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報刊幕後往事

“文革”10年間,異乎尋常的現象迭出。其中之一,就是群眾組織創辦的報刊鋪天蓋地,這與全國官方報刊種數銳減恰恰相反。據初步估算,類似《紅衛兵》、《東方紅》、《造反者》這樣的紅衛兵報刊,竟有5000種之多。這些報刊是山頭林立的各紅衛兵組織的喉舌,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狂熱浪潮下的變異文化現象。它雖然只存在了短短3年,然在其初創、發展、鼎盛、衰亡的過程中,留下了許多耐人尋味的軼聞。

紅衛兵小報讓人認識了“五大造反領袖”

1966年5月底,中國的政治氣候比自然節律提前進入燥熱期。一群青年學生秘密聚集在圓明園遺址,興奮地議論著從父母那裏聽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內容,以“紅衛兵”的名義,呼出了“造反有理”的口號。

8月1日,毛澤東寫出致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熱烈支持孩子們的行動。紅衛兵的名聲迅速在北京各大中學傳播。8月18日,紅衛兵登上天安門,第一次正式出現在《人民日報》上,如同一場狂飆,席捲全國。在隨後的“破四舊”和“大串聯”運動中,紅衛兵的傳單、通令雪片般撒向街頭。他們迫切需要代表自己心聲的更強有力的宣傳工具。於是,第一張紅衛兵報應運而生。

我們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紅衛兵報,是1966年9月1日由北京六中紅衛兵創辦的《紅衛兵報》和同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創辦的《紅衛兵》,這兩份報都是八開四版。

北京六中紅衛兵,是北京第一批紅衛兵之一,積極參加了“破四舊”運動。由於有嚴重的打砸搶行動,既而又流露出維護“走資派”的傾向,該組織僅生存了一個多月就被指責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劊子手”而解體。它所辦的報紙,也只出了十幾期便告夭亡。“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又稱“一司”,成立於8月27日。主要負責人由高幹子女組成,政治態度與中學的老紅衛兵相似,因而不久也被斥為“保皇司令部”,報紙銷聲匿跡前共出了二十幾期。

9月中旬以後,隨著對工作組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一批造反派紅衛兵起而代之。不久,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的《東方紅》,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的《紅旗》,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清華大學“井岡山”的《井岡山》報相繼誕生。

由於這些組織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其報紙逐漸成為眾多紅衛兵報刊中的強有力者,發行量很大,地質學院《東方紅》報銷量曾多達10萬份以上。北京大學的《新北大》報,雖然在8月22日就已經創刊,但最初以校刊的面孔出現,與紅衛兵小報的模式不盡相同。該報因得到毛澤東親筆題名而驟然顯赫,後來成為“新北大公社”和聶元梓的獨家代言人。

通過《東方紅》、《紅旗》、《井岡山》、《新北大》這些高校紅衛兵的小報,人們認識了北京五大造反領袖(聶元梓、譚厚蘭、王大賓、韓愛晶、蒯大富),也由此領略了他們煽惑鼓噪的才華。

為漏排一個“的”字,三番五次作檢討

1966年12月初,林彪、陳伯達通過下發關於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規定,把動亂之火吹向了經濟建設戰線。紅衛兵的含義急劇膨脹,不再是青年學生的專利。紅衛兵報刊隊伍中,也湧進了大批工人、農民甚至軍人主辦的行業造反報紙。

令人吃驚的是,這些未受過新聞專業訓練的人辦的業餘報紙,雖然內容空泛,“最最最”一類語言充斥字裏行間,但必須承認就整體來說,錯別字極少,比起我們今天看到的街頭小報,差錯率小得多。為什麼會這樣?內中原因說出來既令人感到好笑,又覺得悲哀。在那個絕對政治化的時代,報刊版面上的任何錯別字,都可能招致“反動”罪名,使本派陷於滅頂之災。所以,辦報者一面懷著極大的狂熱搜索歌頌或咒的詞彙,一面又戰戰兢兢地校對每一個字詞,尤其是領袖人物言論的引文。

在翻閱昔日紅衛兵小報時,筆者看到一家造反名氣頗大的《東方紅》的幾期,因為此前刊登毛主席語錄時漏排了一個“的”字,不得不三番五次地聲明檢討,“從靈魂深處狠挖根源”;同時又板起臉來,呵斥對立派別不得借此“撈稻草”。誠惶誠恐之態,令人哭笑不得。有的老編輯至今感慨“文革”時的校對質量,蓋出於此。

張春橋領導的《解放日報》也“犯下罪行”

紅衛兵報刊的另一個來源,是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後,各群眾造反組織通過奪權,搶佔上至省,下至地、縣及本單位機關報。

1967年1月3日,面對各級黨委已難以繼續領導宣傳工作的狀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報紙問題的通知》,指出:省市報紙可以停刊鬧革命,但不應停止代印《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的航空版。

就在中央發出“停刊鬧革命”的當日,張春橋、姚文元在北京平安裏三號——原《解放軍報社》社,召見了從上海前來的造反派頭目王洪文、陳阿大、廖祖康,在座的還有聶元梓。張春橋神秘地佈置說:“《文匯報》明天就要奪權,這是整個上海奪權的先聲。”他要求王洪文等人立即趕回上海。

1月4日,《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在當日報上發表《告讀者書》,殺氣騰騰地宣佈“接管了《文匯報》”,“解放以來,《文匯報》罪惡滔天”,“《文匯報》對黨對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饒恕的。舊《文匯報》必須徹底革命,徹底改造”。對於《文匯報》的被造反,人們頗有幾分惶惑:“文革”的導火索——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最早就發表在《文匯報》,這家報紙如何又“罪惡滔天”了呢?未等人們思索出答案,更奇怪的事情接踵而來。

1月6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也發表了該報“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的《告讀者書》,宣佈自1962年以來,“竊據《解放日報》社領導崗位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的辦報路線”,“這一時期的《解放日報》竭力為資本主義復辟做輿論準備,成了資產階級的工具”,也“對黨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世人皆知,身為上海市委分管宣傳的書記兼宣傳部長的張春橋,長期以來一直領導著《解放日報》,如果說這份報紙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那麼他這個領導又如何洗刷得乾淨呢?

報社的“筆墨之爭”變成“槍桿子之爭”

1967年1月8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的談話中,高度讚揚文匯報社、解放日報社的奪權和《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此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機關報都陷入了奪權、“新生”的混亂中。然而,並不是所有報紙的奪權都能找到張春橋這樣的硬後臺,因此在你爭我奪中,爆發了一系列武鬥流血事件。針對這種情況,中央決定由軍隊暫時控制報社,但情況並沒有立即好轉。

在中央發出這一決定時,青海省委機關報《青海日報》,已被西寧市“八一八紅衛戰鬥隊”佔據,他們刁難阻撓軍管,後又用暴力驅逐來社的解放軍人員。當時青海駐軍成立了聯合支左辦公室,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任副組長,聯合支左辦公室經研究決定,對報社強行軍管,並確定“敵人開槍,我還擊”的原則。

2月23日,西寧駐軍調動部隊奪占《青海日報》時,群眾組織與部隊發生武裝衝突,造成群眾和部隊傷亡377人的嚴重事件,這就是震驚全國的“《青海日報》事件”。事後,林彪、江青乘機把此事說成是“二月逆流”在地方的表現,指責趙永夫是國民黨,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宣佈予以逮捕。報社的“筆墨之爭”變成了“槍桿子之爭”。

在廣州,1967年1月21日晚11時,幾個紅衛兵組織合併成的“省革聯”,來到《廣州日報》奪權,將報紙改為傳播“省革聯”聲音的《新廣州日報》。到了2 月28 日,“省革聯”的奪權因未得到中央的承認而垮臺,《廣州日報》被軍管。

3月14日,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駐廣州聯絡站,在其編印的《新北大》廣州版發表文章《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重新掀起奪權的軒然大波。4月10日晚,廣州市紅衛兵造反派組織衝擊廣州日報社,要求轉載《新北大》的文章。就這樣鬧到了5月15日,廣州一個學院的紅衛兵強行封閉了報社,《廣州日報》因此停刊,直到1972 年才以小報的形式復刊出版。其他如《雲南日報》、《長江日報》、《廣西日報》、《福建日報》、《北京日報》等,也都經歷了類似的過程,

在“全面內戰”的局勢下,控制省報攫為一個組織私有的現象,並不多見。被造反派或紅衛兵組織改造為紅衛兵小報的,多是省以下的地、市級單位的機關報。但這些報紙因為佔有天時地利的優勢,在印刷發行方面得天獨厚,往往在紅衛兵報刊中影響很大。

1967年夏季,全國紅衛兵報刊數達到了頂峰。據不完全統計,北京有200多種,江蘇、遼寧、四川等省都在300種以上。當年周恩來曾詢問過四川重慶的支左負責人,重慶市僅“反到底”派有多少種報紙?得到的答案是30多種。全國紅衛兵小報最少的地區是西藏,僅有十幾種。但西藏有藏文紅衛兵小報《紅色造反報》,堪稱全國一絕。

從辦報人的職業看,學生、幹部、工人最多,農民其次,甚至還出現了聾啞人造反組織辦的《聾人風暴》,平反出獄的囚犯辦的《紅囚徒》報。如此五花八門,稱之為“亂世奇觀”,當不虛妄。

“走資派”街頭售賣紅衛兵小報

紅衛兵報刊開始發行時,一部分自行發售,一部分通過郵局訂閱。但後來因種類驟增,郵局也分裂為幾派,通過郵發的只剩下影響大的幾家報紙——多數都改為上街叫賣了。

1966年11月27日,上海“紅革會”的人員來到上海市郵電局報刊發行處,要求該處代為發行其批判中共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第九期《紅衛戰報》,並要求此後要將他們主辦的《紅衛戰報》與上海市委的《解放日報》一道發行。他們稱之為“《解放日報》放毒到哪里,我們就消毒到哪里。”發行處根據上海市委的指示,理所當然地拒絕了這一要求。3天后,“紅革會”紅衛兵進駐解放日報社,不准《解放日報》發行。12月2日,王洪文等人見有機可乘,也派“工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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