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局長吳衛鳴日前帶領文遺委員會委員及傳媒考察草堆街八十號中西藥局遺址考察，瞭解修復進度。他指出，在二零一二年改造附屬空間期間，發現該址在原有基礎下有另一層石結構遺跡，隨即發掘考古，並將該遺跡原址保留及展示。而建築修復團隊近期在鋪設中西藥局的地面層管道時，又再發現大規模的石結構遺跡。經考古發掘，初步推斷為附屬空間石結構遺跡的延續。為此，該局正調整舊建築部分地面層空間佈局。現加快工程進度，盡快對外開放，讓居民瞭解其歷史意義及建築特色。

由此，中西藥局遺址已在文化局當初收購時，作為紀念孫中山先生在澳門從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革命文物建築物，增加了一重展示及研究澳門近代建築風格及技術的考古型文物建築的價值。這對研究十九世紀末期澳門華人尤其是嶺南建築的風格及技術，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這就使得中西藥局在原有的屬於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的文物紀念物的基礎上，增加了單純文物考古的元素。

其實，中西藥局的文物價值遠不止於此，它還見證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段歷史，而且與中國工農紅軍、中共中央特科、紅色間諜、紅醫將領柯麟先生等，有機地聯結在一起。那就是草堆街八十號，曾經居住過中國工農紅軍著名將領賀昌烈士，與中共中央特科領導人周恩來、陳賡手下「紅色美女間諜」黃慕蘭的獨子賀平。新中國成立後，柯麟先生將賀平送回北京，賀平後來是哈爾濱建築工程學院的副教授。因此，中西藥局既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紀念物，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紀念物。這樣，中西藥局就成為「三料」文物建築，具有三重文物價值。

賀昌，原名賀穎，又名其穎，字伯聰、悟庵。一九零六年一月十九日出生，山西省離石縣柳林鎮（今屬柳林縣）人。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早期青年運動卓越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優秀的高級黨務工作者，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的主要領導人，是中共中央委員中最年輕有為精通多種領導工作的英才。一九二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太原、安源、北京、河北、天津、上海等地從事青年和工人運動。參與組織發動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是中共江浙區委負責人之一。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被指定為中共前敵軍委委員，八月參加南昌起義。後又參加廣州起義的組織準備工作。一九二八年參與重建中共湖南省委，選派幹部，輸送物資，支援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曾被選為中共第五、第六屆中央委員。一九三零年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曾組織唐山兵變和多次武裝暴動。次年到中央蘇區，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政治委員、第三軍團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參加南雄水口等戰役和中央蘇區反「圍剿」，曾協助王稼祥主持召開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賀昌留在贛南堅持遊擊戰爭，任中共中央蘇區分局委員、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五年三月率部向粵贛邊突圍，十日於江西會昌河畔遭國民黨軍伏擊，與時任贛南省委書記阮嘯仙等人一起壯烈犧牲，年僅二十九歲。一九三五年四月，衝出包圍的陳毅寫下了《哭阮嘯仙、賀昌同志》一詩：「環顧同志中，阮賀足稱賢。阮譽傳嶺表，賀名播幽燕，審計嘔心血，主政見威嚴。哀哉同突圍，獨我得生全。」此詩收入《陳毅詩詞選》。

黃慕蘭，原名黃彰定，又名黃淑儀、黃定慧。一九零七出生在湖南瀏陽一個開明之家，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期間著名的瀏陽三傑之一黃穎初先生的女兒（另二傑為譚嗣同、唐才常），其父曾任長沙嶽麓書院主任教習，是譚嗣同、黃興、蔡鍔等兒子的老師。黃慕蘭十二歲被父母送進長沙周南女校。周南女校當時培養了一批在中國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學生，如向警予、蔡暢、楊開慧、丁玲等。北伐前夕，黃慕蘭在漢口參加宋慶齡、何香凝領導下的婦女運動，十九歲擔任了漢口婦女部的部長，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黃慕蘭赴上海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秘書，兼機要交通員，並成為中央特科成員，在周恩來、康生、陳賡、潘漢年、李強的領導下工作。黃慕蘭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員賀昌，很快便產生革命情誼，經周恩來批准，兩人正式結婚。不久，賀昌調往中央蘇區，後擔任了中央紅軍的總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三一年一月，黨組織委命她為中國人民革命互濟總會的營救部長，與潘漢年單線聯繫，承擔營救被捕同志的任務，秘密營救關向應、七君子等；組織香港名人大撤退；策反蔣緯國。黃慕蘭是第一個將原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叛變的消息傳遞給中央的人，讓周恩來等得以及時的轉移，使當時的黨中央機構避免了無法估量的損失。中共特科元勳陳賡大將曾說：「慕蘭的一生是中國革命曲折發展的反映。」周恩來稱黃慕蘭為「我黨百科全書」。電影《風聲》中的美女間諜就是以黃慕蘭為原型。黃慕蘭百歲高齡時出版了《黃慕蘭自傳》一書。

賀平，出生於一九三零年三月，是賀昌烈士與黃慕蘭惟一的兒子。一九三零年三月，中共中央常委會決定派賀昌到天津主持北方黨的工作和武裝鬥爭，

任命他為中共順直省委書記。為便於到北方開展革命工作和適應艱苦環境的需要，賀昌與黃慕蘭忍痛將出生僅十幾天的兒子賀平，託付給工人出身的新任廣東省委書記盧彪撫養，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一九五零年夏天，中共中央才把賀平從澳門接到北京，賀平才知道自己是烈士遺孤。「遺子香江血帶衣，關山遠隔夢依稀。突圍贛區淩雲志，解放神州向陽歸。十載悲歡人浩劫，餘生莫教馬空肥。心隨四化英明去，策馬征程履艱危。」這是賀平於一九八一年發表在《山西日報》上的一首悼父詩。寫這首詩時，賀平為哈爾濱建築工程學院副教授。

據黃慕蘭《緬懷我的良師益友賀昌》一文所述，一九二九年四月，賀昌調往香港工作，任中共南方局書記。不久，組織也調她到南方局做秘書兼交通員。和她同時調往南方局的，還有一位討人喜歡的柯麟同志。他是廣東人，公開職業是醫生，有個診療所。他既為同志們看病，又把診所作為南方局的通訊處。南方局黨的機關活動，就是在診療所的掩護下進行的。一九三零年春，在賀平出生後不久，賀昌即調到北方局工作。他任書記，阮嘯仙任組織部長，余澤洪任宣傳部長。由於工作緊張，再加上她產後缺乳，賀昌與柯麟商量，要將賀平托與繼任南方局書記的盧彪為子。直到解放後，賀平才由柯麟從澳門送回內地。

陳振華先生曾對筆者憶述，賀平當時就住在草堆街八十號中西藥局遺址。

（發自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