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良莠不齊差別顯而易見,很多人以為,這種差別是醫院公益性還是營利性的差別造成的,但事實上,原因並不此。
魏則西的經歷激起廣泛的同情,與中國民營醫院多年來不良的聲譽有很大關係,當大家得知魏則西接受治療的科室由民營醫療機構承包時,這些醫院「唯利是圖」的壞印象更是得到了「印證」。
最近的二十年,中國民營醫院數量在快速增加,但量的提升並沒有帶來質的提高,除了極少數幾家民營醫療機構走上良性發展道路,大多數民營醫院依舊在低水平經營。
有一個數字,超過大多數人的猜測。
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統計,截至2015年2月,全國有公立醫院13,302家,民營醫院12,745家。也就是說,民營醫院數量,幾乎要佔到中國醫院總量的一半。2006年,中國民營醫院的數量只有現在的一半左右,這五六年中,民營醫院數量以每年15%的速度增加,直到如今從數量上佔中國醫療機構半壁江山。
但,數量的增長並沒有什麼用,當我們自己要就醫時,還是不會首選民營醫院。資料也反映了這一點:2013年,民營醫院診療人次為2.87億人次,佔總量的10.1%,公立醫院佔了絕對的多數。這一年民營醫院的住院人次為1,692萬人,佔總量的12.8%,同樣是少得可憐。
在很多國家和地區,民營醫療機構不僅數量多而且品質高,往往最頂尖的醫院,是民營醫院。美國最著名的三家腫瘤醫院——MD安德森癌症中心、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梅奧診所中,後兩家都是民營醫院。在臺灣,民營的長庚醫院,也是一家規模大,發展得很成功的醫院。
相比之下,中國民營醫院用了20多年時間,卻怎樣也「搞不好」。中國民營醫院「搞不好」,與自己的先天不足有很大關係,但同時,也不能忽略民營醫院生存環境的嚴酷。一個個體事件,可能會引起重大的政策改革,當年孫志剛事件帶來的收容制度廢除,就是一例。魏則西的遭遇,希望能換來更多的改變。
揭開科室承包貓膩
中國多數民營醫院規模小、品質差,且二十多年來沒有太大改觀,這是一個客觀的現實,魏則西事件,只是再一次揭開了早已存在的瘡疤。
「先天發育不良」,是中國民營醫院起點較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在1萬多家民營醫院中,屬於莆田系的約佔八成。
上世紀90年代,莆田商人最先嗅到了辦醫院這個巨大的商機,但這些早期的投資人,不僅沒有醫學背景,甚至文化素質也不高,他們把辦醫院看做與開酒店沒有太大差別的生意。
從皮膚病、性病開始,莆田投資人白手起家,創立了最早的一批民營診所。隨著投資能力越來越強,莆田系開設的醫院規模也開始擴大,醫院科室逐漸向不孕不育、醫療美容、胃腸道疾病這一類對技術要求高一些的專科發展。在這些良莠不齊的醫院中,為了賺錢而違背醫療規範的事件時有發生,患者不但遭受經濟損失還延誤了治療時機。但中國人多地廣,儘管口碑不良,不少醫院還是活了下來。
最近十年,一些莆田投資人有了更加大膽的嘗試,他們將幹細胞治療、免疫治療等尚處於臨床研究階段的新技術,作為自己經營的「特色產品」。與過去那些「治不好也治不死」的疾病相比,新技術面對的常常是難治或者生存希望渺茫的患者,但對於經營者來說,兩者風險沒有太大區別——錢收了病沒好,不是我的錯。
按照財新網的調查,魏則西接受治療的科室,正好就是這樣一個由莆田系投資人經營的科室。據報道,魏則西曾就診的北京武警北京市總隊第二醫院腫瘤生物治療中心,被曝與莆田系陳新賢、陳新喜兄弟的上海康新醫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柯萊遜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有合作關係,疑是陳氏兄弟的承包科室。
據中國軍網報道,武警部隊對「魏則西事件」高度重視,5月4日已組成工作組進駐武警二院。有關領導表示,將全力配合國家衛計委和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調查,對發現的問題將依法依紀嚴肅查處,絕不姑息遷就。
此前一天,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新聞發言人表示,國家網信辦會同國家工商總局、國家衛生計生委已成立聯合調查組對此事件進行調查。國家衛生計生委、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衛生局、武警部隊後勤部衛生局聯合對武警北京市總隊第二醫院進行調查。
早在5月2日,位於武警二院住院部一樓的生物診療中心已經停診。5月4日,武警二院全面停診接受調查。
中國軍網發表評論指出,有了問題就要敢於承認問題,有了毛病就要認真改正毛病,誰出了問題誰就要承擔責任。受到整治的絕不會只是這一家軍隊和武警醫院。相信軍隊相關部門一定會正視這些問題,舉一反三、標本兼治,在全軍範圍內採取有力措施進行清查整治,從制度機制上拿出解決辦法,徹底根治與地方醫療合作中出現的問題。
這一次整肅,軍方表現出極大的決心。有北京媒體報道,一名自稱是原上海康新公司大區經理的陳元發,在網路上曝光該公司與全國100餘所醫院合作,其中部隊醫院共80所。隨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唯一新聞入口網站中國軍網轉發了這條新聞。
「劣幣驅良幣」的市場
莆田系民營醫院並非第一次遭遇危機。
2000年左右,職業打假人王海針對莆田系醫院打假,引起輿論和衛生部門的關注。2000年,國務院釋出禁令,政府的非營利性醫療機構不得與其他組織合作營利性科室。當時,陳新賢聯絡的十餘個科室遭到清退,莆田系遭到比較大的影響,一些大家族轉戰海外。但幾年後,莆田系重回國內市場,此輪投資和新建醫院的規模和速度,都超過了之前。新投資的醫院比早期醫院有所改進,但混亂現象依舊普遍存在。
與其他莆田系投資人不同的是,陳新賢學醫出身,在公立醫院工作多年,是不多的有醫學背景的投資人。據報道,陳氏兄弟與其他莆田系投資人交往不多,因為專業出身,獲得了同鄉們特殊的尊敬。陳氏兄弟是最早與軍隊醫院開展合作的莆田投資人,但多年來行事低調,並沒有引起外界的注意。可以說,陳氏兄弟是莆田投資人中行事「規矩」的一類,但就算是接受過正規教育的投資者,最終也還是未能避免越過雷池。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衛生管理與政策中心教授蔡江南,多年關注民營醫療發展,在他看來,中國民營醫療的問題,除了「先天不良」,也是後天環境限制的結果,政策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實狀況。
與數量上佔半壁江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營醫院的診療人次和住院人次,這兩個資料都只佔總量的10%左右,民營醫院所佔市場份額只有11%-12%。對此,我們有直觀的感受:我們自己和身邊的親朋好友,很少會去民營醫院看病,我們平常看到的民營醫院,常常是門可羅雀。
為什麼民營醫院缺乏吸引力?原因很簡單:沒有好醫生、技術信不過。然而,要問民營醫院為何沒有好醫生、技術信不過,就不是那麼容易回答。
蔡江南教授認為,中國民營醫院生存空間狹窄,各種不必要的限制太多,這些限制帶來的結果是,循規蹈矩的醫院無法生存,違法違規的才能營利,於是,市場上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在接受《新民週刊》記者採訪時蔡江南表示,政府行政部門通過七個工具來實現對醫療資源的行政化壟斷:准入、規劃、編制、評級、科研、醫保、定價。「行政部門控制醫療資源的關鍵就是對醫療核心資源,即醫生的控制。只要醫生成為行政化壟斷的物件,整個醫療資源便成為行政壟斷下的囊中之物。」
由於這種壟斷,一方面,公立醫院服務量越來越大;另一方面,民營醫院沒有好醫生,無法吸引患者。
魏則西事件中的主治醫師李志亮,被包裝為一位名醫,宣傳資料說他是中國腫瘤生物治療協會副會長,畢業於東南大學醫學院,從事惡性腫瘤的臨床治療和研究工作逾40年。自1990年起,他在國內較早從事研究生物免疫治療技術,至今已累計成功治療患者15,000多例,治療效果達到了國內領先水平。
但是,媒體的調查發現,找不到證明李志亮身份的依據,業內專家,也從未聽說過此人。李志亮資料中聲稱的他的專業論文,媒體調查後也發現並沒有他的署名。
目前看,李志亮的身份可疑,但正是這個醫生,向魏則西承諾「有效率百分之八九十」,「保二十年沒問題」。魏則西事件發生後,有網友總結,口若懸河地承諾治療效果,是一些民營醫院醫生最大的特徵,而接受正規教育的醫生,保守嚴謹。可是,好醫生大多不願選擇到民營醫院,形成了民營醫院無法良性發展的死結。
管太多與管太少
中國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的良莠差別顯而易見,很多人以為,這種差別是醫院公益性還是營利性的差別造成的,但事實上,原因並不在此。
蔡江南教授說,中國的公立醫院,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益性醫院。「真正的公立醫院,應當主要依靠政府經費,對病人實行免費或低價服務。中國公立醫院90%的收入靠病人和醫保收入,只有10%的收入來自政府經費。這樣一種收入的結構和國外的民營非營利醫院並無區別。」中國公立醫院的含義,是政府直接管理的醫院,這種管理深入到幹部人事的任免、規劃、經營等等具體的事務上。
而對民營醫院,主要的管理方式是市場準入,在准入時,限制很多。蔡江南教授說,「在市場準入和規劃時,行政部門就已經將民營醫院排除在大門之外,即使允許你進來,也讓你處於一個競爭的劣勢地位。」
一旦獲得准入後,民營醫療機構受到的監管又很少,誇大宣傳、虛假宣傳、過度治療、違規診療等現象層出不窮。一些更加惡劣的醫院,甚至故意誤診、採用非法材料。在整形美容領域,不少患者在民營醫院接受注射,但注射物質卻來路不明。健康遭受損害後,這些患者又到正規醫院就醫,試圖補救已經損毀的健康。類似的現象,已經存在多年,主管部門的監管,顯然還遠遠不夠。
蔡江南認為,目前醫療系統的管理方式,距離「精細化管理」還有不短的距離。「從現在行政手段管理,到全行業的監管,行政部門還需要學習,有一個適應的過程。」衛生行政部門,也有自己的尷尬。魏則西事件涉事的醫院,就不在衛計委的管轄範圍之內,投資人看到了管理的真空地帶,為違規診療找到了經營空間。
蔡江南一再強調,經營混亂、唯利是圖,並不是民營醫院的資本性質造成的,如果競爭環境公平,監管制度完善,民營醫院應該更加具有發展活力。他認為,理想的醫療市場格局,應該是社會化非營利醫院站主導地位。「社會和市場無法經營的醫院,辦成真正的公立醫院,公立醫院數量不需要多,主要依靠政府資金支援。比如傳染病醫院、精神病醫院、軍隊和退伍軍人醫院,以及貧困地區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醫院等等。」
社會性非營利醫院的收入主要來自病人、醫保和社會捐贈,政府也可以通過一些項目進行補償,例如對醫院科研教學的支援,對基本建設項目的支援等。事實上,對比這些特徵,現有的公立醫院,其實基本是非營利醫院的性質,區別僅在於政府的行政干預對公立醫院影響很大。
至於營利性的民營醫院,則應該提供多元化的醫療服務給那些願意付費享受特殊醫療服務的人。
要實現這種理想的結構,首先要放開對醫生的執業束縛。「實現醫療資源社會化的最重要途徑,是將醫生轉化為獨立的自由行醫主體,而非醫院的僱員。」從去年開始,北京市在政府檔案中,就提出逐漸收回公立醫院醫護人員編制的設想,今年3月,北京市政府印發《北京市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實施方案》,其中明確提到探索實行醫務人員不納入編制管理。
可以想像,很多人對失去編制,有比較大的抵觸。去年北京一家媒體對公立醫院近100名醫護人員進行調查,其中76%的調查物件認為編制很重要。儘管存在阻力,但醫療人才的市場化,是一個趨勢,只是實現早晚的問題。
洗牌和變革契機
政府高層的制度框架中,其實早已將扶植社會辦醫,作為長期目標。
2009年,「新醫改」出臺《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提出「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發展醫療衛生事業」,其中包括參與公立醫院改制重組。2013年,國務院再次釋出《關於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通過加快形成多元辦醫格局、優化醫療服務資源配置等,來大力發展醫療服務,並提出了引入社會資本辦醫的具體政策措施。今年,國務院明確指出,鼓勵社會力量舉辦醫養結合機構以及老年康復、老年護理等專業醫療機構。推動醫療衛生服務延伸至社群、家庭。
利好政策一個接著一個,但現實中的落實,卻遇到了困難。《中國民營醫院發展報告(2015)》認為,目前大多數地方的區域衛生規劃中,沒有或者較少為社會辦醫預留空間,區域衛生規劃對社會辦醫進行前置審批、限制外資在合資合作醫療機構與的持股比例。在裝置准入、科研立項、職稱評定、醫保定點以及稅收、用地等「國民待遇」的問題上,民營醫院都處於弱勢地位。
近幾年,一些合資民營醫療機構、莆田系醫院,也走上了良性發展的道路,無論品牌的影響力還是經營情況,都步上正軌,但民營醫療機構整體狀況,還是沒有太大改變。魏則西事件,再次給莆田系及整個民營醫療行業造成壓力,壓力之下,也許會帶來新一輪的市場調整。
5月4日上午,國家衛生計生委召開了關於規範醫療機構科室管理和醫療技術管理工作的電視電話會議,會議要求,各級衛生計生行政部門要立即組織對轄區內醫療機構違規出租或變相出租科室、違規開展醫療技術臨床應用的情況開展全面清理,積極配合工商部門查處違法釋出醫療廣告的行為。
主管部門的清查和社會輿論的影響,可能會讓部分劣質的民營醫院遭遇生存危機,而已經走上正軌的民營醫院,則可能獲得更多的市場和政策支援。
(黃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