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任命方向的變化，從十八大以後開始逐步顯現。可以判斷，在接下來一段時間內，仍將有頻繁的高級官員調整，與以往有所不同的人用方向也很可能得到進一步體現

最近一段時間，各地和各機勾省部級高官出現集中和密集的調整趨勢。這既是最近兩年新的幹部任用思路在實際中的落實，也是過去3年多持續大規模反腐造成的職位元空缺填補的現實需要，還是四級黨委換屆正式啟動之際的重要人事佈局內容之一。

從這種大規模的高級官員調篷中，可以明顯看出不同於此前的打破循例、更重實績，以及從科教文衛統戰等傳統上被認為處於較為“冷門”的機構等提拔重要幹部的特徵，也可以看出中央地方交流的加強，以及中央對地方的紀檢、公安法院系統等機構影響更大的趨勢。

密集調整

這一輪的高級官員調整大潮，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到今年2、3月份進入密集階段。

去年10月，原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就任央行副行長。之後，原北大常務副校長劉偉接任人大校長一職，正式步入副部級官員行列。

11月，東部兩個大省江蘇、福建，相繼迎來政府“行政首長”。先是福建省委副書記於偉國當選代省長，後是江蘇省委副書記石泰峰履新省政府黨組書記，並被提名為代省。

12月，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上調中央深改辦專職副主任。

從2016年1月開始，調整令人目不暇接。由福建省宣傳部長轉任的北京新任市紀委書記李書磊正式到任。最高檢低調披露，已經57歲的原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盧希出任新組建的反貪汙受賄局首任局長。四川省委副書記、宣傳部部長尹力替換已接受調查的魏宏，當選為省長。尹力去年3月剛由衛計委副主任“空降”入川，才過了1年，就升任正部。

1月25曰，61歲的黃彥蓉辭去了四川省副省長的職務，當選為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隨後，四川省政協宣佈楊興平因工作需要，辭去副主席職務，隨後當選四川省副省長。

1月28目，新疆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書記韓勇轉任陝西省政協主席。其後，湖南省委副書記孫金龍出任新疆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兼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書記，升任正部。兵團黨委書記一職，一年不到已出現兩次的更迭。

2月，原東莞市長袁寶成當選廣東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中央黨校校務委員會委員梁言順“空降”為甘肅省委常委，出任省委宣傳部長。

3月，盧雍政出任貴州副省長，成為又一位到西部地區任職的共青團系統高千。同時，4名地方副部級官員高曉兵、曹衛星、黃潤秋、秦博勇同時進京入職。央地幹部交流加快運行。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統戰部長布小林出任自治區政府代主席引入注目。布小林是典型的“紅三代”，其祖父烏蘭夫是中共黨內著名的少數民族領導人，出任過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父親布赫是烏蘭夫的長子，繼任過完全一樣的職務。此次布小林當任，成為罕見的三代同時主政一地的現象。

離任的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特爾調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党組書記。在目前民族宗教成為熱點問題的情形下，後續政策值得關注。全國政協副主席王正偉不再擔任國家民委主任、党組書記。

中原大省河南和西北重鎮陝西更是書記和省長雙雙換人。學者出身的謝伏瞻由省長提任河南省委書記，履歷完整的陳涸兒擔任省長。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年滿65歲離任，省長婁勤儉接任書記。清華出身的原省委副書記胡和平任代理省長。

4月，遼寧省紀委書記林鐸出任甘肅省代省長。河南常務副省長李克調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

國家網信辦、工信部、科技部等與互聯網發展關系密切的三部委自去年以來也出現了比較頻繁的人事調整，至今已連調多名部級幹部。

在省部一級密集調整的同時，部分地市一級官員的職位也處於比較頻繁的變動階段。

最近幾個月以來，廣東共有近30名正局級官員職務變動，全省21個地級市中有9個調整了黨政“一把手”，佛山、肇慶、珠海黨政“一把手”全換，廣州也調整了6名市領導。

江蘇、山東兩個大省政壇也有類似情況，僅在1月份，江蘇的13個地級市中就有一半換了一把手；山東17個地級市中，11個調整了黨政一把手。

十八大後的麗年裏，像雲南、山西、河北這樣的省份，因省委班子多人被查帶來連鎖反應，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調整，亟需新的官員“補位”。另有一些省份，例如浙江、福建和吉林等省份則完全不同，省委班子裏多名成員連續獲得新的任用，調離現職，以至於領導班子也面臨新一輪的配備調整。

查處官員仍在同步進行。去年11月，寧夏自治區副主席白雪山和北京市委副書記呂錫文同月被調查。今年的1月26曰和2月4日，國家統計局局長王保安和廣東省副省長劉志庚分別“落馬”。

官員角色轉換速度快

分析可見，這一輪的官員任用有不少新的特點。一批官員在短時間內屢獲升遷、屢獲重用，提升速度和角色轉換速度都很快。

比如現任環保部部長陳吉寧，2012年，48歲的陳吉寧由清華大學常務副校長升任校長，成了清華歷史上最年輕的校長。2015年初，它開始執掌環保部，又成了國務院部委中最年輕的主官，3年內，從正廳到正部。

再比如，今年1月出任陸軍政委的劉雷。他于2013年7月任新疆軍區政委，正軍晉升大區副，1年後任蘭州軍區政委，大區副晉升大區正。3年間從正軍到大區正，換了4個職務，且職位越來越重要。

2015年8月，楊曉超升任中紀委秘書長，成為正部級幹部。此前3年，楊已經歷了兩次調動，包括從北京市財政局長到副市長，從副市長到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最終成為中紀委秘書長，3年間，他從正廳一路升任正部。

從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到浙江省委組織部長再到陝西省委副書記，直至現在擔任代理省長，胡和平在3年多的時間裏連換4崗。

此輪人事變動，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是，選拔高級幹部不再搞年齡“一刀切”，一批經驗豐富、業務過硬的官員因此走上重要崗位。但年齡優勢這一長期在黨內晉升體制中處於重要地位的指標，仍然有著重要作用。尤其是從為地方可持續發展儲備幹部的角度看，近一兩年，“65後”高官大量進入地方黨政領導班子。

任用專業素質過硬的幹部這一思路在軍改過程中得到了集中體現。軍隊用人聚焦“能打仗、打勝仗”，像李作成、劉振立、劉小午等一大批長於行伍，指揮有方的帶兵將領得到了重用，仕途走上快車道。

民族官員的任用方式也在發生改變。在傳統印象中，少數民族高官多在民族自治地區任職，或從事與民族事務相關的工作，十八大以來，一些少數民族官員開始走出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事務領域，出任國家核心部門的主要官員。比如原來的國家民委主任、蒙古族官員楊晶在2013年擔任國務院秘書長，原來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在2014年就任國家能源局局長。

非常規方式的提拔任用

還有的是一些官員並非按照常規方式進行提拔任用。

比如，遼寧省紀委書記林鐸出任甘肅代省長，成為十八大後首位從紀委書記崗位上直升政府主官的省部級高官。紀委書記和主持政府工作的省長看上去似乎離得有點遠，工作上似乎交集也不是很多，因此讓人有“外”之感。但從履歷中可以看出，在出任紀委書記之前，他當過北京核心區西城的區長、區委書記，又當過黑龍江省會哈爾濱的市長、書記，主政一方的經驗是很豐富的。

袁寶成從地級市的市長直接晉升副省長，讓人感覺上升很快。按照“慣例”，地級市市長先接任書記，才有可能進入副省級領導行列，且地級市市委書記很多，能成為副省級領導的也是少數。結合此前央視曾經專門做過關於東莞轉型升級的深入報道，可以看出，此次升職，也被外界認為是對袁主政東莞政績的認可，

十八大後，一些所謂“冷門部門”頻出“熱門幹部”也是一大特點。清華大學、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等院校就輸送了石泰峰、李建華、宋普選、高津等地方大員和高級將領。尤其是中央黨校和清華大學。

黨校出身的高官出任要職，比如現任江蘇省長石泰峰、北京市紀委書記李書磊、國家行政學院黨委書記陳寶生等，他們都曾擔任過中央黨校副校長。

清華連續走出多位正部級大員，包括剛剛當任的陝西省代理省長胡和平，其前任陳希目前擔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胡和平的“班子搭檔”校長則正是去年執掌環部的陳吉寧。去年初，陳吉寧從清華校長晉升環保部長，提拔之快，轉型之大讓人印象深刻。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總把人大、政協看作是所謂“二線部門”，這是很大的誤解。近年來各省政協也成了出高級幹部的重要機構。湖南省政協主席陳求發由湘人遼，出任遼寧省省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何立峰和吉林省委書記巴音朝魯，也是從省級政協主席任上轉任的。

在去年5月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要拿出一些崗位甚至是重要崗位培養黨外幹部，特別優秀的也可以放到正職崗位、重要崗位上去歷練。從目前密集進行的人事變動來看，總書記的這一講話精神得到了明確體現。

以上種種官員任命方向的變化，從十八大以後開始逐步顯現。在2014年底，中央發布《2014～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成為當前全國各級黨政領導班子建設全面的指導性檔。其中明確要求，要注重從國有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業單位領導人員中培養選拔黨政領導班子成員；重視充實熟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新型城鎮化、生態文明建設和資訊化建設等方面工作的幹部；注重選拔經過多崗位鍛煉、實際工作經驗和領導經驗比較豐富的幹部。

可以判斷，在接下來一段時間內，仍將有頻繁的高級官員調整。而上面提到的任用方向也很可能得到進一步體現。

（覃愛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