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長仁劫機案：戲劇性開闢中韓外交通道

如果說劫機事件成為韓國和臺灣逐漸疏遠轉捩點的話，那麼它同時也是中韓之間逐漸靠近的起點。

26年前那場街頭巷尾熱議的劫機事件，已多少被人遺忘，不過，歷史卻在那一年不經意地轉了個彎。

1983年5月5日至5月10日，歷史所呈現的，不僅僅是一起單純的暴力劫機事件處置過程，還是一場戲劇性十足的外交斡旋。

被劫機長：曾經想降在平壤

1940年出生的王儀軒如今已近古稀之年，因為孩子生活在國外，退休後他仍然免不了和飛機打交道，不過，現在他不開飛機，只坐飛機。「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天。」說起飛行生涯中最為驚險的一幕，王儀軒感慨道。

1983年，王儀軒43歲，是中國民航瀋陽管理局飛行大隊長。5月5日，他踏上中國民航296航班準備赴上海。

「10點半正式起飛，大概二三十分鐘後，警鈴響了。」伴隨著的還有乘客驚恐的尖叫和槍聲——駕駛艙的艙門被轟開，一個黑大個兒沖了進來，高聲叫著：「148度，148度，漢城(首爾)！」王儀軒心裏大驚：「這個人懂行！」

「黑大個兒」就是卓長仁，「5•5」劫機事件的主犯，因經濟犯罪被舉報，為逃脫制裁準備劫機赴台，而當時與中國尚未建交但與臺灣關係良好的南朝鮮顯然是最佳中轉站。曾在遼寧航校就讀的經歷，無疑令卓長仁「很懂行」。王儀軒的頭上頂著槍，心裏卻在盤算，怎樣將飛機降落在比漢城更有利的地方——趁卓長仁不注意，他在拐彎的時候把飛機調了個頭。「不對，方向不對！往東！」手槍不斷敲打著王儀軒的頭部。「沒辦法，我只能一再往東改……大連不行，那就丹東、眼看丹東也錯過了，最後的機會就是平壤……」手槍就頂在頭上，王儀軒決定賭一把，一看到「千里馬」(平壤的地標性建築)就準備著陸。卓長仁不幹了：「拉起來，要不然同歸於盡！」看到卓長仁已經急紅了眼，想到隨時會因此而喪生的幾百乘客，王儀軒又把飛機拉回到正常高度。

「看來，漢城是一定要去了。」王儀軒心想。

飛機一過三八線，漢城上空就拉響了警報。然而，飛機沒油了，「再往前飛已不可能，只能就近降落。附近正好有個小機場，就憑感覺開始尋找入口降落。」當時的王儀軒並不知道，自己正在試圖完成一次不可能完成的降落——那是美國的一個直升機專用機場，根本不適合客機。「我事先有所防備，目測低一點，一進跑道就落地，飛機接地後馬上刹車，然後拉反推、反噴、飛機停了。」

就這樣，這架運載著近百名中國乘客和一個日本乘客的飛機，闖進了南朝鮮境內漢城東北方向的一個小鎮子——春川。

「我代表祖國親人來接你們了！」

當卓長仁闖進駕駛艙時，中國民航局總調度室的雷達螢幕上，296號航班的身影開始若隱若現，並偏離航道……幾分鐘後，正在中南海彙報工作的中國民航局局長沈圖從電話裏得到消息：296航班可能被劫持了！

沈圖的腦子「轟一聲炸開了」，立即驅車直奔調度室。下午1點，國外電臺傳出消息：296航班已經降落在南朝鮮漢城東北美軍基地的春川機場。

飛機在春川一降落，便被飛駛而來的美軍卡車團團圍住，卓長仁荷槍實彈出現在艙門口，大聲要求會面「臺灣駐韓國大使」，否則機上乘客將被繼續扣押。

但是，在南朝鮮的緊急會議得出相關結論前，卓長仁不可能得到答復，接下來的是長達8個小時的等待。

與此同時，北京也陷入了煎熬，這是一個外交難題：如何通過談判說服與中國長期敵對並與臺灣保持「外交關係」的南朝鮮，將被劫持人員、罪犯交還中國？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南朝鮮對於中國的談判要求給予了格外熱切的回復，甚至建議中國派外交部高級代表前往漢城，顯然，想擺脫外交孤立困境的他們希望和中國進行正式接觸。

在296航班所有人員被轉往漢城後，南朝鮮方面表現出了很大善意，比如，拿出10萬美元善後、解決中國談判組和隨機人員在韓的所有開銷、所有乘客被安排進漢城最為豪華的酒店、房間裏佈置著中國屏風和傳統書畫、所有漢城最好的地方都帶乘客們看了，臨走還贈送許多在國內壓根見不到的電子產品……

那些活動，王儀軒一概沒有參加，他留在房間，等待事情得到解決。5月7日下午，沈圖的電話打進了房間：「我代表祖國親人來接你們了！」那一刻，王儀軒壓抑已久的眼淚再也沒能控制住。整個通話過程，王儀軒只哽咽著擠出一句話——「你快點來吧！」

「大韓民國」欲獲得中國承認

王儀軒和被劫乘客焦急等待時，中南海早已決定派出一支斡旋隊伍赴南朝鮮談判，希望將被劫人員安全送回國。如今78歲的錢文榮身體還算硬朗，向本報記者談起1983年在漢城他參與的那場3天3夜的談判時，語速飛快。

「當時我們為什麼不同意和南朝鮮有外交接觸？一個是臺灣問題，一個是朝鮮問題。」面對《國際先驅導報》，這名新華社老記者如此分析當時的形勢。當年，錢文榮和中國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副處長許光建都隱藏了真實身份，以中國民航談判組的組員身份前往漢城。

「新華社一去，肯定說明這是外事問題，外交部一去，那就更不得了了，所以必須隱瞞身份。」許光建說。那時的南朝鮮未與中國建交，派出外交人員談判顯然不符合國際慣例，他們只能以「中國民航人員」的身份做掩飾。

事實上，一下飛機，對方就已經從各個管道摸清了談判組每個人員的底細，但並未揭穿。「他們一心想借此談中韓關係。」在許光建看來，這個要求有些突兀，談判組以中國民航的名義前來，根本就沒有外交上的任何授權。

於是，雙方就在各自的意願中使各自的勁，誰都不願意讓步。而南朝鮮還承受著臺灣方面的不滿和譴責。「南朝鮮拒絕將劫犯送到臺灣，臺灣人趁機到乘客中策反，南朝鮮方面還加強了保護……但是他們畢竟是和臺灣‘建交’，不好做得太明顯。」錢文榮說。

然而，就在中國談判組決定放棄將劫犯引渡回國以儘快結束談判時，一個新的問題又產生了——一份多處寫有「大韓民國」字樣的備忘錄交到了中方代表手裏。「他們太狡猾了，我們只要一簽字，就等於承認了他們，也就等於雙方建立起某種關係。」錢文榮搖搖頭。那時，南朝鮮為了與朝鮮區分，自稱「南韓」、「大韓民國」，而與朝鮮建交的中國，自然只能稱其為「南朝鮮」。

接下來的談判因名稱的糾結而充滿火藥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我都承認，為什麼大韓民國你不承認？那你們叫我們什麼？」

「南朝鮮！」

「那你是中共！」

這時，錢文榮接到國內意見：名稱問題是次要的，儘快把人和飛機接回國內。有了這個指示，沈圖心裏有底了，他將修改備忘的任務交給了許光建和錢文榮。「怎麼改呢？兩種辦法，一種是改成南朝鮮，一種是改成漢城，只留落款處‘大韓民國’，並把落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改成‘中國民航’。」經過一整夜的反復修改、核對，第二天一早，韓方拿到備忘，「一看後面的‘大韓民國’還在，就很高興」。10日上午，雙方簽字。

至此，中韓雙方就卓長仁劫機事件的談判結束。當日下午，工作組、96名旅客和機組人員離開漢城，而包括卓長仁在內的6名劫機犯留在了漢城。

中韓交往打開通道

在談判結束後，南朝鮮屢次拒絕將劫機犯送往臺灣，並對他們施以刑罰，一年後才迫於壓力將他們釋放到台。臺灣將卓長仁這幾名暴徒視為座上賓，還冠以「反共六義士」的美名，不過他們仍難改暴戾惡習，卓長仁後因綁架等罪名被臺灣處以死刑。

中國首任駐韓大使張庭延回憶起這段歷史時，仍感慨這一事件對中韓建交的推動作用。

張庭延回憶指出，南朝鮮在劫機事件上的「不配合」讓臺灣非常不滿，也因此開始交惡。1990年，南朝鮮派運動隊參加北京亞運會，對中國表示支持；隨後中國支持南朝鮮加入聯合國。這些投桃報李的舉動為雙方建交打下基礎，而民間交往和經貿往來更不可阻攔。1992年8月，南朝鮮與中國建交，同時與臺灣斷交。「南朝鮮」這一稱呼也從此變為「韓國」。

作家阮虹在《中韓劫機外交》一書中這樣評價：如果說劫機事件成為韓國和臺灣逐漸疏遠轉捩點的話，那麼它同時也是中韓之間逐漸靠近的起點。這起負面性質的劫機事件，最終卻頗富戲劇性地打通了中韓兩個近鄰之間被關閉已久的交往通道……

那時候-中國視野

人民日報當時報導：我們全家堅決要求嚴懲劫機犯

(《人民日報》1983年5月14日)

我是上海紅星打洞機廠的工人。我們一家3人是從瀋陽乘296號飛機回上海的。

卓長仁、安衛建這夥武裝暴徒讓我們一家3口人都蒙受了巨大的折磨和痛苦。劫機的時候，我們在前艙，暴徒用手槍對著旅客，威脅說：「誰動就打死誰！」暴徒對著駕駛室開槍，我的剛兩周歲的兒子小彬彬聽到槍聲，嚇得倒在我的懷裏。當時，我的心裏真是恨啊！這夥壞蛋心狠手辣，為了劫機，拿旅客當人質，連兩歲的孩子也不放過！

飛機被迫降落在南朝鮮春川機場後，小彬彬滿臉是汗，唇焦口幹，連聲喊著，「媽媽，我肚子餓，我要喝水！」這時我也口渴得快昏了過去。暴徒在我身邊走來走去。小彬彬直嚷：「媽媽，我要回家，我要外婆，我要舅舅。」聽了孩子的話，我陣陣心酸，淚水簌簌地掉了下來。當時恨不得撲上去對這幾個暴徒咬他幾口。

（朱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