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後，溫州市的6位“一把手”，無一例外都已經成為省部級幹部。像溫州這樣“盛產”高官的地方，中國還有深圳、蘇州、宿遷，以及邊遠的西藏等。

在改革開放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些高官的“搖籃”，大多集中在經濟發展走在全國前列的沿海發達地區，近些年，隨著改革開放的全域化推進，官員選拔的標准，也從之前的經濟因素一枝獨大，轉向融合了社會和環境因素的全面發展。

官場的“溫州現象”

2015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中央深改辦)迎來了新的專職副主任－－溫州市委原書記陳一新。

57歲的陳一新此次進京履新，被認為是他仕途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作為浙江本地幹部，他此前一直在地方任職，這是第一次離浙赴任。

成立於2013年12月的中央深改辦，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常設辦事機構，辦公室主任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甯兼任。陳一新之前有兩位副主任，一位是常務副主任，是同時兼任

發改委副主任的穆虹，另一位副主任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潘盛洲兼任。

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的中央深改辦，自成立以來一直備受外界關注。

陳一新進京公開資料顯示，陳一新早期是一位理論型幹部，長期在浙江省委智囊機構任職，在省委前後有20年的工作經歷，曾任省委辦公廳調研寫作處副處長、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

在此期間，張德江、習近平和趙洪祝三位現任中央領導人，曾先後在浙江任省委書記。

2013年6月，陳一新調任溫州市委書記。溫州是浙江省第三大中心城市之一，被稱為“中國民營之都”，在浙江甚至全國發展和深化改革中也具有重要地位。

但隨著改革的深入，進入新世紀之後，溫州經濟的先發優勢逐步喪失，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民間借貸危機頻發，使得“溫州模式”飽受爭議。

2012年，溫州經濟增速由9．3％降到6．7％，在全省墊底。當年溫州市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這樣寫道：高端要素在溫州仍難以集聚，產業“低小散”格局沒有根本改變，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實體經濟發展存在不少突出問題。

出任溫州市委書記後，陳一新首先力挺“溫州模式”。他曾不止一次地強調，“溫州模式”沒有過時，“溫州模式”仍具活力，溫州過去是中國改革的先行區，現在仍是中國改革的試驗田。

在陳一新任內，“溫州模式”不僅堅持下來，而且得到了升級。在他看來，要提升溫州經濟的實力和競爭力，需要在推進經濟發展轉型、社會發展轉型、城市發展轉型、政府職能轉型等方面下功夫，著力推進“溫州人經濟”向溫州經濟回歸，打造民營經濟“升級版”。

2013年，溫州經濟開始逐漸走出低谷，當年經濟增速達到7．2％。與此同時，不良貸款也得到了有效化解。2012年以來，溫州共化解818億元不良貸款，其中，陳一新上任的12個月內，就化解了394億元。

輿論認為，陳一新此次能出任中央深改辦專職副主任，與他在溫州任內大力推進改革有較大的關系。

政治成長的沃土

在溫州動車事故中負責救援善後的陳德榮是陳一新的前任。2010年，他在出任溫州市委書記時已經是浙江省副省長。不久，他又在任內“入常”，成為省委常委。如今，陳德榮已經赴上海履新，擔任寶鋼總經理一職。

陳德榮的前任邵占維，在2010年離開溫州後，成為杭州市長，官至副部級。王建滿則是邵占維的前任，他在離開溫州後，也升任浙江省副省長，如今仍是浙江省政協副主席。

浙江現任省長李強也在溫州擔任過兩年半的市委書記。李強主政溫州期間，力推“一港三城”發展戰略，東南沿海大商港、國際輕工城等一批項目紛紛上馬，溫州GDP也在他任上破千億元大關。

另一位從溫州走出來的省長是蔣巨峰，在1998年到2002年，他曾在溫州擔任市委書記，任上升任省委常委，此後離開浙江成為四川省長。

一位長期在溫州市委工作的退休幹部告訴記者，在浙江，溫州的地位僅次於省會杭州和副省級市寧波。“因此，到這裏來擔任‘一把手’的官員，省裏都會優中選優，能力都非常強。”

前述溫州退休幹部對記者說，溫州一直是中國改革的先行區，經濟和社會狀況又比較複雜，在這裏歷練過的幹部，應對、處理問題的能力都非常強。“這可能也是溫州領導屢獲重用的一個重要因素。”

比如，陳德榮主政溫州之際，就經歷了動車事故、民間借貸危機爆發、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創設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等多起震動境內外的事件。以勤政出名的陳德榮，在媼州因勞累曾三度暈倒。

陳一新在離開溫州時曾感慨說，“溫州是個幹事業的地方，是個能幹成事業的地方”，並稱“溫州是我的故鄉，是我政治成長的沃土。”

省部級官員的選拔路徑

事實上，一個城市的主政官員接連被提拔重用，也絕非孤例。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同樣的情形在蘇外陽深圳也出現過。自1998年開始，蘇州四任市委書記梁保華、陳德銘、王瑉、王榮先後成為地方大員，其中陳德銘去陝西、王瑉去吉林、王榮赴深圳，他們先後主政一方，晉升正部。

深圳的三任書記張高麗、黃麗滿和李鴻忠也先後獲得重用，其中張高麗先去山東、後去天津，如今已是政治局常委。李鴻忠當年更是從深圳市委書記跨省升任湖北省長，提拔力度令人矚目。

經濟發展的“模範生”

作為一個地級市，蘇州從1994年楊曉堂出任市委書記起，便形成了由副省級或省委常委兼任市委書記的高配模式。

楊曉堂1998年卸任蘇州市委書記後，轉任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後擔任中國電子資訊集團公司總經理。楊曉堂之後，歷任的蘇州市委書記為梁保華、陳德銘、王瑉、王榮、蔣宏坤、石泰峰。

值得注意的是，從梁保華之後，連續三任蘇州市委書記都外調至外省任職。

國家商務部原部長陳德銘就是先從蘇州市委書記調任陝西省長，後從陝西省長職位調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後進入商務部任部長、黨組書記。

2015年5月，年滿65周歲後從遼寧省委書記任上赴全國人大任職的王　，也是從蘇州走出來的官員。2004年，他由江蘇省委常委、蘇州市委書記調任吉林代省長，3個月後轉正，2006年任吉林省委書記，2009年到遼甯任省委書記，前後共有近十年的省級黨委“一把手”經歷。

王瑉的繼任者王榮，現為廣東省政協主席。2009年6月，深圳原市長許宗衡落馬，時任蘇州市委書記王榮赴深圳任代市長，一年後升任深圳市委書記。

2014年11月，廣東省政協原主席朱明國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12月3日，朱明國被免職。兩個月後，王榮當選廣東省政協主席，晉升為正部級。

陳德銘等人外調後，都能主政一方，應該說，與他們在蘇州的從政經歷密不可分。

蘇州雖然只是一個地級市，但其經濟規模卻不容小視，長期居於江蘇首位，在全國也處于前列，一度位居全國第四，僅次於“北上廣”。

上世紀80年代，蘇州利用靠近上海的區位優勢，將大企業的訂單拿到鄉鎮企業去做，走出了一條鄉鎮企業的發展之路，創造了紅極一時的“蘇南模式”；上世紀90年代，鄉鎮企業面臨體制困境，蘇州又抓住上海浦東開發和台灣產業升級和轉移的機遇，摸索出了一條依靠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新路，形成了“蘇州模式”。

從“蘇南模式”到“蘇州模式”，蘇州不斷地創造著奇跡，讓世人矚目，而陳德銘等人正是這些奇跡的直接推動者。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蘇州模式”被認為與中國國情和發展現狀高度吻合，成為中西部省份競相學習的對象。在這個背景下，創造這一模式的陳德銘等人，被提拔外調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與蘇州類似的，還有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更是積累了眾多經濟發展的先進經驗，其發展模式一度成為眾多內陸地區學習模仿的對象。

青藏“政治高地”

在中國政治版圖中，青海和西藏雖然地處偏遠，但因為其特殊的地理和政治環境，使得青藏地區幾十年來也逐漸成為幹部提拔升遷的高地。

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在大學畢業後仕途的起點就在西藏，而青海則是中組部部長趙樂際紮根30年的地方。輿論相信，這片近200萬平方公里的“高地”，未來還會造就更多的政治明星。

2015年8月，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習近平在講話中特別談到了西藏幹部。稱要搞好對口支援西藏工作，優化援藏幹部人才結構，把優秀人才選派到條件艱苦和情況複雜地區去磨煉意志、增長才幹。

記者梳理發現，現任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及省部級官員中，不少人都有西藏工作經歷。

在現任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中，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向巴平措和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慶黎4人曾有西藏履歷。

郭金龍和張慶黎此前曾先後任職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春華離藏時任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向巴平措離藏時任職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更早前離藏後晉升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還有胡錦濤和陳奎元等人。

1963年出生的胡春華，20歲從北大畢業後到西藏工作，27歲時晉升為副廳級，29歲時任職正廳級共青團西藏自治區區委書記，1997年首度離藏，進入團中央，4年後38歲時再度進藏，任副部級自治區黨委常委、秘書長，43歲在自治區常務副書記任上再度赴團中央，任正部級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胡春華在西藏先後有19年工作經歷，後歷任河北省長，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2012年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兼任廣東省委書記。

郭金龍與胡春華先後7年在西藏有工作交集，2001年到2003年胡春華任職自治區黨委秘書長時，郭金龍為自治區黨委書記。

郭金龍1993年從四川省委副書記任上赴藏工作，在西藏共有11年工作經歷，先後任黨委副書記、黨委常務副書記和黨委書記。2004年離藏後，歷任安徽省委書記，北京市長，2012年任北京市委書記並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向巴平措出生於西藏昌都，藏族，在2013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之前，所有的工作履歷都在西藏。在西藏先後任拉薩市委書記，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自治區政府主席和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等職。

在條件艱苦、環境複雜、基礎差的地區或者單位工作實績突出，一直是中共破格提拔幹部的條件之一。

《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第九條規定，黨政領導幹部應當逐級提拔。特別優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幹部，可以突破任職資格規定或者越級提拔擔任領導職務。西藏、青海自然條件惡劣，顯然是符合上述條件艱苦的工作環境之一。

如果官員能夠在這些地區堅持下來，並做出成績，那麼顯示的不僅是能力，更是忠誠。按照組織系統選拔幹部的原則，這些官員部應被優先考慮。

因此，青藏地區不僅在地理上是高原，在政冶版圖上也是一塊“高地”。

陳一新在離開溫州時曾感慨說，“溫州是個幹事業的地方，是個能幹成事業的地方”，並稱“溫州是我的故鄉，是我政治成長的沃土。”

提拔機會的變遷

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歷史發展來看，一個地方官員得到提拔的可能性，與該地經濟社會發展的程度是正相關的。當地經濟發展水準越高，增長的質量越高，包括民生問題解決得相對好，環境問題也處理得比較好的話，這個地方的官員就相對容易得到提拔。反之，這個地方的官員得到提拔的機會就少。

但是，近些年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改革開放已經從東南沿海擴展到全國，內地與東南沿海之間的觀念差異越來越小。另外，現在的發展，不僅重視經濟發展的速度，還重視經濟發展的質量，以及對資源環境的影響。在這神情況下，很多的內地省份或城市也創造出很多在全國可資借鑒的模式，比如湖南的兩型社會建設，以及重慶的發展模式。

在重慶的發展中，沒有靠重工業拉動，煤炭和鋼鐵的產量都相對穩定，重點發展高新產業，附加值比較高，並且注重創新，當地這幾年的經濟發展速度一直走在全國前列。如果有借鑒意義的話，就可以複製到全國其他地方。

現在選拔官員的標准，首先要有市場思維，要注意發揮市場的機制，不要過多地依靠行政手段來配置資源；第二要注重地方的均衡發展，知道自己的資源稟賦是什麼，優勢是什麼，要能根據現有的優勢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並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保住青山綠水，這需要官員有一定的戰略眼光；第三，要知道大力培植民營企業，如果光發展國有企業，不注重民營企業，不能提供一個公平的市場環境，社會和市場的力量同樣激發不出來。這幾個方面，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地方的領導在主政一段時間後能不能取得成效並獲得提拔。

目前，中國的改革已經從沿海擴展到全國。所以內地的很多官員，尤其是刨遣了自己發展模式地區的官員，將來也會得到限多的提拔機會。

(蔡如鵬 汪玉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