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起義失敗後，葉挺等起義領導人受到廣東省委的處分。此後，處雖然撤銷，但對葉挺在起義中表現消極的指斥卻未改正。並沒參加起義的王明寫了篇《廣州起義紀實》，攻擊葉挺「於暴動前6小時始由香港到廣州」，「對於軍事計畫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消極怠工」，特別批判了葉挺將起義部隊轉移到農村去的主張。葉挺到了莫斯科也無處申辯，負氣赴德國，結果「暫待」黨外，這一待就是十年……

在歐洲開飯館當廚師學習工兵知識

在葉挺出走德國之時，正是歐洲危機前夜，前些年的無產階級革命也相繼失敗，種種不順讓葉挺心灰意冷，他打算遠離政治，放棄軍事，轉而從事德文著作的翻譯。

1930年4月，周恩來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途經歐洲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工作，在柏林他與葉挺作了一次促膝長談。周恩來是葉挺最為敬重的中共領導人。廣州起義失敗後，李立三處分起義領導人，黃平不服，去上海向中央申訴，周恩來根據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精神起草了致廣東省委的指示信，指出省委會的根本錯誤在於太側重主觀上的責備而忘記客觀的困難，表現出一個極不正確的指導和估量。如此為起義領導同志說了公道話。

1928年2月，中共中央將李立三調離廣東後，派周恩來前往香港，主持召開廣東省委擴大會議，糾正李立三對廣州起義所作的錯誤結論和懲辦做法，宣佈撤銷原來省委對起義領導人的處分決定。這次周恩來到柏林，令葉挺十分高興，但兩人交談時，周恩來對葉挺進行了批評，周恩來說，幹革命不能只承認成功、不承認失敗，尤其個人受點誤會和冤屈是總會遇到的，這個時候既不能意氣用事，更不能消極沉淪。「我們總不能放棄革命不幹呵！幹革命，成功不必在我。」

涉險上海，尋找組織

「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的爆發，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加緊侵華，葉挺在歐洲待不住了，於1932年秋偕夫人李秀文和一歲多的二兒子正明，離開德國，回到澳門，積極尋找黨組織。

1933年春，葉挺終於打聽到陽翰笙在上海的地址，就寫信給他，希望他從上海來澳門看看自己，陽翰笙此時正擔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職務，全力領導左聯。陽翰笙在上海無法脫身。葉挺於是決定親自去走上海尋找黨組織。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是中國革命的指導中心，但是魚龍混雜。英、法、美、日等國在上海劃割租界，實行殖民統治；國民黨軍警憲特機關密佈，流氓、地痞等黑幫勢力與帝國主義、國民黨相勾結，還有各界各家特工在上海尤其在上海租界互相滲透獲取情報，進行潛伏與反潛伏的鬥爭。

面對日益嚴重的白色恐怖，中共六屆四中全會（1931年1月）上臺的王明，推行第三次「左」傾路線，導致黨的力量日益萎縮。直接要命的則是1931年4月24日具體負責黨的保衛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被捕叛變，他是少數熟知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領導人住址及中共秘密工作方法的人之一。

正是在這非常時刻，葉挺于1933年夏奔赴上海，顯然時機不好，中共中央已經撤離，周恩來也奔赴中央蘇區。無疑，王明時代的中共中央對葉挺並沒有多少興趣。

港澳期間與共產黨並肩作戰

葉挺從上海返回澳門後，一幫老朋友正在謀劃福建事變（以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為主力發動的抗日反蔣事件）。1933年11月上旬，蔣光鼐把葉挺請到福州住在自己的家裏，擔任軍事顧問，幫助策劃福建事變。本來是想請他公開活動的，但許多人認為葉挺共產黨的色彩太濃，表示反對。隨著福建事變的失敗，葉挺歸黨之事不了了之。

此後，葉挺離開福建，返回澳門，但常到香港與反蔣抗日人士走動。在宣俠父、梅龔彬、陳希周等共產黨人的協助下，李濟深等人於1935年7月成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宣俠父、陳希周和梅龔彬等共產黨人，分別擔任了同盟的不管部長、群運部長和宣傳部長。葉挺是同盟軍事委員，與這些共產黨人成為同事。

梅龔彬實際上是同盟的靈魂人物，他在香港銅鑼灣的寓所，成為中共反蔣抗日聯合戰線的一個地下機關。葉挺到香港一度住在九龍通菜街，曾找到同住九龍的宣俠父，反映自己的情況，但沒有下文。

1936年4月，文學家、共產黨人丘東平抵達香港，住在九龍，也加入到反蔣抗日聯合戰線中。丘東平認識了宣俠父，宣俠父這時正需要人手幫助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於是丘東平先後把陳子谷、陳辛人介紹給宣俠父和梅龔彬，因此丘東平、陳子谷、陳辛人等又與葉挺相識，後來他們都參加了新四軍。

1935年，由於日本發動華北事變，進而準備滅亡全中國，蔣介石開始謀求改善同蘇聯的關係，並以改善國共關係作為姿態。為此，從1935年秋天起，蔣介石就通過各種途徑與中共聯繫。

1936年年初，中共代表團指定潘漢年為與國民黨談判的聯繫人。潘漢年5月初到達香港，和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上層人士進行了廣泛接觸，還特別會見了葉挺，告訴他中共政策已由過去推翻國民黨統治，轉變為聯合國民黨一道抗日，希望葉挺能利用自己的影響，做一些國共聯合抗日的工作。葉挺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張，並樂意接受潘漢年的建議。

這是葉挺自離開黨的組織在國外流亡多年回國後，第一次同中共的重要幹部面談，此後，葉挺心情舒暢，情緒很高，遇到熟人常常高興地說：「我現在好了，和那邊（中共）聯繫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後，張雲逸奉中央命令到華南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他專程赴澳門會見葉挺，介紹了中共處理西安事變及擁蔣抗日的方針政策、國共談判的進程及趨勢。葉挺表示願意隨時響應中共號召，投身抗戰。

不久，在朋友幫助下，葉挺舉家遷往上海，住在靜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裏，與國民黨方面的陳誠、張發奎、黃其翔等多有來往，交談時事，等待報效祖國的時機……

周恩來請葉挺出面改編南方遊擊隊

1937年，為了儘快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推動國民黨在政策上進一步轉變，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國共之間進行了多次談判。談判的中心是紅軍改編和蘇區政府問題，也涉及南方各邊區紅軍遊擊隊改編問題。

1937年7月上旬，。在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等陪同下，周恩來會見了葉挺，請他出面活動改編南方紅軍遊擊隊。葉挺欣然答應，他與正在上海參加淞滬會戰的陳誠聯繫，聲稱自己願意出來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紅軍遊擊隊，開赴前線抗日，請陳誠幫助活動，並建議改編後的部隊名稱就叫新編第四軍。同時葉挺在上海還抓緊招兵買馬，籌建新四軍。

在葉挺的活動下，9月2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通報，蔣介石核定，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改編與指揮閩贛邊遊擊部隊。

由於國民黨方面對葉挺的這一任命，推翻了國共雙方達成的共識（國共雙方原定南方遊擊隊就地分散改編），中共不能不對國民黨保持警惕，同時對葉挺也產生了不信任情緒。中共中央與在南京的中共代表電報往返多次，反復調查核實相關情況，最後終於弄清楚了這幾個關鍵問題：

第一，葉挺出面改編部隊並不是國民黨提出的，而是周恩來第一次在滬時向葉挺提過這個辦法，故葉挺才敢活動。這就排除了葉挺是國民黨安插之人的嫌疑。第二，南方各遊擊隊分散堅持事實上難以為繼，以集中改編為有利。第三，葉挺表示完全接受共產黨領導。

搞清楚這些情況後，毛澤東等表示，如此則可經過葉挺整理南方遊擊隊。11月2日，葉挺到達延安，與毛澤東長談。經過這次面談，毛澤東消除了對葉挺的疑慮，葉挺一再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軍事策略，考慮到留在黨外便於同國民政府打交道，故「表示在黨的組織外，但願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中共中央對葉挺的這個決定表示尊重和理解，同時作出決定，同意葉挺擔任新四軍軍長。

抗戰全面爆發後，因為國共兩黨再次合作，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係，南方紅軍遊擊隊成了國共之間繞不過去的一道坎；而由葉挺出山，則能順利越過這道坎，其重要性凸顯出來、急迫起來，於是葉挺成為兩黨共同的選擇。葉挺本人也終於如願以償，被共產黨中央接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