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史上最漂亮的女演員——夏夢

夏夢,原名楊濛,蘇州人,1933年2月生於上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她是香港左派電影界赫赫有名的頭牌巨星,主演過近40部電影,紅遍香江和南洋。

當時好萊塢電影已被清除出大陸,在工農兵佔據絕對主流的銀幕上,左派港片某種程度上填補了人們對現代生活、小資情調的浪漫想像。那時每當有此類影片上映,影院外總是排起徹夜的觀影長龍。

據說六十年代初的上海灘,就曾有「千方百計為『一計』,三日三夜為『一夜』」的流行說法。「一計」指的是陳思思主演的《美人計》(1961),而「一夜」便是夏夢主演的《新婚第一夜》(1956)。為了看一場電影,不惜排上三天三夜的隊,足見上海人對夏夢癡迷到什麼程度。

天降此尤物 清水出芙蓉

夏夢之美,不僅在於她身材高挑,相貌端莊清麗,還在於她思維聰慧,銀幕上的可塑性極強,無論古裝、時裝、民國、戲曲諸片種,均是手到拿來,遊刃有餘。這樣的女子誰人不愛?坊間便傳言一代文豪金庸先生當年在「長城」公司做編劇時,便暗戀夏夢。他曾化名「林歡」,為夏夢量身訂製劇本《絕代佳人》(1954)。

單看這片名,一腔愛意便已瞭然若揭。他還曾說過:「西施怎樣美麗,誰也沒見過,我想她應該像夏夢才名不虛傳。」只可惜呀,正所謂「襄王有心,神女無意」,夏夢早早便嫁作他人婦,留得金大師只能在筆下虛擬的人物「小龍女」、「王語嫣」身上賦予相思。

現在的年輕人大多數已經對夏夢感到陌生,殊不知,夏夢女士有著迄今為止香港女演員中首屈一指的崇高地位,她的倩影凝聚在被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的歷史片格中,她曾多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至今仍是中國電影家協會唯一的香港女性顧問。

除了香港和大陸,夏夢的聲名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更遠及南洋星馬,至今仍能收穫不少年輕影迷。去年做夏夢作品專題回顧的時候,就有馬來西亞的「80後」影迷小宇專程來北京觀摩,更贈送給我幾件早期的夏夢原版專刊圖冊。這些資料於今日的香港已經不易尋得,卻散見於新馬泰等國的二手書市,足見夏夢的影響早已超出時間空間,芳蹤處處可尋,甚至能讓外國年輕一代的影迷掛念。

一個明星的誕生,總有其內因和外因,有時更伴隨著些許機緣巧合。就夏夢成名的內因,我認為簡單總結就是:外貌氣質絕佳,家庭背景單純,品行謙虛端正,文化素質較高。這幾點在當時的環境中缺一不可。

首先,好的外貌氣質當然是一個女演員起步的內在要求,這很需要靠老天爺的眷顧,偏偏夏夢就是這樣一個不世出的絕代佳人。在夏夢年僅四歲的時候,她的生日紀念照片就已經被攝影師挑中,放大陳列在上海的照相館櫥窗裏;到了十七歲的青春花季(此時她已舉家移居香港),夏夢已經具備了成為電影演員的優良條件,她面貌清麗脫俗,身材苗條高挑(據她本人在自傳仲介紹,自己身高五尺五寸半,約合1.7米左右,以至於後來一般男演員都不好和她搭戲),由於熱衷體育運動(尤其是游泳和打羽毛球),她比同時期的很多女演員更多了一份健康的自然美。這即是夏夢出類拔萃的「星相」所在。

家庭背景單純是夏夢的另一優勢所在。我們尤其要注意,在夏夢被發掘的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國際冷戰大幕也早已拉開。作為左派的「長城」公司,旗下演員的出身及其家庭背景,往往是公司「造星」過程中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在夏夢之前,「長城」所倚重的,還是「向左轉」之前便和公司簽約的李麗華。被稱為「小咪」的李麗華比夏夢大幾近十歲,成名已久,她的樣貌和演技毋庸置疑,但其人生閱歷十分跌宕複雜,經常八卦緋聞纏身,相比之下夏夢就像是乾乾淨淨的一張白紙。

夏夢的性格比較內向自斂,在家中她是愛幻想的乖乖女,而在公眾面前的她則是品行端正、性格隨和的影壇新晉。就她個人的形象而言,夏夢是符合中國傳統士大夫審美的理想化身,她與當年影壇上一些比較西化的辣妹(如鍾情)相比則多少有些樸素保守。

六十年代初當夏夢從新加坡回港時,還引領了一次時裝新風,她以義大利式絨線衫搭配長褲、薄底鞋,這被粉絲們親切地稱為「夏夢裝」。無論如何打扮,夏夢形象塑造的核心都是要實現一種「明朗的健康」。

天生我才遭遇絕世機緣

夢還有一個優點讓她具備明星的可塑性,就是她樂於學習,文化素質較高。夏夢雖然進入影壇時只有十七歲,但她在香港時就讀的是瑪麗諾女書院,因此中英文俱佳。

不僅如此,她在學校時就熱衷戲劇表演,尤其喜愛莎士比亞的作品,而「夏夢」這個藝名也正是取自於莎翁的《仲夏夜之夢》。

她在文學方面的造詣我們現在從她所寫的《從影一年》中便能感受一二。這篇數萬字的長篇自述是應影迷們的強烈要求,在《長城畫報》上連載的,後來也被統一的整理收錄到《我的從影生活》一書中。

正所謂少女情懷總是詩,夏夢這篇自述也是我讀過的最為文學性的、細膩的個人歷程描述。在文中我們也能瞭解到,除了她出眾的先天條件,夏夢的發掘實在也充滿了太多的因緣際會。

首先,夏夢家所在的嘉林邊道被稱為「香港的荷裏活」,往北走既是「長城」片場所在的侯王廟,這是夏夢最喜愛散步的路線,此為地緣因素;夏夢和妹妹到「長城」片場玩耍,無意中被她的學妹、「長城」老闆袁仰安的二女兒毛妹(袁經綿,後為著名舞蹈藝術家)發現,成了她的伯樂,此為人緣因素;夏夢被袁仰安邀請到「長城」片場,最初的想法只是讓她為創業作《說謊世界》(1950)做英文配音,「後來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再提起」,這或許就是所謂天意。

正是這天時地利人和,讓女中學生楊濛最終成了女明星夏夢。

從銀屏新人到千變女郎

夏夢能夠順風順水地走上明星之路,離不開「長城」對她的培養和包裝。

「長城」初創時期的女明星,正如《長城畫報》頭兩期的封面女郎所示,是李麗華和王丹鳳。

王丹鳳曾為「長城」拍攝過《方帽子》和《瑤池鴛鴦》(出品方為「大觀長城」),但她在1951年和丈夫回上海工作,因此讓「長城」損失了一員大將。那麼另外一個台柱就是「小咪」李麗華了,但實際情況我們可以看到,李麗華雖與「長城」簽有片約,卻並不獨為「長城」所有。

因此,袁仰安早就已經把目光投向影壇新人。袁仰安所孜孜以求的新人,不僅要具有非凡的才華和商業上的潛質,更重要的,還需要富有堅定的政治理想,背景單純便於控制,從而長期為自己公司所持有。

1950年11月,年方十八歲的夏夢在1950年11月登上《長城畫報》第3期的封面,這應該也是她人生第一次呈現在公眾面前。

夏夢和絕大多數初涉影壇的女演員待遇是不同的,她一上來就演女主角,與她合作的皆是一流的導演和頂級的男小生。

同時,發揮集體創作的優勢,為她量身打磨劇本。當時「長城」的編導委員會每週三都要開會研討,經常通宵達旦的工作。有這編導演三駕馬車的鼎力配合,再加上夏夢自身的勤勉努力,她能在短時間內迅速走紅是不難想像的。

夏夢的第一部作品,是和韓非合作的諷刺喜劇《禁婚記》(1951),這是大眾所喜聞樂見的通俗類型,片中她要飾演的是韓非的年輕妻子。年方十八的夏夢說,這是個超越年齡的挑戰。為了演好這個角色,她不僅反覆揣摩劇本中的人物形象,還特意到一夫一妻沒有孩子的朋友家去串門,細細觀察他們的生活情形,有時候竟出現待得時間過長而被主人下「逐客令」的趣事。

隨著《禁婚記》獲得市場和評論的普遍讚譽,夏夢在隨後的三年間,又陸續和嚴俊合演了《娘惹》、《門》,與韓非合演了《白日夢》、《孽海花》,與平凡合演了《一家春》、《絕代佳人》、《花花世界》,與傅奇合演了《歡喜冤家》、《都會交響曲》,還與「龍馬」的韋偉合演了《姊妹曲》,不到四年的時間便有了十一部作品,迅速地成為資深演員。

仔細地分析這些作品,有諷刺喜劇,也有嚴肅的社會劇;有時裝劇,也有古裝劇;有正面角色,亦有負面角色(如《都會交響曲》中的交際花)。她在表演創作中,習慣於在實踐中體驗生活,讓自己與角色相互融合。例如在主演《白日夢》時,夏夢便以百貨店售貨女郎姿態出現。

為了深切體會這種實際的生活經驗,她曾經親自到港九各大小百貨店去考察,終於學會了一套包東西、開發票及應付客人的手法。有時她在體驗生活的時候,影迷們聞訊趕來,讓百貨店裡一時間堵得水泄不通。

而夏夢有著古典戲劇的功底,她一邊演戲一邊學習斯坦尼斯拉夫體系,這是一種全新的知識分子化的操練方式。因此,夏夢從來沒有被某種單一的類型形象框範住,她在努力涉獵嘗試各個領域,最終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千變女郎。

美麗的化身  為夏夢瘋狂的何止金庸一人

除了出演電影之外,夏夢的聲名遠播當然也與「長城」對她形象的媒體包裝有關。除了廠刊《長城畫報》,我們今天還可以在《世界電影畫報》、《電影世界》、《娛樂畫報》、《新中華畫報》等諸多刊物中一睹她當年曼妙美麗的風采。

1995年香港電影學者羅卡曾編輯了一本夏夢畫冊,挑選了她在不同時期的數百幅照片,不論是時裝、古裝抑或是戲曲扮相,均是依依倩影,令人過目難忘。

她雖然年紀很輕,但擁有超人的智慧,這讓她具備了中國女明星所少有的主體意識。並且隨著夏夢在「長城」的不斷成長,這種主體意識就越強,最終和製片廠完全切割不開。觀眾提到「長城」,就想到夏夢;而說到夏夢,也就繞不開「長城」。

但即便內心如此強大,夏夢依然保持了她樸素、自然、謙虛、知性的作風。早在1954年就有評論指出:「夏夢的從影歷史不算長,但在長城的戲裏,她已有了不少的演出,在新人群中,她可以稱『大姐』了。她的天性仁厚,到現在仍不失一個『真』字。……她活潑而好運動,打羽毛球是她的嗜好,虛心向學,沒有那種『初出道』的自滿自足氣概,這樣便能任重而致遠,夏夢給予人的好印象,主要是從這裡來的。一個有希望的演員,不論在演出或私生活上,都得建立自己的風格,夏夢足以語此了。」

而今天最使我們後人驚嘆的就是,夏夢的明星形象、她的情感、她的事業和她所承載的中國形象,完全圓融為一體。以夏夢的情感生活來說,今天讓我們津津樂道的是所謂金庸先生對她的愛慕,但身為「長城」的頭牌明星,一位絕代芳華的女性,她的愛慕者又何止金庸一人?

據知情人透露,像韓非、岑範等著名影人都曾追求過夏夢。但1954年年僅二十一歲的她還是早早嫁給了商人林葆誠,並攜手走過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這種婚姻上的「從一而終」,和她對「長城」的「從一而終」,以及對香港、祖國的「從一而終」(儘管因文革原因,她曾離開香港移居加拿大,但又在數年後歸來)都是一以貫之的。

在冷戰時代的香港和南洋,電影作為軟性的娛樂形態,常常是溝通意識形態的橋樑,她讓觀眾拋卻了左右的門戶之爭,而沉醉於一種純正的中國式的美麗。

走紅大陸 昏暗時代的一抹亮色

除了香港及南洋,袁仰安還曾試圖開拓歐洲市場,他選擇的打頭陣的影片便是夏夢主演的《孽海花》。《孽海花》於1953年8月底成功入圍了第七屆愛丁堡國際電影節,並成為十九部展映影片之一,這也促使了袁仰安次年11月親自周遊了一圈歐陸,考察了英法意等國引進接納香港電影的可行性。但顯然結果並不理想。

而真正能讓「長城」電影大放光彩的舞臺只能是大陸。但是,由於當年內地的意識形態環境和香港還是有著明顯的區別,因此即使是左派機構出品的影片,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夠在內地公映的。

據余慕雲《香港電影史話》中記載,夏夢的《禁婚記》在內地就屬於被禁的香港影片。而當年香港報刊曾報道「《娘惹》、《狂風之夜》、《枇杷巷》三片國內已獲通過」,但是我迄今並未在內地的報刊上找到這幾部電影的發行放映情況。

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1961年7月曾編輯出版了一個內部檔《中國電影發行放映統計資料彙編》,其中記載的最早的在大陸公開放映發行的夏夢作品,是1954年12月發行的《孽海花》,共製作22個35毫米拷貝,放映16347場,觀眾人數872.2萬人次;1956年5月發行《絕代佳人》,35個35毫米拷貝,放映21725場,觀眾人數1164.5萬人次。

這些作品在內地上映均要滯後於香港一年左右,且沒有製作16毫米拷貝,顯然基本上只限制在城市影院放映,不過場均觀影人數都能達到500人以上,足以顯示出夏夢在內地不俗的影響力。或許此時的她還不曾想到,很快到來的1957年對她一生而言會是多麼的重要:這一年,二十四歲的她將奔向北京,走進中南海,這是真正屬於明星夏夢的高光時刻。

大陸高光時刻:留影中南海

夏夢是在1957年4月期間來到北京的,當時文化部搞了一個優秀影片頒獎大會,表彰1949年至1955年間的一些優秀影片及先進工作者。

由夏夢主演,李萍倩導演,林歡(即金庸)編劇的《絕代佳人》便位列獲得榮譽獎的五部香港影片之中。這是新中國國內電影評獎的第一次,來自全國各地的電影工作者代表1500人參加了會議,盛況空前。

頒獎大會後,緊接著是另一個重要會議中國電影工作者代表大會,其主要的議題是成立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這也即是今天中國電影家協會的前身。在這次大會上,夏夢成為聯誼會的五名港臺理事之一。

4月1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後面的草坪接見了出席聯誼會成立大會的代表,因此便有了他與夏夢親切握手的那張珍貴照片。有趣的是,這張照片夏夢和毛澤東中間還露出鄧小平的正面笑臉,要知道鄧小平和電影界人士的合影,要遠遠少於毛澤東和周恩來,因此這或許是極少有的新中國第一代、第二代領導人同時與電影界人士的合影照片。

這一天的下午3時,夏夢等60餘位電影工作者又在中南海紫光閣獲得了周恩來總理的接見。接見活動中,年輕的夏夢作為香港電影代表被給予了「特別照顧」: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她和周恩來的數張合影,其中有一張是眾多國內知名女演員和鄧穎超、周恩來的「全家福」,這當中包括宣景琳、黎莉莉、王人美、白楊、上官雲珠、舒綉文、吳茵、於藍、黃宗英、胡朋、石聯星、嶽慎等等,老中青三代星光熠熠,而年紀最小的夏夢就被安排在總理的身邊,亭亭玉立,尤顯出眾。

陪總理跳舞 只留背影也心甘

在1957年的這次進京活動中,周恩來的和藹可親、精力超凡給夏夢留下很深的印象。很多年以後,她還記得當年和周恩來共進午餐、喝茅臺酒、聯歡舞會跳舞等等細節,總之無拘無束,像回到家裡一樣。她回憶道:

在聯歡舞會上,我和總理跳舞。在跳舞時,我說:「請總理對我們的工作給點指示。」總理笑著說:「你這是在講『北京』話嘛!你是香港人,不要講『北京』話,要講『香港』話。」「在香港這個地方,可以做很多工作。用影片團結華僑,宣傳愛國主義。」

在和總理共舞時,記者拍了不少照片。當我把照片拿回電影公司時,同事們看著照片笑著說:「你平時拍的照片都是正面的,這回卻全是背面的了。」我也笑了。但我心裡在想,能有機會和敬愛的周總理在一起拍照,就是留個背影,我也是從心底覺得非常榮幸的。

在周恩來對港工作明確的指示下,主管僑務工作的廖承志在此後很長時間內,都一直在行之有效地貫徹執行此項政策,廖承志辭世後,夏夢曾撰文回憶說:

記得我初入長城影業公司的時候,常聽人問:「我們在香港的電影公司,應當拍些什麼樣的題材呢?」對於這個問題,廖公明確地告訴我們說:「我們的攝製題材無限寬闊,縱橫千萬裏,上下五千年。」廖公的話,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成了我們編戲的總方針。

回憶「文革」之前,我之所以能夠以十七年短促的時間,拍出四十部影片,除去當時的同行——編、導、演的共同努力與幫助外,廖公的指示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擴大了我的眼界和思路。大家心胸開闊了,廣開戲路,就不成問題了。

在我所主演的影片中,有反映幾千年古代生活的《絕代佳人》,有表現「五四」時期的文藝作品,有以香港小市民生活中的悲喜劇為素材的影片,甚至有越劇舞臺上的《三看禦妹劉金定》。

如果沒有廖公的指示,尤其是在當時,內地在搞文藝革命,而香港方面又對我們採取了嚴格限制的政策,我們是不可能把這些多種多樣的影片搞出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廖公的「縱橫千萬裏,上下五千年」的指示,使得我們香港的進步電影事業有了極大的發展,我們的銀幕呈現出一片五彩繽紛的繁榮景象。

(奇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