進黨要進行大陸事務的研究及協調工作,就必須要有相應的機構。為此,在二零零八年六月四日民進黨喪失執政權的首次中常會上,屬於前「新潮流系」的段宜康提出議案,建議恢復「中國事務部」。他在「提案說明」中指出,兩岸關係是臺灣核心問題,如何型塑妥適的兩岸關係是民進黨重要課題。新任主席蔡英文即裁示,在「不增加員額編制、落實節流計畫」原則下,交由秘書長王拓評估後再合併提出。但在大半年時間過去後,雖然民進黨仍遵循「不增加員額編制、落實節流計畫」的原則,但也不怕迭床架屋,增加了幾個一級黨務工作單位,卻並未接納恢復「中國事務部」的提議,只是成立降了格的「中國事務小組」,並由原屬前「美麗島系」的陳忠信擔任召集人。但是,該小組後來卻並沒有開展活動。這被視為蔡英文繼續沿襲凸顯「一邊一國論」的《正常國家決議文》的思路的一個明證。

現在,蘇貞昌主導民進黨恢復了「中國事務部」,等於是否定了遊錫將其併入「國際事務部」的旨意。而當年撤銷「中國事務部」的做法,是遊錫秉承陳水扁「一邊一國論」的旨意,主導通過《正常國家決議文》的配套措施之一。由此,蘇貞昌是否會進一步,對《正常國家決議文》進行檢視一番,使之與恢復「中國事務部」形成相輔相成的效果?

北京一些官員在談到與民進黨進行「黨際交流」的條件時,老是強調民進黨必須放棄「台獨黨綱」或《台灣前途決議文》。其實,這兩者是有著一定的區別的。因為「台獨黨綱」的核心內容是「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亦即是透過「全民公投」實現「台獨建國」。而《台灣前途決議文》則是針對大部份選民對「台獨黨綱」的疑慮,並明白到「台獨建國」並不現實,因而採取承認「中華民國」的「國號」的手法,偷渡「台獨」的理念。它與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相比,則是「中華民國是台灣」。按照「後法優於前法」的原則,承認「中華民國國號」,不再追求「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已經「凍結」了「台獨黨綱」。因此,才有「台獨黨綱是歷史文獻」之說。

但是,遊錫所主導的《正常國家決議文》,卻又以「後法優於前法」的原理,「凍結」了《台灣前途決議文》,明目張膽地提出要「早日完成臺灣正名,制定新憲法,在適當時機舉行公民投票,以彰顯臺灣為主權獨立國家」,繼續鼓噪要以「臺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成為陳水扁和民進黨內少數頑固「台獨」分子謀求「臺灣法理獨立」拋出的新的「台獨綱領」。因此,蘇貞昌倘要縮短「最後一裏路」,就得設法處置《正常國家決議文》,提出新的《決議文》,再以「後法優於前法」的原理來「凍結」《正常國家決議文》。而北京官員在談及與民進黨進行接觸交流的條件時,也不要忽略比《台灣前途決議文》更「獨」的《正常國家決議文》。

按照十三年前的經驗,民進黨在制定《台灣前途決議文》之前,曾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盡管談的是經貿政策問題,但也含有「國家定位」的內容,這為後來制定《台灣前途決議文》掃清了若干政治障礙。因此,蘇貞昌倘要調整兩岸政策,或是制訂新的《決議文》,就有必要現行舉辦「兩岸政策大辯論」。

正因為如此,有意出任「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委的謝長廷,就向蘇貞昌提議,由其主持「中國政策大辯論」。但蘇貞昌卻出於種種顧慮,一直未有鬆口。從種種傳言來源看,蘇貞昌並非不願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但卻不希望是由謝長廷來主持。其原因,有如下幾點:

一、從政治權謀原因考慮。擔心謝長廷籍著主持黨內「中國政策大辯論」的機會,在協調鼎鼐黨內各派系不同觀點的過程中,成了各派系的「共主」,就會是「影子黨主席」並將會喧賓奪主、反客為主,再與「地下黨主席」蔡英文合作,在二零一四年的第十五屆黨主席選舉中,奪了自己的主席大權。

二、從辯論效果來考慮。既然是要進行辯論,就折射出民進黨內有各種不同的觀點立場,必須透過辯論來消除分歧。實際上,當年的「中國政策大辯論」,「美麗島系」提出「大膽西進」,「新潮流系」提出「強本漸進」,經過激烈辯論,最後達成「強本西進」的共識。現在要進行辯論,經貿政策已不成問題,要辯論的應是政治定位。但民進黨內的政治立場五花八門,既有陳水扁的「一邊一國」,也有「台獨」大佬的「獨立建國」,還有蔡英文的「台灣共識」和呂秀蓮的「九六共識」等。毛遂自薦的謝長廷是主張「憲法一中」的,但從民進黨的政治現實看,支持這一主張的人並不多,並與民進黨的「神主牌」有所抵觸。倘是由謝長廷來主持「中國政策大辯論」,可能會徒添困擾,爭論不休,難以達成共識。

三、從瑜亮情結看。蘇貞昌已經表態,在不設前提下,願以民進黨主席身份訪問大陸。而謝長廷也表示,願以個人身份前往大陸。這是十二年前「長扁情結」的重演。實際上,當時已當選但尚未就任民進黨主席的謝長廷,是有意接受廈門市長朱亞衍的邀請前往訪問的。但陳水扁擔心被謝長廷搶先一步,而將之擋下。

現在則重演這一幕。當然,謝長廷倘是以個人身份登陸訪問,蘇貞昌沒有甚麼理由予以阻攔。但倘是在他出任「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委並由他主持「中國政策大辯論」之後前往大陸,則意涵並不一樣了,至少會對蘇貞昌形成「搶飲頭啖湯」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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