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之死

“文革”開始時的1966年4月,時任武漢大學校長和全國三屆人大常委的李達即被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湖北省委確定為打倒對象,行動受到限制。跟隨李達多年的秘書劉某某同情李達,5月1日向中共中央組織部寫信反映李達的情況。

5月初,武大黨委書記兼中共湖北省委教育革命工作隊黨委書記莊果和武大政治部主任、教育革命工作隊成員陸舒媏嚴厲批評了劉某某向中組部寫信反映李達情況的“違反紀律”錯誤。他們聲色俱厲地說:“你知道李達是中央管的幹部,所以目前的一切都不許再向中央反映,必須絕對保密!”同時交給他一項秘密的“特別”任務:偽裝同情李達又嚴密監視李達,每天向工作隊密報李達動態。5月16日,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羅明又找劉某某個別談話,強調監視李達、密報李達動態是省委交給他的光榮政治任務,必須絕對保密,“在工作中完全聽從領導小組的安排,他們決定如可搞就如何搞,忠實執行,叫你怎麼辦就怎麼辦,根據需要辦。除此而外不能對任何人講,除非省委找你,不管系、學校、別的領導,任何人找你,你均不講。只有領導小組、莊果、陸舒媏及他們指定與你聯繫的人才可以講”。他還要求劉某某:“你在各種場合表態的時候應遵照一個原則,即不要引起領導小組以外的人對你的懷疑,不要引起李達對你的懷疑。”“至於將來讓你出來講話,講什麼,由領導小組安排。”

劉某某忠實執行了這項“特別”任務。從5月初到8月24日李達被迫害致死,他幾乎每天都寫有兩三千字的密報,工作隊據此作為“絕密”的《李達動態》打印,呈送中南局和湖北省委以及陶鑄、王任重等領導人。

6月3日,武大召開全校師生員工緊急動員大會,莊果正式宣佈“我們學校也有一個‘三家村’黑店。李達、朱劭天、何定華是它的三個大老闆,牛永年是‘三家村’黑店的總管。”劉某某當天密報說:“李達對我講過三次,叫我去找莊果,把他關進監獄去,送到拘留所去。又講,‘我要戴著黑帽死去。許道琦講我另有一套教育方針,我有什麼?我沒有什麼另一套教育方針。學生講我反黨、反毛澤東思想,我沒有反毛澤東思想,也沒有反黨’。”“講我是大叛徒,到香港,出賣多少同志,我沒有這回事。”“講我是‘三家村’,真冤枉,我與何、朱有何聯繫?”。

6月13日,武大舉行聲討李達“三家村”大會,李達被揪到會場示眾,攝像。報紙、電臺也開始公開報導,但未點李達的名字,用的是“某資產階級權威”。當天,劉某某密報說:“我拿《湖北日報》進去,他邊吃邊看,講:‘見報啦,怎麼沒點我的名字,大概明天會上報紙的。’還講:‘真是天大的冤枉,我是“三家村”,我與朱有何聯繫,何常來我處,全是造謠、捏造。”’

14日,劉某某又密報說:‘上午李達聽到門外呼口號,聲討他,他講:‘打倒李達已喊過幾萬次,不打自倒,還喊什麼”’。

另一方面,李達對自己“脫毛鳳凰”、“虎落平川”的“文革”處境又明顯表現出無奈。劉某某所密報的7月19日:“今天上午李達一直沉默不語,石曼華(李達妻子)哭了—上午,下午又哭了一場。”

6月30日,共產黨成立紀念日前夕,報紙、電臺公開點名,揭批李達“三家村”。作為當年中共一大召集人和党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達尤其感受到委曲、無奈和無助。當日,劉某某密報說:“李達中午沒睡覺,看《湖北日報》。李達又講,‘他們把十幾年來,朱、何、我三人講的話,東拼西湊拉一些話,放在一起,組成一個“三家村”,不相干的話放在一起就算問題了……血壓這麼高,過不了這一關,作為一個黨員,經不住一場考驗,身體不給作主,就這樣死去啦。”

7月1日,劉某某又密報李達說“現在把我也上報了,‘三家村’內容重點變啦,把十幾年來朱、何、我講的一些話觀點相似的話,把我十幾年前的著作中的話,以我為主,把三人的話拼湊在一起,變成一個‘三家村’。你看這害死人……我如何辯法?不辯吧!辯也辯不清楚的,由他們去說”。“現在上報了,把我搞倒、搞臭,上報就臭了,我已倒了,還要把我鬥倒鬥臭,鬥吧。”

7月16日,年逾古稀的毛澤東暢遊長江,身處絕境的李達不由產生了一線希望。但是,他無從知道7月18日毛澤東已離開武漢去上海。可就在18日這天,李達家鄉來人和武大哲學系部分師生對他進行了窮追猛打的面對面鬥爭。李達在經受這種人格侮辱之後已完全絕望,當日劉某某密報李達說“鬥就鬥吧,鬥死了算球”。

然而,李達仍然寄希望於他幾十年的老朋友毛澤東給予解救。幾經考慮後,7月19日,他向毛澤東寫了劉某某密報中所說的“救命信”,他幾乎是央求跟隨自己多年的秘書“幫忙”去送這封信。可是,他到死都不知道他所信賴的秘書早已奉命對他執行“特別”任務!他競把李達的“救命信”直接送給了置李達於死地的工作隊,並且還按照莊果的交待,欺騙李達說把信送給了毛澤東的警衛員。

工作隊莊果他們雖然扣壓了李達給毛澤東的“救命信”,但是他們也害怕承擔責任。因為當時“彭羅陸楊”之楊尚昆的罪名之一就是扣壓毛澤東的信件,莊果當時私拆李達這封信時就故作驚訝地說:“啊!這是給主席的信啦,沒有看見,糟糕!我犯了個錯誤!”7月28日,陸舒媏從北京返校,她在辦公桌上看到已經沒有信封的李達這封信,便叫她的秘書以“機要件”從郵局寄給中共中央毛主席。

8月10日,毛澤東看到了一張條子:“李達(武漢大學)要求主席救他一命。”寫這張條子的人顯然是收到武大所寄李達給毛澤東“救命信”的人,他注明“武漢大學”,是因為他知道除了“文”李達,還有“武”李達,即劉鄧大軍的參謀長、時任國家体委副主任的李達上將。毛澤東當即用他那特製的粗紅鉛筆在這張條子上作批:“陶鑄閱後,轉任重同志酌處。”同日,陶鑄也在這張條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志。”王任重後來說,毛澤東還曾當面指示他:不要把李達整死,要照顧一下。他也向毛澤東保證:“武大的革命師生決不會對李達採取過分的行動。”

7月19日,李達特別提醒劉某某,“文革”整他是“宗派鬥爭”:“劉真、侯福珍(引按:1958年教育革命期間,劉任武大黨委書記,侯任副書記。1961年整風,李達糾正教育革命後果,劉調回湖北省委,侯調往河南)回來領導運動,他們來整我們幾個人,非要把我們整死才甘心。”劉某某頂他說:“省委不早作結論,武大沒宗派問題。”他仍然說:“是宗派鬥爭,整我們幾個人……”正是所謂當局者迷,李達似乎至死也不明白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天真得如同劉少奇一樣:“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但是,他畢竟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考慮。夜深人靜之後,夫人石曼華問他:“毛主席為什麼這麼搞,他過去不是對你很好嗎?”他伸出拇指說:“什麼文化大革命,他是要樹他自己。”

7月19日,情急之中,李達強辯自己終生冤屈的所謂“叛徒”“是叛的陳獨秀的黨,不是毛澤東的黨”。他親自參加創建的共產黨竟被分為“陳獨秀的黨”和“毛澤東的黨”,也是他病急亂投醫,以至如此!

自7月中旬進入批鬥高潮以來,李達胃潰瘍復發,糖尿4+,血壓已升到236/114,常感“頭頂發麻”,心力已感衰竭。但他仍被強迫參加大小批鬥會,最後是在家聽批鬥實況廣播。由於他已是被公開點名批鬥的“敵人”,校衛生科也停止了對他的公費醫療,連糖尿病需經常服用的D860藥也停止供應。李達的病情愈來愈重,到8,9上旬,他已感到極度虛弱。他多次請求自費住院檢查、治療,讓他活到運動結束以後再死。據當時武大衛生科醫生說,李達雖年老多病,但按他的體質和病情,如果保持正常條件,稍加醫療照顧,三五年內是不容易死去的。但此時的李達既無正常條件,更無照顧醫療,連自費治療的請求也得不到准許。直到8月21日,李達已奄奄一息,他被改名“李三”即“李達三家村”之意,送武漢醫學院附屬二醫院住院,三天后,24日,李達終於被迫害致死。

1967年8月24日,在勢頭正猛的文化大革命中,武漢大學為李達翻案的2000餘名師生員工舉行了“李達同志遇害逝世一周年追悼大會”。1974年1月13日,武漢大學在武昌九峰山公墓舉行了“李達同志追悼會”。1980年兒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復中共湖北省委關於為李達徹底平反、恢復黨籍的決定。1996年9月12日,李達骨灰由武漢九峰山公墓移放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王炯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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