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的頭幾年裡，除去「最高統帥」毛澤東和最底層的「牛鬼蛇神」、「專政物件」外，在中國大陸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科技、社會各個領域，幾乎人人是《毛主席語錄》不離手，「毛主席語錄」不離口。「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變成了「毛主席語錄」統帥一切。

因為事事離不開「毛主席語錄」，在民間就出現了許多「活學活用毛主席語錄」的新花樣。比如： 利用「毛主席語錄」行乞。乞丐向人乞討時，先振振有詞地背誦：「最高指示：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然後向你伸手。

在大量使用「毛主席語錄」的花樣中，最常見的是「打語錄仗」。「文革」時期的中國，幾乎人人都會以「毛主席語錄」作為「克敵制勝」的法寶來保護自己，壓服對方。

由於「毛主席語錄」已經滲透到生活的諸多細節中，小孩們耳濡目染也會背許多段，在挨家長打的時候，便會無師自通地喊出「要文鬥不要武鬥！」這種似是而非的語錄口號，而家長們也多半會因受到這一「最高指示」的制約，忍氣住手。

最缺少文化的農民，也學會了用「毛主席語錄」與人爭論。著名作家陳白塵《牛棚日記》一書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在「五七幹校」時，一次有公社鴨群進入中國作協連隊的地盤內，幹校的人去制止，卻遭到放鴨農民義正辭嚴的反擊，「牧鴨人蠻橫甚，說土地是國家的，誰都可以放牧；你們是來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打擊貧下中農等於打擊革命云云」。

當時在兩派辯論或爭吵中，還有用「毛主席語錄」來罵人的。比如，若要想罵對方「不要臉」，就可以引用這段「語錄」：「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頑固派有什麼資格站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

「文革」時在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的美國專家李敦白（當時著名的外國專家造反派代表人物），後來在他的回憶錄《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裡寫到這樣一次「語錄仗」： 廣播學院的紅衛兵要衝進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揪「走資派」，而「保守派」和負責保衛廣播電臺的士兵們則不准學生進入，雙方對峙並各自讀起了《毛主席語錄》。一方讀「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另一方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互不相讓。

更加有趣的是，「文革」初期調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童小鵬，在《少小離家老大回——童小鵬回憶錄》一書中回憶了一次周恩來親自參加的「語錄仗」。

當時，中央辦公廳由戚本禹領導的造反派——「中南海紅色造反團」要在懷仁堂東邊一個食堂批鬥童小鵬，但那個食堂離毛澤東住地較近，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擔心影響毛澤東的休息，要造反團換到西邊的食堂去批鬥，但造反團不聽。汪東興向周恩來反映後，周恩來親自來勸說，造反團的人就搬出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一段語錄：「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似乎不支援他們在這裡開會就是「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真是咄咄逼人。 周恩來立即拿出隨身攜帶的《毛主席語錄》，很熟練地翻到其中關於「紀律」的部分，唸到：「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 造反派聽了，面面相覷，無言以對，只好收兵。

（何蜀　任兆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