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共中央黨校聯合舉辦“紀念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二十周年座談會”，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代表黨中央在這個座談會上講話。

胡錦濤在講話中首先回顧了有關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歷史。他說：“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首先發表了經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了這篇文章，新華社向全國轉發。一場規模宏大、內涵豐富、影響深遠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5月1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全文發表了胡錦濤的這篇講話。胡錦濤的這個講話，特別是他提到胡耀邦的名字，引起公眾和輿論的關注，反響強烈。

為什麼“經胡耀邦審定”這樣看起來很平常的話，會引起很大的反響呢？這要從當時的現實情況講起。

1987年以後，講“真理標準討論”，刻意淡化胡耀邦

胡耀邦是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做出了突出貢獻的一位領導人。大家公認，胡耀邦在撥亂反正中有兩大貢獻：一是平反冤假錯案，一是發動和組織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

胡耀邦在中央黨校首先提出用實踐標準檢驗總結十年文革，在他指導下，寫了學習檔，明確提出以實踐為檢驗真理、辨別路線是非的標準，並組織中央黨校八百學員進行討論。胡耀邦審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稿，並同意在《理論動態》發表後，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胡耀邦頂著巨大的壓力，指導撰寫一系列文章，將這個討論推向高潮。胡耀邦是這場討論的發動者和組織者，這是明明白白的歷史事實。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許多論著都記述了胡耀邦的這一歷史功績。

但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突然地，輿論出現了大轉變，在媒體上，在論著中，在輿論場合，在一些人的講話中，講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卻回避提胡耀邦。

1988年5月，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十周年。在紀念活動中，上述那種不正常狀況就很扎眼地顯現出來。

1988年5月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本報評論員文章，題目是《偉大的轉折輝煌的序曲――紀念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十周年》，這篇評論員文章是這樣說的：“在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援和組織下，有關同志親密合作，撰寫和修改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幾家報刊協作配合，1978年5月11日先在《光明日報》上以特約評論員文章形式發表。第二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引起巨大反響。”這一段話是講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一歷史事件，但這裏不提中央黨校，不提首先發表這篇文章的刊物《理論動態》，更不提胡耀邦，所謂“在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援和組織下”，也不知是怎樣一回事，簡直不知所云。

《人民日報》在5月9日第3版發表孫長江的文章，題目是《從實踐標準到生產力標準》。孫長江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作者之一。他在這篇文章中講了當年的情況。他說：“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辦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11日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同時轉載，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報紙也陸續予以轉載。”孫長江對胡耀邦審閱這篇文章的情況很清楚，但他還是沒有提胡耀邦的名字。根據我對孫長江的瞭解，他的文章這樣寫，一定是出於無奈。

1988年5月7日，《光明日報》在第2版發表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時的總編輯楊西光的文章，題目是《思想解放無止境――真理標準討論十周年感言》。楊西光是這場大討論的重要當事人之一，對當時的情況很瞭解，正是他，要求胡耀邦同意將那篇文章首先在《理論動態》發表。他的文章講了以下情況：“1977年12月，中央黨校在研究編寫一個歷史問題的材料時，提出了兩個編寫要求，一個是完整準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一個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當時，黨校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精神的鼓舞下，思想相當活躍。”這裏，胡耀邦的名字已經呼之欲出，但還是沒有寫出來。我想，楊西光寫這篇文章時，一定有某種難言之隱。

198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本報評論員文章，題目是《解放思想勇於探索――紀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十周年》。這篇評論員文章說：“這場討論在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關心和支持下，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輿論和思想準備。”這篇評論員文章避開了講歷史事實，也是不提胡耀邦的名字，而是強調了鄧小平的作用。

在《光明日報》發表的幾篇文章中，也有兩篇講了符合歷史實際的話，一篇是當年《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的文章。這篇題為《唯書、唯上，還是唯實》的文章說：胡耀邦同志參與主持中央黨校工作，在1977年冬，在一千多名高中級幹部研究十年經驗教訓時，他就明確提出兩條原則：一條是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同志的有關指示（鄧小平的話）；一條是以實踐為檢驗路線是非的標準（毛澤東的話）。以後，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的同志根據《光明日報》提供的一篇專文，和他們正擬寫的同一主題的文章的內容，對《光明日報》的文章，進行了加工，由耀邦同志審閱定稿，這就是那篇著名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光明日報》1988年5月7日）。胡績偉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重要當事人，又是敢於講真話的人。

還有一篇，就是當年光明日報社理論部主任馬沛文的文章。5月12日，馬沛文發表在《光明日報》第3版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的前前後後》文章中說：“經當時主持中央黨校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審定，文章於五月十日在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刊載（文末署有‘《光明日報》供稿’），五月十一日即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馬沛文也是一位敢於講實話的報人，他的文集就叫《放言集》。

以上是當時在首都報紙上提到胡耀邦名字的兩篇文章，但不很顯眼，在當時的形勢下，猶如孤鴻之鳴。 　　那麼，中央黨校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應當說，中央黨校的許多同志，在寫文章或講課中，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態度，如實講歷史，不回避胡耀邦，但也有令人遺憾的情況。

思想路線是中央黨校教學的重要內容，每一期都要講這個課。有一位教授是專講思想路線的，他的講課稿（1995年3月）中是這樣說的：“鄧小平同志支持、發動和領導了真理標準大討論。”自己發動，又是自己支持，這種話，真叫人難以理解！以後，將這些講課稿印成書時，作者在序言中又說：“鄧小平同志以大無畏的革命勇氣和徹底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主張，發動和領導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

鄧小平說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的發表他不知道，後來聽說有不同意見，就找來看了一下，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文章。1978年7月23日下午，胡耀邦召集我們《理論動態》組人員到他家開會，傳達前一天（7月22日）鄧小平找他談話的內容，其中也有這樣的話。一些人硬說這場討論是鄧小平發動的。他們全然不顧鄧小平自己說的話。硬是那樣講大家都知道的歷史！

胡錦濤講話中“經胡耀邦審定”幾個字恢復歷史本來面目

1998年5月，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二十周年。大家都很重視，用開會、發表文章等方式，來紀念這一重要歷史事件。但當時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壓力，人們在講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一歷史事件時，不敢提到胡耀邦，而是儘量回避，對此，筆者有切身感受。

那時，有許多記者、編輯和電視人來訪問我，或採訪，或要我撰稿，我儘量滿足他們的要求。我堅持實事求是，講真實的歷史，決不回避胡耀邦，但令人遺憾的事不斷發生。有的電視臺在播放對我的採訪節目時，將胡耀邦的名字刪掉了，有的報紙發表我的文章時，將文中胡耀邦的名字刪掉了。他們根本不徵求我的意見，真叫你沒有辦法！

1998年5月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共中央黨校在人民大會堂聯合舉辦“紀念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二十周年座談會”，先由各有關單位負責人會上發言，最後，由中共中央常委胡錦濤講話。

在這個座談會上發言的共7人。首先發言的同志講了歷史情況。他說：“20年前，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結束以後，我們黨和國家面臨向何處的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同志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非凡膽略和科學態度，在錯綜複雜的矛盾中，抓住黨的思想路線這一撥亂反正的關鍵環節，領導和推動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這位發言者認為，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是鄧小平領導和推動的。

胡錦濤代表黨中央在“紀念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二十周年座談會”的講話，提到了胡耀邦的名字（已如本文開頭所引）。胡錦濤在這個講話中雖只是提了一下胡耀邦的名字，並沒有展開講，但在當時形勢下，這就意味著肯定了胡耀邦在這場大討論中的作用，衝破了無形的禁區，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這個“紀念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二十周年座談會”，沒有在推進思想解放方面提出什麼重要的東西，開得比較一般，而且，一些在當年啟動和推進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做出重要貢獻的人士，都未被邀請到會，這樣做，既不尊重歷史，也有悖政治倫理，當時就引起議論，本人也感到很遺憾。但是，胡錦濤在講話中提到胡耀邦的名字，卻是這個會議的一個亮點，甚至是唯一的亮點。

此後，人們在講述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一歷史事件時，就不再回避胡耀邦了。但這種變化在有些地方還是相當艱難的，經歷了一個過程。

5月11日，《光明日報》編輯部隆重舉行“紀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暨真理標準討論二十周年大會”。第二天，即5月12日，《光明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本報訊，報導這個大會。開頭就這樣說：“20年前的今天，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領導和支持下，《光明日報》發表了本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由此引發了一場席捲全國並在世界上產生重大影響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光明日報》的同志對胡耀邦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的作用，是很清楚的，他們對胡耀邦也是很崇敬的。但是，《光明日報》編輯部舉行的這個隆重的會議，還是完全避開了胡耀邦。看來，他們對胡錦濤的上述講話，也沒有太在意。

這裏再舉一個實例。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先後編了兩個大事記。這兩個大事記就典型地反映了上述情況。

在2009年編印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中，1978年5月10日是這樣寫的：“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此文。此後，在鄧小平的領導、支持下，開展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全國性大討論。這場討論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對黨和國家的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新華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第39頁）這裏提到了中央黨校，也提到了《理論動態》這一刊物，但避開了胡耀邦的名字。

過了兩年，2011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又編印出版了《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在這本《大事記》中，1978年5月10日的寫法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幾乎相同，但加了“經胡耀邦審定”這幾個字，終於改變了講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不提胡耀邦名字的狀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第121頁）

我參與了胡錦濤講話的起草

胡錦濤在“紀念真理標準討論二十周年座談會”的講話，是由中央黨校起草的，本人是參與者之一。在這裏，記述一下有關情況，也算是一個歷史記錄。

查看我的日記，有如下記載：

（1998年）“2月16日上午，鄭必堅在他辦公室召集會議，佈置（撰寫）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二十周年紀念會胡錦濤講話稿，由李忠傑執筆。與李忠傑、龐元正一起討論胡講話稿框架。”

說明一下，李、龐兩位教授，李時任中央黨校科研部主任，龐時任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

“2月26日上午，討論給胡錦濤起草的講話稿（與李忠傑、龐元正）。”

憑藉日記，當時的情景在頭腦中清晰地浮現出來了。那天上午，時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鄭必堅，把我和李忠傑、龐元正三人召到他的辦公室，簡要地給我們交代了任務。我們就在那裏討論如何起草這個講話稿。首先是由誰執筆，有人提出由我執筆，我提出還是由年輕同志執筆為好，我提議由李忠傑執筆，獲得同意。然後就討論這個講話稿應當寫的內容。

我提出，胡錦濤的這個講話肯定要回顧歷史，回顧歷史一定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地講這段歷史，就要提到中央黨校，就要提到胡耀邦。我們起草的講話稿，一定要全面準確地講這個歷史。至於是否在會上講，由胡錦濤自己定。對此，大家一致同意。當時，我意識到，這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契機，應當抓住。2月26日，我們三人又一次開會，討論通過了李忠傑起草的文稿。文稿寫上了“經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這樣的話。鄭必堅未做改動，將這個稿報送給了胡錦濤。

我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那個會，很注意地聽了胡錦濤的講話。我發現，胡錦濤基本上是照念我們起草的這個講話稿，尤其是關於胡耀邦審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那幾句，一字未改。這使我感到欣慰。

實事求是，尊重歷史，這是普普通通、朴樸實實的道理，沒有人從原則上反對這個道理。但在現實生活中，真正要做到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卻是很不容易的。對此，筆者有親身的感受。

（沈寶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