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蘇區吳起鎮，結束了長征。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分別在甘肅的會寧、靜寧會合，紅軍三大主力最後在陝北「落腳」。陝北成了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也是紅軍新征程的「出發點」。
吳起鎮成為中央紅軍長征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落腳點」
曾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李維漢（羅邁）說：「在到哈達鋪前，在河邊的一個圩場上，我看見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等在一起休息。毛澤東向我打招呼：羅邁，你也來休息一下！我就下馬休息，看到他們正在翻閱一張國民黨的地方報紙，上面登了蔣介石派大軍『圍剿』陝北『共匪』劉志丹的消息。我們才具體得知有這樣大的紅軍在陝北蘇區積極活動。黨中央隨即決定到陝北蘇區與陝北紅軍會師。這時才正式宣佈成立陝甘支隊，司令員彭德懷，政委毛澤東，共有六七千人。中央派我隨陝甘支隊北上時，沿途檢查軍容風紀。因為這些地區的群眾多是回族，搞好民族關係很重要。我跟彭老總一道走，一起到達吳起鎮。」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猶如離開了「家」。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陝北吳起鎮，就算是到「家」了。
1936年12月，毛澤東給紅軍大學做講演時說：「由於沒有戰勝第五次『圍剿』和大流動，紅軍和根據地都大大縮小了，但又已經在西北立住了腳跟，鞏固並發展了陝甘寧邊區根據地。紅軍主力三個方面軍已經統一指揮，此事為前所未有。」這就是「落腳點」與「出發點」的意義，長征以我們的勝利宣告結束，新的長征也從這裏開始了。
1981年3月筆者採訪程子華時，程子華說：「在消滅榆林橋的東北軍以後，我仍在道佐鋪。陝北蘇區洛河川特委書記李景林來說，有『馬回回』到了吳起鎮，穿的衣服什麼都有。他給了我一張佈告，我看落款是陝甘支隊，有彭德懷、楊尚昆的簽名。這樣，我就清楚了，這是中央紅軍來了，趕快歡迎，慰勞他們。我給彭德懷、楊尚昆寫了一個報告，說了陝北敵人的形勢，紅軍的作戰方針，勞山、榆林橋戰鬥。陝北正在搞肅反，劉志丹、高崗是反革命，問題大了。派一個班送信到吳起鎮，是向洛河川方向去的。」
中央紅軍是因為看到吳起鎮上有蘇維埃的紅色標語，才認定已經到了陝北蘇區的。
「落腳」紅色之都一一保安，處理扭轉乾坤的大局
1936年5月18日，中央軍委決定，由紅一方面軍第一、第十五軍團和第八十一師、騎兵團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進行西征，打擊甘肅地方軍閥馬鴻逵、馬鴻賓部，在陝甘寧三省邊界地區創造新根據地，擴大陝北蘇區。
紅軍主力西征，後方空虛，從1936年6月初開始，國民黨軍高雙成部乘虛向瓦窯堡進逼。14日，中央做出撤離瓦窯堡的決定。21日，高雙成部突襲瓦窯堡，洛甫、毛澤東、周恩來等撤離瓦窯堡。22日，紅二十九軍、紅三十軍將其包圍，隨後與東北軍達成諒解：紅二十九軍、紅三十軍撤出瓦窯堡，由東北軍進駐。
7月初，中央決定進駐保安。7月11日，洛甫、毛澤東等到達保安「落腳」。後來，保安被斯諾稱為「紅色之都」。
斯諾為探尋「紅色中國」來到保安，向世界闡述紅軍這篇「大道理」
1936年6月，為探尋「紅色中國」，斯諾先到了安塞的一個村落，最先受到了周恩來的接待。幾天之後，斯諾到達保安。
斯諾到保安以後，首先與毛澤東、彭德懷等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以後又去了寧夏預旺縣，然後又折回保安，進行了長達三個多月的採訪。回到北平時，正值西安事變爆發前夕，寫成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
1938年1月，斯諾為《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書名）做的序中說：「從字面上講起來，這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所以這一本書如果是一種正確的記錄和解釋，那就因為是他們的書。而且從嚴格的字面上的意義來講，這一本書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寫的，而是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林伯渠、徐海東、徐特立、林彪這些人……還有幾十篇和無名的紅色戰士、農民、工人、知識份子所做的對話，從這些對話裏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可以說，斯諾的這本書是以中國革命者的生命和鮮血寫就的，因而它闡述了紅軍和中國革命的這篇「大道理」。
西安事變爆發，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協商大計，「逼蔣抗日」獲得成功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但是，會師並不等於「落腳」。紅軍主力決定東移，11月21日至22日，山城堡一戰，給胡宗南部以沉重的打擊，成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國共兩黨的最後一仗。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及幾十名國民黨軍政要員，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史稱西安事變。
張學良、楊虎城扣留蔣介石之後，便立即致電毛澤東、周恩來，稱：「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複，並將紅軍全部集中環縣，以便共同行動，以防胡敵南進。」
面對突然爆發的事變，毛澤東、周恩來當即複電：「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一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固原、慶陽、郞縣、甘泉僅留少數紅軍，決不進佔寸土。紅軍擔任鉗制胡宗南、曾萬鐘、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軍。恩來擬赴兄處協商大計。」
當張學良得知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到西安協助處理問題，當即致電中共中央，准備派飛機到保安接周恩來，要中共中央在保安修一條簡易跑道，以便飛機降落。中共中央立即動員群眾修跑道。
當時，中共中央對如何處置蔣介石，尚未完全達成一致，許多人主張全國公審，殺掉蔣介石。因此，直到15日，才以朱德、毛澤東、周恩來等的名義致電南京國民黨、國民政府諸先生，呼籲他們謀國共之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仇。
此時，人們修跑道的積極性之高，無以言表，僅僅幾天跑道就修好了。當張學良派來的飛機在保安上空轉了幾圈，卻因為跑道太短，又極不平整，實在無法降落，又飛了回去。無奈，周恩來只好騎馬，經安塞，於17日到達膚施。張學良派飛機到膚施，僅一個小時，就把周恩來接到了西安。
當晚，周恩來在西安金家巷一號與張學良會談。面對南京政府明令討伐張、楊，雙方首先商定：東北軍、西北軍集中於西安、潼關一線，紅軍南下膚施、慶陽一帶接防；紅軍加入由東北軍、西北軍組成的抗日聯軍西北軍事委員會。同時，周恩來表示：中共願意保證蔣介石的安全，但聲明，如果南京挑起內戰，蔣介石的安全不予保證。
17日，周恩來到西安的那天，宋子文也到達西安。宋子文見張學良以後，也見了蔣介石，並遞交了宋美齡的信件，談了南京的情況，並瞭解到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沒有要加害蔣介石的意思，便要其同意張學良的請求，下令中央軍撤離潼關一線，避免內戰。隨後，宋子文返回南京。接著，由宋子文、宋美齡為代表，於22日再次到西安。23曰，宋氏兄妹與張學良、楊虎城和周恩來進行會談。
24日（一說23日），周恩來去見蔣介石。蔣介石表示：有問題可以到南京去談。
25日，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26日，張學良到南京以後，在致蔣介石函中說：「介公委座鈞鑒：學良生性魯莽粗野，而造成此次違犯紀律，不敬事件之大罪。茲靦顏隨節來京，是以至誠，願領受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紀綱，警將來。凡有利於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顧慮也。學良不文，不能盡意，區區愚忱，俯乞鑒察。」這就是張學良的民族大義之舉，但蔣介石還是因此而拘禁了他。
延安，紅軍長征最終的「落腳點」，也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出發點」
延安成為紅軍長征最終的「落腳點」與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國革命新的「出發點」
西安事變期間，東北軍主力南移，駐在延安的東北軍相繼撤離，只留下了地方保安隊與民團留守。由於東北軍撤離，地方保安團心虛，於1936年12月17日自動撤離。18日，紅軍遊擊隊開始進駐延安。25日，黃春圃（江華）率領紅軍主力進駐延安。
1937年1月10日，洛甫、毛澤東等離開保安，起程前往延安，13日到達延安。
洛甫、毛澤東、博古等人的到達，標誌著延安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及西北辦事處的駐在地，成了陝北蘇區的中心。
自此，從1937年1月13日至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一直駐在延安，達十餘年。所以，延安是紅軍長征最終的「落腳點」，而且是最穩固的「落腳點」。其間，中共中央、毛澤東在延安領導中國革命一步一步地走向勝利，延安又是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出發點」。
在延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成就了許多大事。
在延安，中共中央力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國內和平局面開始形成。但從南京對張學良的懲處與幽禁，以及準備再次進攻西安的軍事行動，說明內戰的形勢仍然相當嚴重，和平的局面有再次喪失的可能。
為此，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中共和全國人民的壓力下，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這種轉變。其間，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提出恢復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在內外雙重壓力之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所謂《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這個決議，雖要求共產黨停止「赤化」宣傳，但表示接受中共的提議，停止「剿共」，聯合抗日。
為了落實「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2月12日至3月15日，周恩來、葉劍英同顧祝同、賀衷寒、張沖在西安進行了直接談判。2月26日，周恩來與張沖等進行談判，但未取得進展。
此後，談判的焦點集中在紅軍的改編和蘇區的地位問題上。經過艱苦的努力，國共雙方達成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協定，規定：將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設總指揮部，下轄三個師。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不派參謀長、政治處主任，軍隊中的副職，從副師長到副排長，都由中共自行選派，南京政府只向八路軍總部及三個師各派一名聯絡參謀。8月22日，國民政府正式發佈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正副總指揮。
9月中旬，博古到達南京與康澤面議中共中央提出的《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的修改問題。在全國人民奮起抗戰的形勢下，國民黨方面不得不同意中共中央在《宣言》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張，雙方在《宣言》上簽字。21日，博古、葉劍英和蔣介石、康澤、張沖在孔祥熙寓所會談，蔣介石同意發表此《宣言》。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向全國同胞提出奮鬥之總目標。9月23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的發表和蔣介石的談話，標誌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國共兩黨、兩軍的第二次合作，標誌著「中國革命新紀元」的開始，是全國抗戰的「出發點」，是新的起步。
在延安，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挺進敵後，建立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
8月25日，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周恩來共同發出《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將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八路軍下轄三個師：紅一方面軍改編為第一一五師，林彪任師長，聶榮臻任副師長，周昆任參謀長，羅榮桓任政訓處主任，蕭華任政訓處副主任；紅二方面軍改編為第一二〇師，賀龍任師長，蕭克任副師長，周士第任參謀長，關向應任政訓處主任，甘泗淇任政訓處副主任；紅四方面軍改編為第一二九師，劉伯承任師長，徐向前任副師長，倪志亮任參謀長，張浩任政訓處主任，朱任窮任政訓處副主任。
8月22日，紅一方面軍主力，即第一一五師的一部分，由陝西三原地區誓師出征；9月3日，第一二O師主力由陝西富平縣莊裏鎮出發，隨第一一五師之後北上；4日，八路軍總指揮部由陝西涇陽縣雲陽鎮出發東進；30日，第一二九師主力也由陝西富平縣莊裏鎮出發東進。至此，八路軍主力東進，奔赴抗日戰場。
依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八路軍把作戰的戰略方向選擇在敵後，在敵後開展遊擊戰爭，建立根據地。八路軍先後建立了由一一五師創建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一二〇師創建的晉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據地，一二九師創建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新四軍在大江南北創建了華中抗日根據地，並不斷地發展壯大，也就成了新的「落腳點」和「出發點」。
在延安，西北辦事處改制，成立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政府
在國共兩黨的談判過程中，1937年2月至3月初，國民黨方面要西北蘇區改為地方行政區，分別直屬各省，並取消民選制度。中共中央則主張保持蘇區在行政上的完整性，政府人員民選推薦。到了3月末至4月初，國民黨方面雖然同意在地域上可以完整，但不予以明確的區域界限，同時堅持派正職長官參與領導。到了5月，國民黨方面仍堅持派正職實行領導，但人選可以由共產黨方面推薦國民黨方面的人員擔任，共產黨方面自己提出副職。於是，中共提出在張繼、宋子文和於右任三人中擇一人為正職長官。由於國民黨方面違背承諾，決意派丁惟汾為行政長官，遭到中共方面的堅決拒絕。中共始提出，由林伯渠、張國燾、秦邦憲、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濤、張沖（國民黨方面與共產黨談判的代表之一）、杜斌丞（國民政府陝西省政府秘書長）為政府委員，並力爭「林正張副」，即林伯渠為政府主席，張國燾為副主席。7月，蔣介石在廬山宣佈承認陝甘寧邊區，但仍堅持由國民黨方面派正職長官。中共則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堅持蘇區必須由黨「包辦」，決不讓步，不充許國民黨方面「橫插」一人。事情未能解決。
共產黨一方面與國民黨談判，另一方面則積極準備將西北辦事處改組為抗日民主政府。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改由林伯渠替代博古，負責西北辦事處的實際工作。
4月下旬，西北辦事處決定成立四個專門委員會，以研究政治體制、選舉制度、經濟計畫和文化建設等問題。5月中旬，四個專門委員會分別提出了《陝甘寧邊區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以及經濟、文化建設工作規劃等，確立了抗日的民主制度，即容納一切抗日的黨派、階級和階層的人們。
全面抗戰爆發後，形勢緊急，西北辦事處著手進行從蘇維埃政府向特區政府的轉變。9月6日，宣佈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由林伯渠、張國燾、秦邦憲、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郭洪濤、馬明方、高崗九人為邊區政府委員（也稱主席團委員），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張國燾為副主席。
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正式成立，標誌著蘇維埃政治制度的結束和抗日民主政權階段的開始。
其實，陝甘寧邊區不僅是一個地域概念，更重要的是一個政治實體，是中國共產黨的腳踏實地的「一個落腳點」。
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說，陝北有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
此前，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上談及七大的工作方針時，說：「有相當一些同志，走了二萬五千里，變成了一個包袱，增加了他的負擔，變成了一個駝子，因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據地，江西根據地現在就沒有了；人家沒有走路，但是陝北還是一個根據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據地丟了，人家向你要那個根據地，你賠得起嗎？你賠不起，我也賠不起。如果要賠法帀邊幣，還可以想一點辦法，但是要賠江西根據地，就毫無辦法。人家沒有走路，但是有根據地；我們走了二萬五千里的路，沒有了根據地。」
同時，毛澤東還特別強調：「有了三十萬黨員、幾十萬軍隊，頭大了，急躁起來了，結果只剩下了一個陝北。有人說，陝北這個地方不好，地瘠民貧。但是我說，沒有陝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說陝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七大在陝北開會，這是陝北人的光榮。陝北已成為我們一切工作的試驗區，我們的一切工作在這裏先行試驗，在這裏開七大，在這裏解決歷史問題。」就此，毛澤東對陝北和中央在陝北的工作做了基本總結。
陝北不光是中央紅軍的「落腳點」，也是紅二十五軍、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的「落腳點」，是全國紅軍聚會的地方，是紅軍這個「大家庭」落腳的地方，「此事為前此所未有」。
但是「落腳點」不是終點，只是過去的終結，同時也是新的開始「出發點」。
（宋金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