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政務範疇二零一八年施政方針的其中一個亮點，是青年工作。譚俊榮司長在回顧了該範疇二零一七年青年工作的經驗，包括完成《澳門青年政策》中期檢視報告，加強國情、區情及公民教育，計有三千多名澳門青年和學生於暑假期間赴內地參與各項學習、交流，多個青年社團成員前往「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研習、交流和結盟之後，以《培育立足澳門、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下一代》為題，介紹了二零一八年青年工作的主要設想，包括實施「齊心同行計劃」，透過多種形式，深化公民與法制教育、國情和區情教育，增強青少年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認識，培養愛國主義情懷和國家認同感。加強憲法和《基本法》的教育，落實《國歌法》在本地適用之後教育方面的各項工作，促進青少年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內涵。為特別傑出的尖子學生，提供更好條件作精準培養。拓展粵港澳大灣區教育合作的形式和內容，將《在粵就讀澳門居民學生學費津貼計劃》的實施範圍，擴展至廣東省所有城市和非高等教育的所有階段。致力擴濶本澳青少年的國際視野，裝備充實自己，提升綜合競爭力。「大學畢業生語言培訓利息補助計劃」，將在現時補助進修普通話、葡語、英語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展至其他各個語種，如法語、西班牙語、日語、韓語等，鼓勵青年人透過學習和掌握外語，提高學識和能力。推進「中葡雙語人才培養基地」建設，加大葡語人才的培養力度，辦好公立學校小學和初中的「中葡雙語班」，在高校系統設立「中葡雙語人才培養聯盟」。協助學校、社團加深對「一帶一路」的認識，鼓勵多元化活動和相關交流的開展。隔年分別舉辦澳門國際青年舞蹈節、國際青年音樂交流匯演，讓本地學生以藝會友，締結國際友誼等。

這證明，特區政府及其主管青年工作的部門，高度重視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的諄諄教導，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培養。認知到澳門青少年是澳門的希望，也是國家的希望，關係到澳門和祖國的未來。要實現愛國愛澳光榮傳統代代相傳，保證「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就要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培養。要高度重視和關心愛護青年一代，為他們成長、成才、成功創造良好條件。並讓青少年更多領略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更多感悟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發憤圖強的光輝歷程，更多認識新中國走過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多理解「一國兩制」與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內在聯繫，從而牢牢把握澳門同祖國緊密相連的命運前程，加深民族自豪感和愛國愛澳情懷，增強投身「一國兩制」事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近年來澳門青少年群體中出現的某些異化現象，值得高度警惕及注意。其一是澳門反對派中的個別激進青年，經常到香港「取經」，參與了「佔中」等活動，免不了會將之帶回來「照辦煮碗」。香港反對派搞「五區起義，全民公投」，澳門也搞「特首公投」。香港玩「本土」，澳門也玩「本土」，亦步亦趨。只不過是澳門愛國愛澳傳統深厚，及有《維護國家安全法》作保障，相關情況才未能走得更遠。

其二是由「台獨」份子掌握的台灣「教育部」，加大向澳門招生的力度。表面上，是要為僧多粥少的台灣各高等院校增加生源，但也不無要讓澳門莘莘學子接受「台獨」意識教育熏陶的意思。實際上，就有不少澳門在台學生參與了「太陽花學運」，甚至參與了「小英青年軍」的活動，並與「台獨」青年如林飛帆等關係密切。而「教育部」為了爭取更多的澳門青年前往台灣升大，還不惜抵觸《中葡聯合聲明》和台灣當局自己的《港澳關係條例》，向持葡國護照赴台就讀的澳門學生提供「僑生」優惠待遇。這種種行為，等於是與澳門特區爭奪接班人。

對此，澳門特區政府是高度警覺的，採取了各種方式，以加強對青少年的愛國愛澳教育；並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增加赴內地各名校就讀的保送名額，還開設所有的學科。由此，應屆高中畢業生前往內地升大的數量，已經反超前赴台就讀者。

澳門的學校，大致上分為三類。其中第一類是「紅底學校」，是由傳統愛國社團創辦及管理的學校，長期以來主動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第二類是「綠底學校」，是原澳葡政府創辦的公立學校，回歸後成為特區政府公產的學校。初期似乎是並不那麼重視愛國主義教育，後來在國家領導人的感召和特區政府的主導下，開始重視愛國主義教育。不過，其中有部份學生是葡裔居民，如何能做好愛國愛澳的教育，又不會令其父母不會產生反感情緒，還需尋覓更適當的方式。

第三類是「藍底學校」，主要是指天主教會轄下的學校。過去長期以來，由於意識形態的相通，這些學校傾向於台灣地區的國民黨政權，因而被坊間稱為「藍底學校」。不但是其學生以赴台灣的高等院校為升大去向，而且其教師也多是在台灣地區的師範學校畢業，因而很自然地與台灣地區的高等院校建立密切聯繫。

在多年前，就曾鬧出大件事。當時天主教學校為了方便其學生的課業與台灣高等院校的課程相銜接，採用了台灣地區的高中教材，結果引發澳門「紅底學校」和愛國坊眾的抗議，張貼大字報及遊行。而且正在此時，內地「文化大革命」全面停課，後來復課也只是收錄「工農兵學員」，澳門「紅底學校」的高中畢業生無法返回內升大，但到外國或香港就讀的費用卻較高，其父母未必負擔得起，這是他們最苦悶的時候。後來「文革」結束後恢復高考，重新收錄港澳學生。惟當時「文革」剛過，老教授已經與外部世界隔絕十年，知識老化；新教師則是剛畢業不久的「工農兵學生」，資質不高。而台灣此時高等院校的教授大多是從歐美學成歸來的「洋博士」。因此當中葡雙方為因應回歸需要推動「公務員本地化」時，從內地畢業者的公職競爭能力不如從台灣地區畢業者，因而就造成中級官員以台灣畢業者佔比例較多的現象。當然，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現在內地高等教育的素質提升迅速，台灣反而下跌。但遺憾的是，「公務員本地化」熱潮降溫，現在能考進公職已不容易，而要「上位」到中級官員更不容易，因而仍然無法改變中高級官員以台灣畢業者的比例佔有優勢的現象。

因此，做好學生的愛國教育工作，「藍底學校」應是重點。盡管說，在回歸十多年後，天主教學校教職員工的精神面貌己有很大改變，但基本思想體系仍然是西方「普世價值」的那一套，與習近平「十九大」報告「管用的民主」有所扞格，要由他們向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可能不夠全面精準。因此，如何能做到促使他們在向學生進行愛國愛澳教育時「不走樣，不變形」，又尊重他們的個人信仰，就是一個需要妥適應對的問題。

各家大學的學生管理，更是一個重點。東亞大學剛成立之時，對高資質的教授的吸引力不大，因而只能招收到一些從香港到台灣升大，後又到美國拿到博士文憑的人，濫竽充數地充任教授。當時這些教授在中英談判過程中，熱衷發表個人見解，而由於當時澳門的博士教授鳳毛麟角，他們就成為「意見權威」。但問題是，他們是以適用於獨立主權國家的理論，套用在澳門的身上，誤導社會，也程度較深地影響著某些青年「意見領袖」。到了近年，則出現了另一種情況，就是有教師將政治立場帶進教學中，甚至以「加分」、「扣分」方式來脅迫學生，培養「政治反對派」。如果說，前一種情況只是出於本身認知所限，以及自以為是，並無特定意圖的話，那麼，後一種情況就是主觀故意了。

因此，高等院校的校長及主管學生事務的主官，十分重要，其本身就應是愛國愛澳者。而且，既要「埋頭拉車」，抓好業務，更要「抬頭看路」，引導好青年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