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轉眼回歸祖國二十年。澳門不是香港，政治遠比香港平和順暢。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年內，歷經四位特首，其中一位｢腳痛｣下台，另外一位則剛出獄。而澳門回歸二十年，兩位特首都能順利連任﹑在任十年。亦因此，澳門發展軌跡較為連貫清晰﹑成績較昭著。從這點看，澳門的｢一國兩制｣經驗，明顯比香港成功。
兩位特首何厚鏵與崔世安，為澳門這個中國南方特區奠下了繁榮發展基石，令這個前葡萄牙殖民地在回歸後煥然一新。回望過去二十年，我們不難看到，兩位特首各司其職，各有分工，怡如其份地處理了澳門不同發展階段的問題。
今天澳門被稱為｢東方拉斯維加斯｣，有盛世繁華之象，這與澳門回歸前光景大不相同。首任特首何厚鏵的重要政績，是完成了開放澳門賭業此一艱鉅任務。澳門特區成立翌日，何厚鏵政府已經展開聘用顧問公司，展開賭業開放研究。特區成立後兩年，澳門通過《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為開放賭業建立制度配套。2002年，澳門特區政府宣佈賭牌競投結果。2004年，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旗下的金沙娛樂場開幕，這是亞洲首個美資賭場。賭業開放後，澳門在回歸首十年內，財政儲備從不足130億增至1000億澳元，增幅近七倍。
如果特首何厚鏵的表現能以｢積極有為｣四字概括的話，那麼崔世安的治澳風格，便是｢審慎前行｣。兩任特首風格不同，只因澳門不同階段的發展需要不一。2006年，澳門爆發勞動節遊行，警民發生衝突。這次遊行，為當時澳門回歸後規模最大。當時遊行發生的背景，是經濟發展快速，星斗市民未能分享經濟利益。2007年，澳門發展更衍生東望洋燈塔保育危機，澳門特區政府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警告。政府一方面在2008年發表«澳門城市概念性規劃綱要»，開始認真就澳門長遠發展作規劃，另一方面也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2007-2009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改善政府行政。政府這些動作，多少反映澳門急速發展的代價。
透過這個脈絡，我們可以見到，從2009年開始出任特首的崔世安才剛上台，工作便已毫不輕鬆。崔特首一方面需要處理經濟發展引伸的社會文化乃至政治問題，另一方面也需急迫改善葡殖時代遺留的行政架構不成熟問題以便澳門政府能有效回應民怨。公共政策研究文獻裡的一個重要課題，是效率(efficiency)與公平(equity)這兩大管治目標之間的拉扯與平衡。從這點看，崔世安任內貢獻，是他扮演了平衡者角色。一方面，崔特首重視市場效率，在他任內，澳門有望在2020年成為全球人均GDP最高城市﹑至2017年政府財政儲備仍較何厚鏵年代完結時增長約五倍，這都是明證。另一方面，崔特首政府也著力解決經濟發展的負面溢外效應。大家不要忘記，為澳門城規歷史建下里程碑的«城規法»與«文遺法»，都是在崔特首任內通過與生效。
崔特首任內處理新«土地法»的方式，更能清楚反映他如何努力扮演平衡者角色。新«土地法»同樣是在崔特首任內通過與生效，該法目的是為確保公平﹑堵截政府黑箱作業的漏洞。但與此同時，新«土地法»之內容與執行危害產權﹑影響市埸運作﹑繼而引發社會無窮爭議。即便如此，崔特首政府仍然重視維持市場效率。崔特首一方面將部份土地列為｢不可歸責土地｣以示政府對產權之重視，另一方面逐步透過廉政公署修正新«土地法»有礙市場正常運作的流弊，在去年年底公開強調「我們好想體現到社會的公平，所以我們透過廉政公署將每一個個案去重新檢查、檢視，在整個行政程序過程中，有沒有不符合行政程序，到底呢個過程中，我們是否有做得不適合的地方」。有見於2015年廉政公署曾重新宣告16幅土地為｢不可歸責土地｣，2018年崔特首再度指示廉政公署調查其他｢不可歸責土地｣個案，這就再次證明，崔特首作風審慎，是平衡者。崔特首甚至是用人有道的領袖，在他治下，他的手下都能獨當一面，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令澳門颱風應對受外界稱譽﹑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受內地訪問等都是例子。
可以說，坊間輿論動輒恥笑崔特首｢佛系｣與｢不作為｣，其實只表現了他們對澳門回歸二十年歷史的無知與膚淺。
（李天佑／文）時光倒流二十年—澳門兩位特首的治績回顧
澳門轉眼回歸祖國二十年。澳門不是香港，政治遠比香港平和順暢。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年內，歷經四位特首，其中一位｢腳痛｣下台，另外一位則剛出獄。而澳門回歸二十年，兩位特首都能順利連任﹑在任十年。亦因此，澳門發展軌跡較為連貫清晰﹑成績較昭著。從這點看，澳門的｢一國兩制｣經驗，明顯比香港成功。
兩位特首何厚鏵與崔世安，為澳門這個中國南方特區奠下了繁榮發展基石，令這個前葡萄牙殖民地在回歸後煥然一新。回望過去二十年，我們不難看到，兩位特首各司其職，各有分工，怡如其份地處理了澳門不同發展階段的問題。
今天澳門被稱為｢東方拉斯維加斯｣，有盛世繁華之象，這與澳門回歸前光景大不相同。首任特首何厚鏵的重要政績，是完成了開放澳門賭業此一艱鉅任務。澳門特區成立翌日，何厚鏵政府已經展開聘用顧問公司，展開賭業開放研究。特區成立後兩年，澳門通過《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為開放賭業建立制度配套。2002年，澳門特區政府宣佈賭牌競投結果。2004年，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旗下的金沙娛樂場開幕，這是亞洲首個美資賭場。賭業開放後，澳門在回歸首十年內，財政儲備從不足130億增至1000億澳元，增幅近七倍。
如果特首何厚鏵的表現能以｢積極有為｣四字概括的話，那麼崔世安的治澳風格，便是｢審慎前行｣。兩任特首風格不同，只因澳門不同階段的發展需要不一。2006年，澳門爆發勞動節遊行，警民發生衝突。這次遊行，為當時澳門回歸後規模最大。當時遊行發生的背景，是經濟發展快速，星斗市民未能分享經濟利益。2007年，澳門發展更衍生東望洋燈塔保育危機，澳門特區政府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警告。政府一方面在2008年發表«澳門城市概念性規劃綱要»，開始認真就澳門長遠發展作規劃，另一方面也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2007-2009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改善政府行政。政府這些動作，多少反映澳門急速發展的代價。
透過這個脈絡，我們可以見到，從2009年開始出任特首的崔世安才剛上台，工作便已毫不輕鬆。崔特首一方面需要處理經濟發展引伸的社會文化乃至政治問題，另一方面也需急迫改善葡殖時代遺留的行政架構不成熟問題以便澳門政府能有效回應民怨。公共政策研究文獻裡的一個重要課題，是效率(efficiency)與公平(equity)這兩大管治目標之間的拉扯與平衡。從這點看，崔世安任內貢獻，是他扮演了平衡者角色。一方面，崔特首重視市場效率，在他任內，澳門有望在2020年成為全球人均GDP最高城市﹑至2017年政府財政儲備仍較何厚鏵年代完結時增長約五倍，這都是明證。另一方面，崔特首政府也著力解決經濟發展的負面溢外效應。大家不要忘記，為澳門城規歷史建下里程碑的«城規法»與«文遺法»，都是在崔特首任內通過與生效。
崔特首任內處理新«土地法»的方式，更能清楚反映他如何努力扮演平衡者角色。新«土地法»同樣是在崔特首任內通過與生效，該法目的是為確保公平﹑堵截政府黑箱作業的漏洞。但與此同時，新«土地法»之內容與執行危害產權﹑影響市埸運作﹑繼而引發社會無窮爭議。即便如此，崔特首政府仍然重視維持市場效率。崔特首一方面將部份土地列為｢不可歸責土地｣以示政府對產權之重視，另一方面逐步透過廉政公署修正新«土地法»有礙市場正常運作的流弊，在去年年底公開強調「我們好想體現到社會的公平，所以我們透過廉政公署將每一個個案去重新檢查、檢視，在整個行政程序過程中，有沒有不符合行政程序，到底呢個過程中，我們是否有做得不適合的地方」。有見於2015年廉政公署曾重新宣告16幅土地為｢不可歸責土地｣，2018年崔特首再度指示廉政公署調查其他｢不可歸責土地｣個案，這就再次證明，崔特首作風審慎，是平衡者。崔特首甚至是用人有道的領袖，在他治下，他的手下都能獨當一面，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令澳門颱風應對受外界稱譽﹑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受內地訪問等都是例子。
可以說，坊間輿論動輒恥笑崔特首｢佛系｣與｢不作為｣，其實只表現了他們對澳門回歸二十年歷史的無知與膚淺。
（李天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