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蘇關係正常化的艱辛歷程

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與來訪的戈巴契夫舉行最高級會見,共同宣佈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實現。這是20世紀的一個重大事件。這一正常化的歷程包括三個方面:就消除影響正常化實現的”三大障礙”進行政治磋商;恢復中斷多年的中蘇邊界談判;遏制蘇方在對臺灣關係方面越過底線。本文作者李景賢作為歷史見證人,在查核了大量官方資料的基礎上,對中蘇關係實現正常化這一艱辛歷程作了回顧。

蘇方立場從僵硬到靈活的轉變

從新中國成立到蘇聯解體,中蘇關係經歷了42年零86天的風風雨雨:從開始十年的全方位友好,到十年的意識形態對立,再到十年的軍事對峙。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深感蘇中關係惡化的嚴重後果,鄧小平同志在中美關係的大框架基本確立後,也準備著手處理中蘇關係問題。1982年9月,雙方商定,由副外長級的兩國政府特使,就中蘇關係正常化問題舉行政治磋商。

從第一輪到第七輪(1985年)的政治磋商,中方特使是錢其琛,蘇方特使是伊利切夫。筆者作為錢其琛特使的顧問參加談判。在磋商中,中方著重要蘇方在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方面做些實事,以消除影響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障礙;蘇方則避實就虛,說磋商的任務是制訂兩國關係準則檔。雙方在磋商中展開辯論,唇槍舌劍,你批我駁,氣氛相當僵。

第一輪政治磋商結束後才20天,即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安德羅波夫繼任後一年三個月又去世了。再繼任的契爾年科一年一個月後也離世。從勃列日涅夫去世到契爾年科去世,總共才兩年四個月。有人稱這一時期為“蘇聯最高權力過渡期”,也有人說是“真空期”。在此期間,蘇聯“連喪三帥”,同時又是“病夫治國”,且對華關係由蘇外交強硬派葛羅米柯直接掌管,中蘇政治磋商自然不可能取得進展。中蘇兩國對立、對抗了一二十年,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打破中蘇關係的堅冰,需要相當長時間。

1985年3月11日,戈巴契夫入主克裏姆林宮。他深知對華關係的重要性,在更換外長,用“志同道合”的謝瓦爾德納澤取代思想僵化的葛羅米柯後,在兩個對華工作關鍵崗位上,也作了選擇性“布子”。一方面,他把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司長、“知華派”羅高夀任命為主管中國事務的副外長,並接替態度僵硬的伊利切夫,任中蘇關係正常化政治磋商蘇聯政府特使;另一方面,則提出要選派一位外交經驗豐富,能客觀分析形勢並敢於向上反映實際情況,同蘇中關係昔日惡化又無瓜葛的外交家任駐華大使。曾任蘇聯駐日本大使九年、任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亦九年的特羅揚諾夫斯基最終被戈巴契夫選中。

1986年4月,中蘇雙方在莫斯科舉行第八輪政治磋商,羅高夀首次出馬。蘇方的基本立場沒有變,但羅高夀在談判方式、用詞和說話口氣等方面,與前任明顯不同。伊利切夫是一名老資格哲學家,在赫魯雪夫當政時期,當過蘇共中央書記,主管意識形態工作,曾任蘇聯《真理報》《消息報》兩大黨政喉舌的總編輯。他談起話來理論色彩強,有時不知所言,有時軟磨硬抗,有時則擺出一副論戰架勢;羅高夀則比較務實、謹慎、平和。

在第九輪至第十一輪磋商中,蘇方的立場逐漸有所鬆動。在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方面,羅高夀開始表現出靈活性,不再像其前任那樣,說中方提出與蘇方談柬埔寨問題是“找錯物件”。羅高夀承認上述問題是中蘇關係正常化一大“重要因素”,說蘇方在這方面並非無所作為,將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他甚至與錢其琛特使就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時間表進行了探討。

1988年6月13日至20日,田曾佩副外長作為新任中國政府特使,同羅高夀在莫斯科舉行第十二輪政治磋商。田特使與其前任一樣,始終緊緊抓住要蘇聯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不放。在這次談判中,羅高夀對中方提出的觀點,一一加以解釋,用詞比較謹慎,語氣比較平和。他曾說,蘇聯雖不是當事國,但柬埔寨問題的解決確實取決於蘇聯和中國兩家。在會後私下交談時,他談得就更為坦率,表示蘇方有向越方施加影響的空間,本人將盡力在這方面起建設性作用。

當年8月27日至9月1日,中蘇兩國副外長在北京舉行四天務實會談後,達成了內部諒解,把一些相同點和相似點寫入一項共同記錄。蘇聯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的逐步走向解決,為戈巴契夫訪華,為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實現準備了必要的前提。

1989年2月4日,鄧小平同志在上海會見來訪的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時,指出他即將與戈巴契夫會見的目的是“結束過去,開闢未來”。他還說,歷史問題要講清楚,講清以後就“一風吹”。羅高夀參加了這次會見。當他被介紹給小平同志時,老人家略微停頓一兩秒鐘,即若有所思地說:“哦,羅高夀同志啊,你給我當過翻譯,這個嘛,記得!”“這是五十年代的事兒,那個時候,你還是個小夥子嘍!”羅高夀用中文回答:“是,小平同志,是這樣的,我那個時候才二十六七歲,初出茅廬,小翻譯一個!”此後,田曾佩與羅高夀在多種場合還談過柬埔寨問題。最重要的一次是戈巴契夫訪華前夕,羅高夀來華與田曾佩最後敲定兩國聯合公報文稿。4月23日至27日,兩國副外長舉行了七次會議,著重就越南從柬埔寨撤軍時間表、柬埔寨未來聯合政府的組成、就上述兩大問題的國際監督等三大問題繼續交換看法。兩國專家日夜開會,就一些文字表述,反復、仔細進行推敲。應該說,羅高夀副外長採取了務實的態度,同中方相向而行,尋求共同點。在私下交談中,羅高夀對田曾佩說:“現在可以甩開膀子大幹了。”他還引用這樣一句俄羅斯諺語“小雞能否成活,到了秋天才算數”,意思是說:兩國關係正常化指日可待了。

1989年5月中旬,蘇聯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來華訪問,與鄧小平同志舉行了歷史性會見,長達七八年的中蘇關係正常化政治磋商宣告結束。兩國領導人共同宣佈:“中蘇關係結束過去,開闢未來。”他們還就中蘇關係的惡化,各自承擔了責任。鄧小平同志特意指出,經過20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在中蘇上世紀60年代前半期的爭論中)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戈巴契夫也明確承認,在不太遙遠過去的蘇中關係惡化中,“我們也感到有一定過錯和責任”。18年後,俄羅斯總統普京對上述過錯和責任,說得頗為具體和明確:我們要摒棄蘇聯歷史上某個時期。當時,我們試圖領導世界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革命,成為領袖,成為這一運動的領袖;那時,我們想把生活方式強加給其他國家。我認為這是個錯誤,雖然犯錯誤的不僅蘇聯一個國家,但是蘇聯的錯誤最明顯,最具代表性。

中蘇邊界談判從虛到實的轉變

新中國成立後,中蘇兩國舉行了三次邊界談判。1964年2月至8月,第一次邊界談判在北京舉行。在中蘇關係開始惡化這樣一個大背景下,雙方著重就中俄界約不平等性質進行了辯論,你批我駁的,氣氛相當緊張,劃定邊界的條件並不具備。

1969年春夏,在中蘇邊境地區發生了大規模武裝衝突,雙方傷亡都很大。9月11日,中蘇兩國總理在北京首都機場會晤時,決定恢復兩國邊界談判。10月20日,副外長級的第二次中蘇邊界談判在北京開始舉行。當時,中蘇關係嚴重惡化,兩國邊境地區局勢緊張,雙方自然不可能務實地解決極為複雜的中蘇邊界問題。這只是一場務虛性“馬拉松”談判,雙方逆向而行,斷斷續續地談了整整十年。1979年底,蘇軍入侵阿富汗,第二次中蘇邊界談判便告中斷。

1986年7月28日,戈巴契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公開發表講話,公佈緩和蘇中關係的幾項措施,其中包括同意中方關於在界河以主航道中心線劃界的主張。鄧小平同志認為,蘇方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指示早日與蘇方恢復邊界談判,爭取把中蘇邊界劃定下來。這次中蘇邊界談判是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1987年2月,第三次中蘇邊界談判第一輪會議在莫斯科舉行。中方團長是錢其琛副外長,蘇方團長為羅高夀副外長。談判一開始,錢其琛就指出中俄界約的不平等性質。對此,羅高夀並沒有像1964年談判時蘇方團長那樣,作出激烈的負面回應。於是,雙方同意務實地解決兩國邊界問題。錢其琛重申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三項主張:以有關目前中蘇邊界的條約為基礎,根據公認的國際法準則,互諒互讓,公平合理地解決兩國邊界問題。對此,羅高夀加以確認,說:“錢部長所說的三條原則,我們表示贊成,只是個別文字表述,還可以再推敲推敲。”

當年8月,錢其琛和羅高夀兩位團長在北京舉行第二輪會談。錢其琛提出,可著手進行劃界工作談判,並建議成立聯合專家組進行此項工作,羅高夀表示同意。錢副外長指定筆者(時任中國政府代表團團員),羅高夀指定魏列夏金(時任蘇聯政府代表團團員)為本方組長。我們兩人各自帶領本國十多名專家,手執大比例尺地圖,一張一張地談,談得很艱苦,談了兩年多,才大體上把兩國邊界劃定下來。

1988年10月,第三輪邊界談判在莫斯科舉行。田曾佩副外長出任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蘇方團長依然是羅高夀。在會談中,田曾佩建議把筆者和蘇方組長魏列夏金已商定的大部分東段邊界線肯定下來,羅高夀表示同意。之後,中方團長著重談了黑瞎子島的歸屬問題,雙方堅持自己的觀點和主張,互不相讓。會外私下交談時,羅高夀說:“蘇方開發黑瞎子島快60年了,居民的生產、生活利益應該加以考慮。”田曾佩表示,居民的生產、生活利益可以照顧,但是,黑瞎子島回歸中國在先,照顧蘇方居民的利益在後。羅高夀聽後靜靜地用中文說了一句:

“田部長說的意思我懂。”

此後,中蘇兩國團長還舉行過三輪談判。田曾佩依然著重談黑瞎子島歸屬問題,羅高夀還是說些老話,作出簡單回應。他私下告訴田曾佩:黑瞎子島全部劃歸中國,蘇聯領導有難處,問題出自內部,蘇遠東地區的領導人堅決反對把這個地區劃歸中國,戈巴契夫得慢慢做他們的工作。當時的中蘇邊界全長7600多公里,黑瞎子島的長度只占其1.4%,它的歸屬成為中蘇邊界談判中“一個咬不動的硬核桃”。談判本來是相互妥協的產物,但雙方在該島歸屬問題上一直不鬆口,都堅持全部劃歸本方。這既有歷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當時的實際考量,解決這一關鍵問題的時機顯然尚未成熟。

2000年5月7日,普京就任俄羅斯總統。三個多月過後,普京應江澤民主席的邀請,到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事前,中國外交部建議借此訪之機,在高層推動一下黑瞎子島問題的解決。江主席與普京在小範圍會談中,建議責成兩國有關部門就黑瞎子島歸屬問題抓緊談判,儘快找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以全面徹底解決兩國邊界問題。普京聽後說得很乾脆:尚未解決的兩國邊界問題,應該儘快得到解決。在此後四年多時間裏,中俄領導人見面時,又多次談及此事,兩國外交部負責人及專家也進行了相當艱苦的談判。直到2004年8月2日,雙方代表才把黑瞎子島的邊界線劃定下來。該島當時測定的面積為335平方公里,中方劃得171平方公里,占51%;俄方劃得164平方公里,占49%。可謂好事多磨,終有善果。至此,延續整整40年的中蘇-中俄邊界談判,終於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遏制蘇方在與臺灣關係方面越過底線

在北京、莫斯科以及兩國其他地方,田曾佩與羅高夀兩位副外長有過不少機會私下進行交談,往往談得比較坦率、深入。除與中蘇關係正常化政治磋商和中蘇邊界談判有關的問題外,還談及雙邊關係其他一些重要問題,蘇聯方面對台關係就是其中之一。這也是中蘇關係正常化進程中一個重大問題。蘇聯是個具有相當國際影響力的大國,其對台關係與許多國家對台關係有所不同,對於蘇方與臺灣發展經貿往來,我們也不贊成。1989年7月中下旬,中蘇政府經貿科技合作混委會在莫斯科開會期間,田副外長在會外對羅高夀說:蘇聯某些經貿部門正在與臺灣方面拉關係,台方積極謀求在莫斯科開設經貿辦事處,這些舉動我們不贊成,因為容易被臺灣當局利用,擴充其所謂的“彈性外交”空間。羅高夀表示,蘇聯外交部也密

切注意這些動向,又解釋說,蘇聯缺乏消費品,而臺灣這類商品,從價格到品質,對蘇聯都有吸引力。田曾佩告訴他,各式各樣消費品中國多的是,從價格到品質,對蘇方都應該有吸引力,又何必捨近求遠。同時,香港也可以向蘇方提供優質消費品。羅高夀建議他在混委會會上提出此事,以引起蘇聯政府重視。7月21日,田副外長在會上提出這一問題,蘇聯第一副總理馬斯留科夫明確表示,蘇方日後準備與台方進行經貿交往前,先向中方通報,並徵求意見。

1991年1月11日,羅高夀副外長來華與田副外長磋商柬埔寨問題。田曾佩私下告訴羅高夀,不久前莫斯科市市長波波夫去了臺灣,引起中方嚴重關切,中方向蘇方提出了嚴正交涉。羅高夀解釋說,波波夫去台,是他自作主張,並不代表蘇聯官方立場。他還說,蘇聯國內有些部門派人去臺灣做生意、參加展覽,文藝體育界人士也紛紛去臺灣掙錢,他們都不同蘇外交部打招呼;臺灣資本也想方設法打入蘇聯市場,這些事蘇外交部事先都不知情。他攤了攤雙手,用中文對田副外長說:“給田部長說句老實話,蘇台關係好些問題,我們外交部控制不住,但今後仍將採取措施,力求不超出中方所設的限度。有些涉台問題如把握不好,就事先與中方磋商。”

田副外長表示讚賞他的這種態度,強調蘇聯與臺灣之間的關係特別敏感,弄不好容易被臺灣當局從政治上加以利用,應引起雙方高度警惕。羅高夀表示,他本人清楚問題的嚴重性,處理不當,就會給蘇中關係造成負面影響。羅高夀還私下用中文坦誠地對田曾佩說:“在蘇台關係方面,你們對我們外交部有意見,認為我們‘不作為’,而我國許多部門又說我們外交部卡得太緊太死。田部長,我真是左右為難,壓力很大啊!”後來事態發展表明,蘇方在對台關係方面遵從中方勸告,信守諾言,儘量不越過底線。

為戈巴契夫順利訪華釋放正能量

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實現,主要靠雙方高層的決策與推動,而外交部領導人這一層的態度,也至關重要,首先取決於他們對中蘇關係惡化原因的實事求是的分析。

回顧中蘇關係那段不幸歲月時,羅高夀對田曾佩說過,其實,好多事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但沒有往下細說。俄方有位知情人講過這樣一個例子。在為戈巴契夫訪華準備材料時,這位蘇聯副外長在內部說過,蘇中兩黨意識形態分歧擴大到兩國國家關係,始於1960年赫魯雪夫從中國撤走在華工作的專家。事情應從兩方面說。一方面,1958年在中國開始的“大躍進”違反經濟規律,特別是廢除一系列規章制度,給在華的蘇聯專家工作造成極大困難,不少人說,再這樣的話,實在沒法工作下去了。另一方面,中共代表在東歐國家多個黨代會上,與赫魯雪夫等人對著幹,令赫魯雪夫相當惱火,遂下令一周內從中國撤回全部專家。蘇聯高層許多人不同意這種“急處理”,赫魯雪夫便派蘇聯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到華,與中國領導人磋商。周恩來希望撤專家的速度放緩一些,兩三年,最早一年內撤完。阿爾希波夫回國後即向蘇共中央主席團(相當於政治局)彙報。與會者聽後心情沉重,無一人發言表態。阿爾希波夫還多次求見赫魯雪夫,但他卻以“情況都已清楚”為由,避而不見。羅高夀強調,赫魯雪夫當時假如理智一些,中蘇關係也許還會有轉圜的餘地。看來,羅高夀從蘇中關係惡化中吸取了教訓,從而要為兩國關係正常化作出自己的努力。

中蘇關係惡化的真正原因找到後,還需兩國外交部領導人為推進兩國關係正常化出點子,排除影響這一正常化實現的障礙。上面提到,戈巴契夫入主克裏姆林宮後不久,便在對華工作中“設局布子”,一“子”為羅高夀,另一“子”為駐華大使特羅揚諾夫斯基。他們一位“在內”,一位“在外”,為推動戈巴契夫下決心在蘇中關係正常化道路上邁出實質性步子,為他順利、成功訪華作出了不少努力。蘇方知情人講過這樣幾個兩人“裏外配合”的例子。

1988年秋,在戈巴契夫訪華一事尚未完全敲定的情況下,羅高夀、特羅揚諾夫斯基兩人商量後向上面進言,如在《真理報》上發表一篇正面評價鄧小平的文章,將會起到“難以估量的積極作用”。8月12日,《真理報》以顯著版面刊登題為《鄧小平的政治畫像》長文,稱讚這位中國領導人“敢於放棄已被實踐證明不正確的那些決定”,“以其勇氣及現實主義精神,開創出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翻開中國歷史新的一頁”。1989年三四月份,北京的政治氣候開始不平靜起來,有些學生上街遊行。在蘇共高層,一些對華態度不積極的有影響的人物,主張推遲原定於5月中旬進行的戈巴契夫訪華。羅高夀、特羅揚諾夫斯基力陳戈巴契夫如期訪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蘇方如主動提出推遲此訪,中方很可能將其無限期拖下去,戈巴契夫與鄧小平的會見就會成為泡影,他日後訪華的意義將大打折扣。兩人還強調,中國領導人完全能夠控制國內局面,不會出現不測情況。戈巴契夫和謝瓦爾德納澤也認為,推遲訪華弊多利少,決定維持原計劃。1989年5月15日,戈巴契夫首次踏上中國的大地。

戈巴契夫訪華期間,曾出現過兩個特殊情況:一個是隨訪的個別“民主派”主張這位蘇聯領導人到天安門廣場,與當時聚集在那裏的學生們見面,給他們“鼓鼓勁兒”。另一個是北京個別高校有人持“學生簽名信”,到蘇聯駐華大使館,懇求戈巴契夫撥冗到校發表演講。在內部研究時,羅高夀、特羅揚諾夫斯基對這兩個“突來之舉”,都持否定態度,這對戈巴契夫訪華順利進行,起到了積極作用。

中蘇關係正常化成果的鞏固與深化

如上所述,蘇聯副外長羅高夀是中蘇關係正常化進程中蘇方的主要參與者,而在蘇聯解體後,他作為俄羅斯第二任駐華大使,為鞏固蘇中關係正常化的成果,發展新型俄中關係作出了積極努力。

1991年12月26日,蘇聯議會正式宣佈蘇聯“停止存在”。俄羅斯聯邦與蘇聯其他14個加盟共和國,對蘇聯原有的權利與義務(包括債務)進行了“切割”。27日,俄羅斯聯邦在聯合國正式取代蘇聯的原有席位。中俄雙方同意,中蘇關係由中俄關係繼承。1992年4月9日,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接受了俄羅斯新任駐華大使羅高夀遞交的國書,筆者作為外交部歐亞司副司長參加陪見。俄新任駐華大使禮服左側上方一枚獎章閃閃發光,引人注目。羅高夀告訴楊主席,他今天是特意佩戴周總理1958年授予的“中蘇友誼獎章”來遞交國書的。楊主席親切地稱他為“中國通”,說他“子承父業”(羅父曾翻譯過《水滸傳》等名著)。楊主席特別指出:“羅高夀大使既懂中文,又懂中國,這是大使你的一大優勢,絕大部分駐華大使所沒有的一大優勢!”筆者在場聽到楊主席讚揚羅高夀“懂中國”時,感到說得十分中肯,因為中國的文化、傳統、習慣,特別是中國領導人的治國思維與方式,羅高夀研究得比較透徹。6月24日,錢其琛外長、李鵬總理分別會見羅高夀大使時,也說過類似的話,希望他充分利用好自身特有的優勢,為中俄關係的發展多作貢獻。

從1992年到1996年,中俄主要領導人頻繁互訪,政治互信不斷增強,中俄睦鄰友好、合作共贏事業迅速發展。在三年多時間內,中俄關係上了三個新臺階:從一般國家關係到相互視為友好國家、建設性夥伴關係,再到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這是中俄兩國領導人共同努力的結果,羅高夀作為大使,在這方面亦功不可沒。

1999年底,葉利欽總統對中國進行最後一次國事訪問。有一回在閒談中,葉利欽問及羅高夀在華工作的時間,羅高夀繞著圈子回答:“比您當總統的時間略微短一點兒。”葉利欽聽後握住羅高夀的手說:“我都快退啦!您肯定能破我(在任時間)的紀錄!”俄羅斯繼任總統普京來華訪問時,也問及羅高夀大使在華工作的時間,得知後便說,在中國當大使,時間長一些為好,十年八年,不算長。曾不斷有俄羅斯要換駐華大使的傳聞,但從葉利欽、普京那裏,一直不見動靜。有位俄羅斯大使對筆者這樣調侃:在我們俄羅斯,換總理易,換羅高夀難!羅高夀大使在任期間,足跡幾乎遍及全中國。他詼諧地用中文說:神州大地,除了一個地方(臺灣),我都去過了,那個地方嘛,我極想去,只不過目前這個身份,不允許我去啊!他用“走出去,請進來”這一中國傳統方法,在中國結交了許多朋友,政界、商界、軍界、工農界、教育界、文體界的……可謂應有盡有。難怪羅高夀大使離任前,把“我們的朋友遍世界”這一中國名言,化為“我的朋友遍中國”,並用中文鄭重地寫了下來。

羅高夀在去世前不久,專為《俄羅斯友人看中國》文集(俄文)撰寫了1萬多字的長篇文章,標題為《中國朋友們常對我說:“中國是你的第二故鄉”》。文章的第一句話是:“羅高夀世家的全部歷史都與中國緊密相連。”他在文章中特意強調這樣一層意思:中國許多鄰國高度重視她的一個原因是,中國領導層有這樣一條重要原則:“中國永遠不威脅他國,不侵略他國。”他還明確指出,“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只不過是(中國)境外某些勢力在有意造謠生事”;“中國的主要原則是要保持國界全線的安寧、和平與穩定,與所有鄰國都友好合作。這無疑是對所有亞洲國家而言,同時更是對俄羅斯而說”。

這位為中蘇關係正常化作出過傑出貢獻的俄羅斯著名外交家,在生命最後一刻,對中國外交的實質,公開地作出了客觀、中肯的評價。羅高夀先生說得很對,中國的一貫方針是“與所有鄰國都友好合作”,這已為中國外交多年來的實踐所證明。他的上述這番話從一個側面表明,昔日的中蘇關係正常化成果,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化為今日中俄兩國的戰略互信,不斷得到深化與發展。

(李景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