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程碑式的事件
《重生》第一集是6月29日上午在B站（bilibili）發布的。前一晚，這部主要講述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的紀錄片，趕著建黨95周年，已開始在央視等多家平台陸續播出。
身為果醬字幕組的負責人，胡琛浩在B站幫製作方北京伯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京伯璟」）友情推送這部片子時自稱沒有猶豫過，「但確實意識到風格明顯不搭」。他是冒著「個別粉絲的強烈反對」，把《重生》推介給渾身上下流淌著二次元血液的B站網友的。
為此，他們收穫的第一條評論就是調侃：「字幕組連中文都會，好厲害啊！」
起初，這部紀錄片反響平淡，胡琛浩並不意外。現在的年輕人差不多從上小學起就接受黨史教育，歷史對他們來說，是考試成績的一部分，嚴肅而枯燥，稍不留神就成了學業負擔。所以對這類主題的作品，他們有一種本能的敬而遠之。
《重生》真正被B站網友關注是從7月1日開始。「各大網站、電視台已經輪流開始播放了，B站上也有了人氣，後來一天1萬的點擊量，再一天2萬、3萬……」北京伯璟策劃總監張楠向《博客天下》回憶。
很快，《重生》5集的播放量超過10萬，最高日點擊量排名全站當日榜單第84位，評論和收藏量也都累積過萬。「在紀錄片區已經算挺不錯了。」胡琛浩對《博客天下》說。
和B站的大部分視頻一樣，《重生》經歷了密集的彈幕洗禮。「大片既視感」、「業界良心」、「中共第一偶像天團」、「教科書里走下來的周男神」……很少有一部黨史題材的紀錄片會激起這麼多年輕人參與討論。
平均每集多達3000多條的彈幕讓總導演王新建心生感慨：「我要是在B站上看，得把彈幕關掉，不關沒法看。雖然我接受起來比較困難，但說明很多年輕人看進去了，他們看進去了也就證明我們最初的目的達到了。」
趙啟辰意識到《重生》被熱議，是在他在豆瓣上發布隨筆《我與的一切》之後。這個1985年出生的年輕人是這部片子的導演，同時也是北京伯璟總經理。7月8日早上，他突然發現個人豆瓣帳號新增了幾十個關注，看了留言才知道自己兩天前寫的文章被推薦到了首頁。
他沒想到以文藝青年為主的豆瓣上居然也有很多人關注《重生》，並打出了9.1的高分。有人在評論中寫道：「大周末在家看黨史，居然感動到集集落淚。」
除了在網上走紅，《重生》在各大電視台也取得了不俗的收視成績。7月1日，在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專為此片召開的研討會上，中國教育電視台副台長陳宏透露《重生》播出前兩集時，教育台的全國平均收視上升了139%，其中北京地區的收視上升了76%。
在沒有任何行政指令的情形下，《重生》先後在19家衛視台陸續播出，北京伯璟董事長、《重生》製片人李東珅稱之為「里程碑式的事件」。
「電視台最鼎盛的時候叫『一劇四星』，就是首次由4家電視台聯播就行了，這次是19家。」李東珅告訴《博客天下》。
《重生》並非北京伯璟第一次涉足黨史題材，此前，他們曾推出過《兩當兵變》《東湖梅嶺毛澤東》等反映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紀錄片，還拍過《迭部》《尋秦》《帝國的黎明》等自然、歷史、民俗類作品。
直到2015年《河西走廊》播出，在紀錄片領域摸爬滾打近10年的北京伯璟才開始在業界嶄露頭角。這部講述中國西部重要交通要道2000餘年歷史變遷的10集紀錄片，憑藉風光攝影和再現攝影的完美結合，加之電影化、故事化的視覺表達，最終成為當年紀錄片界的爆款。
《重生》延續了《河西走廊》情景再現和電影化敘事的風格，並試圖走得更遠。
「如何把這樣一種別人不容易接受的中國故事講好並且傳遞出去，我們在做一種嘗試。」李東珅說，「如果僅僅是在傳遞一種信仰和信念而忘記了講故事，傳播效果就會打折。我們之所以做到了，是因為我們確實心平氣和地沉浸在這段故事裡，這一點非常重要。」
「這不是一個獻禮片」
接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委、空軍上將劉亞洲的電話時，李東珅剛剛睡醒。
那是2015年10月的一個上午，劉亞洲在電話里開門見山，說陝西省委宣傳部有意拍攝一部紀錄片，問李東珅有什麼想法。
一年多前，李東珅和他的團隊拍攝《河西走廊》時，經人引見，認識了《西部論》的作者劉亞洲，並邀請他擔任總顧問。基於《河西走廊》播出後取得的良好口碑，在陝西省委宣傳部找到劉亞洲後，他決定把這個項目委託給李東珅的團隊。
和以往的命題作文不同，這是一篇開放式作業，內容、主題都不限定。李東珅本能地想到延續團隊一貫做人文歷史的風格和《河西走廊》借勢「一帶一路」的成功經驗，向劉亞洲提議：「西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要不做漢唐史吧？」
劉亞洲對此似乎並不滿意。「他說你這是要複製自己啊。」李東珅轉述劉亞洲的話。他讓李東珅再想想。
掛了電話，李東珅開始向身邊的老朋友徵集意見。電話打到央視《探索•發現》欄目創始人、《河西走廊》總導演王新建那裡時，李東珅被告知當時央視正和陝西省合作拍攝一部大型歷史紀錄片《東方帝王谷》，講述周秦漢唐四代王朝的歷史興衰。王新建認為沒必要再做漢唐史，他向李東珅提了個新想法：「咱們拍陝西的紅色歷史。」
「2016年正好是建黨95周年，會有一批重點影視片要配合，也能借著這個契機去宣傳，陝西又正好是中國重要的紅色革命根據地，而且這兩年比較系統講中國共產黨黨史或者中國革命歷史的片子並不太多。」王新建解釋。
起初，李東珅認為「革命題材在直覺上是不討巧的」，且不知道怎麼做，在王新建的建議下，他諮詢黨史專家、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副主任盧潔。盧潔告訴他可考慮下「轉戰陝北」，這段歷史在黨史類紀錄片里一直是被低估的，但它對中國共產黨打開後來的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盧潔的話讓李東珅很受啟發。他當時就想好片名叫《重生》，並為之找到了3層含義：1949年國家和民族的重生，黨在革命期間的數次重生，以及共產黨人的個體重生。
這個名字最初遭到了總撰稿人鄧建永的反對。「什麼『鳳凰涅槃』、『浴火重生』，有點誇張。」他對《博客天下》說。甚至在向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報批時，對方都覺得片名太硬，問「能不能加個副標題」。但在鄧建永寫完全部解說詞後，他發現「重生」倒也名副其實，「它經歷了一次次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境地」。
《重生》正式啟動是在2015年10月。留給拍攝團隊的時間不過半年多一點，而且還不是純拍攝時間，在這之前，他們需要做大量的資料梳理和腳本創作。
方案確定後，劉亞洲代表出品方對這部片子提了幾點要求：第一放手去做，好看最重要；第二，尊重歷史；第三，表達出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和精神。
「第三點是最核心的問題。」李東珅說，「但所有的信仰不都得構架在故事之上嗎？」
以故事化的鏡頭語言和敘事風格來進行紀錄片創作，是他一貫堅持的思路。所以，一開始他就為《重生》定調：「這不是一個獻禮片，而應該是一個值得反覆去看的故事片。」
經過一番商討後，他們定下紀錄片的長度為5集，只講1949年前的黨史。但即便這樣，仍有28年的時間跨度。如何把這麼長的歷史分成5段，裝進每集時長52分鐘的紀錄片里，成了一大挑戰。
他們給出的解決辦法是選擇重大歷史節點為單集核心，結合片名，把這段歷史分解為黨的數次「重生」：為了尋找信仰，黨的誕生；「四一二」政變後，通過南昌、秋收等起義找到了新的革命方式，即「武裝奪取政權、農村包圍城市」；反圍剿失敗，長征途中遵義會議確立新的領導集體；延安13年確立黨的指導思想，黨在思想上獲得重生；打敗國民黨，民族、國家得到重生。
為確保素材權威、嚴謹，李東珅邀請了國防大學、中共中央文獻室、南京中華民國史研究會3家單位的8位專家給予學術支持。
在專家的學術本、團隊的文學本一稿稿加工後，最終交到撰稿部，由鄧建永帶隊撰寫解說詞，之後，導演趙啟辰根據解說詞再進行分鏡頭創作。
整個過程在不斷地推翻與重建中漸進，光資料梳理和劇本創作就花了4個月的時間。以至於2016年3月劇組在橫店開機3天後，導演趙啟辰還在給北京打電話：「第四集的劇本定了沒？」
加上對白就是電影了
《重生》一開場就極具大片風範。
到處鐫刻著金色龍紋圖案、香菸繚繞的清宮內，一群大臣身著整齊的官服，列隊肅穆而立。旁邊是一隊穿著藍色軍裝的革命黨人和幾個穿西裝的洋人，一樣表情凝重。
光線從窗外打進來，落在殿內的皇帝座椅及背後的屏風上。龍椅上並排坐著一個悲傷的母親和她少不更事、正在把玩一個桌球大小的夜明珠的兒子。
伴隨著畫面推進的是一段渾厚而飽含磁性的畫外音解說：「再有5天，辛亥年就要過去，但，清帝國到底還是撐不住了。這天上午，皇太后隆裕領著時年6歲的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來到養心殿，主持了最後一次朝會。她代宣統皇帝頒布了退位詔書。」
話音剛落，小皇帝手上的珠子掉到地上，清脆的滾動聲引得跪倒在地呼喊「萬歲」的大臣偷偷側目。接下來，畫外音繼續：「這意味著，持續運行了2132年的中國封建帝制就此畫上句號。」
不知道的人看到這裡，可能還以為是部電影。道具、布景、攝像、燈光、演員的演繹，完全都是奔著電影去的。
溥儀的故事講完，畫面立刻陸續切換到同一天的毛澤東、李大釗和陳獨秀身上，用大歷史的視角橫向講述他們當天都在幹什麼。
李東珅對這個開篇甚為推崇，看似不經意的場景，蘊含著深刻的意義。他稱總撰稿人鄧建永為「神」，「《重生》如果沒有鄧老師開頭那場戲，整個片子就拍不成了」。
59歲的鄧建永1982年畢業於南開大學中文系，曾做過大學老師和專業創作員，2001年加入央視《探索•發現》欄目，擔任策劃和撰稿。在八九年前的聚會上，鄧建永認識了李東珅，並在紀錄片業務上給了李東珅諸多建議，而央視科教頻道也成了北京伯璟長期的合作夥伴。
鄧建永為《重生》每一集都打造了一個場景化的開頭：第一集是清帝遜位，第二集是孫中山葬禮，第三集是博古出場，第四集是周恩來、張學良教堂密談……配之的則是導演趙啟辰考究、精美、韻味悠長的鏡頭畫面。
「之前情景再現式的紀錄片，基本上都是畫面為解說詞服務的，解說詞說什麼，畫面給一些意象，讓觀眾有一個情感投射就可以了。而我們在解說詞之上運用了一套講故事的畫面體系，讓觀眾不能脫離畫面來欣賞片子。」趙啟辰說。
「無採訪，純搬演」是北京伯璟自《河西走廊》開始形成的一種紀錄片敘述模式。「用歷史資料跟再現場景銜接起來，讓歷史跟再現無縫對接。」這是總導演王新建對此種風格的解釋。
作為中國第一批紀錄片製作者，王新建以多年的經驗發現，專家出來講解、評論的時候往往是紀錄片最不吸引人的時候。
「有些紀錄片不管我需不需要專家，我都要讓他出來說話，甚至有的專家採訪時編導事先給他寫好詞兒，讓他照著念或者背出來，編導需要的只是他專家學者的一個身份，而不是真的需要專家獨到的見解。這完全成了一種形式。而且專家採訪一出現會把整部片子的節奏慢下來，很多年輕觀眾不太接受這種灌輸的方式，他們還是喜歡看（影像畫面）。」王新建告訴《博客天下》。
他認為，調查類的紀錄片是需要當事人、專家出來解釋和進行背景分析的，而敘事類的紀錄片完全可以用藉助畫外音來推動故事，專家採訪並非必須。事實上，情景再現在國外是紀錄片很常用的製作手法，近年國內紀錄片中也經常出現，但都不像《河西走廊》和《重生》運用得這麼徹底。
「伯璟的操作手法和生產方式對我的觸動挺大的。」王新建說，「咱們國家歷史文獻類的紀錄片大部分是傳統的解說詞為主，畫面是空鏡頭，放的是遺址遺蹟、檔案文獻和專家採訪。《重生》打破了這種模式，代之以電影化風格，只是沒有對白。好多審片子的人說這部紀錄片加上對白就是電影了。」
這是一個偶像劇的拍法
多年的紀錄片製作經驗，讓李東珅深知如何去把握平衡和尺度。在他眼中，《河西走廊》是一個跟政治很遠的片子，但河西走廊的故事關乎國家經略，所以應該讓它離政治近一些，而《重生》是一個天生就有政治基因的片子，應該讓它離政治遠一些，「變得更溫柔、溫暖一點」。
具體來說，就是把一群已被符號化的政治人物拍成「人」。他舉了一個例子：「從小到大對周總理的印象特別好，因為小時候課本里提到總理晚上辦公，喝一杯茶，吃幾顆花生豆，當時就覺得真香啊。為什麼對周總理印象好？因為這是一個人，而不是個神。」
順著這個思路，鄧建永就想：「是否可以改變一下敘述策略，過去這類題材都很高調也很張揚，那我們為什麼不能平實樸素一些？」他長期給歷史題材紀錄片撰稿，深知很難完全還原歷史本來面目。
面對敘述的困境，他的觀點是：不張狂即創新。
「敘述的邊界可以更靠近真實情景麼？比如，長征，其實就是一次無可奈何的大轉移。直到後來，才漸漸叫長征的，不是麼？再如，能不能不用左傾右傾概念而直接解釋為保守和激進？事實上，中國長時間（至少15年間）一直在保守和激進之間擺動，在聽或者不聽蘇聯的指示之間擺動。」鄧建永在創作手記中寫道。
掌握好敘述的進退分寸，為整個片子找到合適的基調，挖掘每個人物背後撼動心靈的故事，還原在重大歷史選擇關頭這群人是怎麼想的、怎麼做的，通過細節和情景再現營造一種強烈的帶入感，讓觀眾返回歷史現場，觸摸到真實歷史的柔軟、粗糙與溫度，最終成為鄧建永的敘述策略。
《重生》第三集中，年僅24歲的時任中共一號人物博古在因個人錯誤路線給紅軍造成重大損失後，坐在荒涼的野山中神情凝重，滿臉沮喪，不停地摸著手裡的槍，這時聶榮臻走了過來，重新把他帶回到隊伍中。
這則記錄在聶榮臻回憶錄里的細節很少有人知道，通過這樣一個場景呈現，在黨史中從來都是寥寥幾筆就被帶過的博古變得有血有肉，他充滿自責和懊悔，甚至還很脆弱，是一個有個人情感和內心世界的人。
另外一個淡化人物政治屬性的方式是，用現代偶像劇的模板去進行包裝。
「我們希望它的影像風格是青春的，是飛揚的偶像劇似的。」李東珅說，「所以你能看到紀錄片中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是青春飛揚的，而且顏值都很高。」
為追求情景再現的效果，每個演員都是有台詞的，是真的在很投入地演，而非擺拍。「不是鬧著玩，很要緊，一定要按著台詞本的台詞說，不能瞎說，雖然我們會以解說詞的配音為主。」趙啟辰說，「我需要留演員的同期聲，有時候同期聲會小小漏出來一下，那個時候絕不能馬虎。就是按電影的質感和標準來拍，大家不要想其他種類的東西。」
一個被趙啟辰認為典型的偶像劇式的處理，是毛澤東和楊開慧離別那場戲。兩人整理完行李後，毛澤東拿著油紙傘到了院子裡，外面正下雨，他剛要撐開傘時，傘紙從柄上脫落，掉在地上，這一幕恰好被拿著行李走到房檐下的楊開慧看到。毛澤東開了個玩笑，楊開慧卻沒有笑容，而是放下行李，走到雨里拉著毛澤東的手心情沉重地看著他。他們背後是一樹正盛開的桃花。
不過幾十秒的戲，趙啟辰說他拍了4個小時。壞掉的傘、雨簾、桃花，都成了特別的意象。
「雨是人工的，一遍一遍下。主人公的衣服濕了，頭髮卻沒有濕，這是一個偶像劇的拍法，一般情況就是全身都濕了。但是我們認為這樣沒有美感，就用了浪漫的偶像劇的拍法，柔光鏡的使用讓人物的周圍染上一層白色水汽的霧邊。」趙啟辰說。
這種細膩、抒情的畫面處理，給觀眾一種青春偶像劇的既視感，人物身上濃郁的政治色彩反而淡了。
為中國故事尋找國際化表達
《重生》一共拍攝了191場戲，設計了162個場景，動用群眾演員1291人次。
「聽啟辰說他們恨不得快把橫店所有的場景全都涉及了，橫店的工作人員挺疑惑，就問他，你們這是要幹什麼，要拍多大的片子？」鄧建永回憶。
片尾字幕中，除了紀錄片常見的演職員分類，還能看到造船師、武指、武行、煙火師、槍械師、馬術師這樣的工種。很多大場面戰爭戲都是重新拍出來的。
擔任攝影的是美劇《紙牌屋》的攝影團隊。從《河西走廊》開始，北京伯璟開啟了與國際團隊的合作。這一次，李東珅決定更進一步。
作為《重生》獨家發行機構，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國內部主任，《重生》運營總監熊殷主導了《重生》拍攝團隊的海外聯絡。在熊殷的幫助下，北京伯璟陸續收到《世界大戰》《權力的遊戲》等劇組郵件回復，最終他們邀請了《紙牌屋》的攝影團隊和《超膽俠》的燈光團隊。
選擇《紙牌屋》團隊，是他們有拍政治戲的經驗，另外，《紙牌屋》和《重生》一樣，都是室內戲為主，熊殷認為他們對室內光感和角度的把握會更熟練。
負責跟《紙牌屋》攝影師馬丁對接的是北京伯璟策劃總監張楠，她回憶：「我們一開始也會擔心老外會對政治題材有所牴觸，但事實上他們在乎的是故事本身，他們覺得我們想表達的一群年輕人為理想奮鬥這個故事很特別。好萊塢團隊非常專業，會先問你手裡有什麼器材、想達到什麼樣的效果，並且反應很快，跟他們溝通比我們想像的好。」
由於時間緊張，中美雙方的磨合直接在片場展開。拍攝前，趙啟辰會先闡述一遍自己設想的演員調度與分鏡方式，看過演員走位排練之後，再和攝影師、燈光師商量如何調整主鏡頭、主光源，以與演員調度配合到最優。
好萊塢經驗的加持，為《重生》帶來柔和細膩、浪漫夢幻的光影質感。趙啟辰回憶，攝影師馬丁超愛「煙餅」，這种放煙工具放出來的煙霧可以長久凝固在空氣中，如果與燈光配合恰當能產生驚艷的視覺效果。
燈光師肯尼斯是運用彩色色紙營造多元背景色塊的高手，同時也擅長利用反光，常常在房間內、頂棚上布滿反光旗板和反光布。連桌面鋪排的報紙、雜誌、地圖等道具，都是肯尼斯眼中極好的反光材料——它們的金黃色反射光，使演員自帶光環。
為中國故事尋找國際化的表達，是李東珅一直在進行的嘗試。在音樂上亦如此。
在為《重生》找主題曲時，李東珅首先想到的是希臘著名音樂家雅尼，之前《河西走廊》的主題曲就是他創作的。但雅尼當時正在巡演，沒有時間再給《重生》單獨創作一首曲子。
等了一個月無果後李東珅將目光轉向了給王家衛《一代宗師》配樂的日本音樂家梅林茂。通過曾在駐日使館工作的盧潔的丈夫聯繫後，梅林茂答應了這份合作。
這讓李東珅有一種意外之喜：「這種題材這麼硬他也願意？」此時已是2015年11月底了，留給梅林茂的作曲時間只剩下3個月。不過，這項李東珅滿懷希望的合作最後還是黃了。
之後，李東珅還考慮過電影《末代皇帝》作曲坂本龍一、《千與千尋》作曲久石讓，均因對方檔期問題而錯過。無奈，李東珅只能將目光鎖定在國內，「因為劇組的拍攝已經快結束了，時間不允許我再找日本的音樂人。」
李東珅一度想到了讓韓磊來演唱，還請了《暗香》的作詞陳濤，共同創作一首片尾曲，「但是我反覆地想還是不驚艷」。
後來有一天李東珅外出坐車時，收音機里響起了羅大佑的《閃亮的日子》，羅大佑滄桑的嗓音和歌名、歌詞里傳達出的內涵突然擊中了他。他當即就把這首歌發到微信群里，說想把它作為主題曲。半晌都無人回應，有人疑惑地問：「這合適嗎？」
聽到這話，李東珅心裡確定就是它了。「看大家茫然的樣子，我就說妥了就它了，因為大家想像不到。」他解釋，「雖然是1977年的作品，已經30多年了，但是它依然那麼動人，而且它的詞跟我們想要表現的是那麼的契合。」
這是電影和電視劇才會有的方式
李東珅自稱反經驗主義者，任何常規的思維在他腦海里第一反應都是「我們能不能不這麼幹」。
但另一方面，他又特別注重團隊的意見。他一再強調《重生》是群體智慧的產物，對每一個合作者都推崇有加，「如果沒有王新建的把關，沒有黨史、軍史專家團隊的保駕，沒有鄧老師的文字，沒有熊殷的運營，沒有啟辰的實現，什麼都不是」。
在全國19家衛視台（包括4家少數民族語言衛視台）、6家網絡平台、1家美國有線平台和喜馬拉雅電台共27個平台的立體播放，讓《重生》在國產紀錄片的營銷和播出上一騎絕塵。主導這一切的熊殷，被李東珅評價為「對這部片子的貢獻不亞於我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
7月1日在中國文聯舉辦的《重生》研討會上，熊殷說：「這是從來沒有過的。這個片子完全不是政令式的播放，而是商業化營銷，確實建立了紀錄片前所未有的價格體系。雖然是一小步，但是紀錄片市場化進程中的一大步。」
為了突顯熊殷的重要性，李東珅特意給她冠了一個從未出現過的頭銜「運營監製」，放在片頭「總製片人」之前。
從《河西走廊》開始，李東珅意識到紀錄片其實也需要營銷。《重生》還未成片，他們就邀請了50多家電視台在蘇州開了一次溝通會。「這是電影和電視劇才會有的方式，尤其是電視劇。」李東珅說，「對於紀錄片來說，這是史上第一次，誰也不知道我們要做出什麼樣的東西，第五集的粗剪版還是讓大家眼前一亮，最終這件事情成了。」
授權果醬字幕組在B站上發布自己的作品，爭取年輕的受眾群，北京伯璟也不是首次。
2016年2月，《重生》還沒開拍，曾翻譯過美國紀錄片《鳥瞰中國》的果醬字幕組在網上發現了一段與《鳥瞰中國》同名的視頻短片，於是隨手傳在B站上。策劃總監張楠無意間看到了這個視頻，確認它實際上是美國《紙牌屋》攝影師安德魯在國外發布的蘭州航拍剪輯版，所有素材均來自安德魯參與拍攝的北京伯璟新紀錄片《金城蘭州》，於是私信果醬字幕組，要求對方把標題改成「《金城蘭州》航拍剪輯版」。張楠由此認識了果醬字幕組負責人胡琛浩。身為蘭州人又看過《河西走廊》的胡琛浩，主動請求在B站代發《金城蘭州》的預告片和正片。
6月，《重生》正式推廣時，張楠再次聯繫胡琛浩，授權果醬字幕組在B站發布。她很在意B站年輕網友看這部片子時的感受。「我們希望做到讓年輕人接受的一種方式宣傳，首先是能讓我們這些人接受，因為我們整個團隊都很年輕，我是89年的，同事們大多都是90後。」張楠說。
除了B站，他們還想到了通過製作遊戲進行推廣。跟遊戲公司溝通後，北京伯璟共做了4款H5頁面小遊戲，涉及黨史問答、找不同、找劇照里的黨徽、創業心理等主題。遊戲做出來後全公司一起玩，一起交流感受。「紀錄片之前從來沒有跟遊戲搭上過，完全是破天荒的宣傳做法。」張楠形容。
熊殷玩過「黨史問答」，讓她驚訝的是：「我作為一個資深黨員居然沒有過最後一關。」
在北京伯璟內部，承擔《重生》具體拍攝任務及後期宣傳推廣的是年輕的85後團隊。相較於李東珅這些年來搭建的外部顧問團而言，他們只能算是學生，更多時候是負責把各位智囊、出題者的建議、想法落到實處。但經過他們的手具體執行出來的東西，又常常讓出題者驚艷。
鄧建永稱對這個團隊「有著令人恐懼般的尊敬」，他們能創新，條條框框少，糾錯能力強。《重生》之所以成功，離不開前期精準的策劃，但也少不了後期近乎完美的執行。
這部表現形式跟過去不一樣的作品，收穫了大量年輕粉絲的同時，也收穫了一些帶有舊式審美的老人。
鄧建永提到他當年的老三屆同學，現在差不多60～65歲，退休的和沒退的大部分都在高層工作，「他們平時對事情也都很挑剔，但這部片子出來後他們都一致說非常好，我都成了群里的明星了」。
還有他84歲的母親，也成了《重生》的高齡粉絲。「她一集不落地看完了，跟我說『拍得真好看』。」
（李夢陽、裘雪琼、卜昌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