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橋頭事件」三十四周年的前夕，也是間接導致「橋頭事件」爆發的美國宣佈美台「斷交」三十四周年的前一天，曾任「扁朝」「內政部長」的八卦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政憲，於本月十四日親自主持了其爺爺餘登發故居的整建啟用揭牌典禮。高雄市長陳菊，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許信良等皆到場致賀，並緬懷餘登發為台灣民主發展勇於抵抗威權的精神。當年「橋頭事件」的參興者陳菊、許信良都在談話中，強調了「橋頭事件」是台灣地區戒嚴時的第一次政治示威遊行，籍以凸顯自己與餘登發一樣。都是台灣地區的「民主先行」鬥士；蔡英文則趁機宣傳民進黨將於明年一月十三日發動的「火大」遊行，以彰明自己在民進黨內並沒有因為卸任主席就遭到「邊緣化」。作為餘登發後代的餘政憲，則強調餘登發的故居可以讓下一代瞭解台灣的民主是無數人的生命和自由掙來的，以暗示自己是「民主先行」的「當然接棒人」。

然而，所有與會者都刻意迴避了一個重大史實，那就是「橋頭事件」的起因，尤其是餘登發遭到「警總」誣陷，並被「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剝奪公權五年的主要肇因，恰恰就是鼓吹這些與會者現時所反對的兩岸統一！他們的這種閹割歷史，尤其是閹割「黨外」運動發端的其中一個主要動因的做法，與其所主張的「民主」，差距何止是十萬八千里。

實際上，只要陳菊等人認真回顧歷史，就應可喚起記憶，餘登發當年遭到判刑的「罪行」，就是「涉嫌叛亂」、「知諜不報」、「為匪宣傳」。其中的「為匪宣傳」，就是主張兩岸統一。一九七八年，作為高雄縣「黑派」始祖的余登發公開呼籲，「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應該統一」。當年十二月十五日，中美兩國政府同時宣佈，兩國將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交，美國將於同日與台灣「斷交」，引發台灣人心浮動，一些學生到美國大使館門前示威抗議。蔣經國於十二月十六日宣佈「戒嚴」，軍、警、憲處於全面戒備狀態，並停止一切「立委」選舉活動。這一突然舉措，使得已經全力投入「立委」競選活動的「黨外」人士受到沉重的打擊。面對這一局勢，「黨外」人士在是否應繼續向國民黨政府開展鬥爭，採取何種方式鬥爭等問題上產生了矛盾，出現了康寧祥、黃信介兩個派別，使得本來就不太團結的「黨外」陣營的裂痕更為擴大，抗爭運動處於癱瘓狀態。沒有參加這兩個派別活動的其他「黨外」人士非常焦急，希望能有人促使兩派團結起來。而在當時，擁有如此能量的只有曾任高雄縣長，在「黨外」人士中德高望重的餘登發，及曾任台東縣長、時任「立委」的黃順興（後來返回大陸定居並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二人。兩人在「黨外」活動積極分子、著名作家王拓（後來曾任民進黨秘書長）的撮合之下，商討促進「黨外」運動兩大派別團結等事。在一次「促進團結」的集會上，與會者要求國民黨政府恢復「立委」選舉，餘登發受到全體「黨外」人士的推選，發表了演說，其主要內容如下：

「前不久，美國政府與台灣斷交，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說明國民黨政權在國際上不得人心，外交陷入了困境。同時，我們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中共在國際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中美建交，使台灣這塊小天地的局勢變得複雜起來。國民黨何去何從，人們拭目以待。我認為，台灣今後只有與大陸統一才有出路，才有光明的前途。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兩岸同胞血濃於水，海峽兩岸應該盡快結束分裂的局面，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

「同胞們，國民黨獨裁政權藉口非常時期，違背民意，突然宣佈停止一切選舉活動，我們堅決反對，強烈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宣佈恢復選舉，取消戒嚴和特務統治，讓廣大民眾得到充分的自由。諸位同胞，我們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才走到一起來的。為取得今後鬥爭的勝利，我們非國民黨同仁當前最迫切的是要放棄前嫌，緊密團結，形成一個大強大的，攻不破的戰鬥集體，共同對付專制、獨裁的國民黨。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地翻身，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由於餘登發的這個演講反對國民黨，主張國家統一，因而被混入人群的國民黨特務拍了照片並錄了音，發回「警總」。警總司令汪敬熙決定設計陷害餘登發，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以「涉嫌叛亂」、「知諜不報」、「為匪宣傳」的「罪名」，拘捕余登發父子。翌日，一群「黨外」人士在位於高雄縣橋頭鄉的餘登發家聚集，商量營救餘登發的事宜，並與在場監視的特務、軍警發生肢體衝突。被激怒的「黨外」人士他們衝出餘登發家，在橋頭鄉進行遊行抗議，其中陳菊舉著「強烈抗議政治迫害，立即釋放余氏父子」的大幅標語走在最前頭，黃順興、許信良、黃信介、張俊宏、林義雄、張春男、王拓等知名「黨外」人士緊隨其後。遊行隊伍下午轉到鳳山，發傳單、貼標語，然後彙集到高雄火車站前的廣場。這是國府撤台之後，「黨外」人士首次舉行對政治遊行示威活動，吸引了各地的「黨外」政治青年，匯成一股有組織力的洪流，隱然有了政黨的雛形。

三月九日，台灣「警總軍事法庭」正式開庭審判餘登發案。餘登發在法庭上否認橫加於他的「罪行」，並指出：「周恩來、鄧小平對世界和平有很大助益，統一中國後，允許台灣維持現行制度，非必要不以武力犯台，中共有和談誠意，應結束彼此對抗局面。」當檢察官拿出所謂大陸的「列寧式軍裝」、「委任狀」等作為「證據」時，當即被辯護律師姚嘉文一一辯駁是偽造的。但「軍事法庭」仍然以「涉嫌叛亂」，「知諜不報」和「為匪宣傳」的「罪名」，判處餘登發有期徒刑八年，剝奪公權五年。一九八零年餘登發獲准保外就醫後，繼續投入鬥爭。一九八八年余登發曾經出任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餘登發也曾在民進黨的場合上高喊「中國統一」的口號，被支持「台獨」的民進黨人丟食物攻擊。

三十三年前參加「橋頭事件」的人士，包括許信良、張俊宏、林義雄、施明德、姚嘉文等，後來都曾任民進黨主席或代主席，而陳菊、邱連輝、王拓、陳婉真、邱茂男等也曾任民進黨骨幹。而餘登發的後人也大多數民進黨籍，其中女婿黃友仁、兒媳婦余陳月瑛、長孫餘政憲合計擔任過六次高雄縣長；余陳月瑛、餘政憲及女兒黃餘秀鸞、孫餘政道、孫女餘玲雅、孫媳鄭貴蓮合計擔任過十一次「立法委員」；餘政憲在「扁朝」更出任過「內政部長」；「余家班」成為民進黨內最重要的地方勢力。

誠然，餘登發是台灣地區的「民主先行」，一眾民進黨人紀念他，有其現實意義。但不要忘記，導致這些後來成為民進黨人的「黨外」人士當年舉行首次政治遊行的「橋頭事件」，以抗議「警總」拘捕餘登發，「警總」誣陷餘登發的主要「罪名」，就是宣揚國家統一。由此，他們當時實際上是並不抗拒國家統一的。

或許，當年「橋頭事件」的其他人參與者，由於其現在的政治的理念不支持國家統一，因而沒有參與餘登發故居揭幕典禮。而許信良則沒有反對統一，在逃亡期間，還曾認真閱讀過《毛澤東選集》，陳菊則因高雄市要召開「亞太城市高峰會」，有求於大陸，近來也少了些鼓譟「台獨」的聲音，高雄市政府研考會主委許立明還希望紅藍綠三方的「臺北會談」能在高雄市舉行。而在「橋頭事件」時還是青澀學生的蔡英文也來了，但她卻是要消費餘登發，為自己造勢，難道不感到慚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