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接到「留學」調令

我去香港工作其實非常突然。1984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杭州市委書記厲德馨把市委副書記兼市長鐘伯熙、我（時任杭州市委副書記），還有副書記許行貫和楊招棣、副市長顧維良等同志一起留了下來。厲書記說：「給大家講一件事情，中央組織部要調浚生同志去香港，負責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宣傳工作。」聽到這話，我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也不大情願，因為擔任副書記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對杭州市委的工作已經逐漸熟悉了，工作很順手，同志間相處也很愉快。我找到浙江省委書記王芳同志，他對我說：「中央來調人，我們不能不放。從另外一個角度考慮，你到香港工作一段時間也有好處，那裏挺鍛煉人的。我同中央組織部商量過了，只借調兩年，你去香港‘留學’兩年，之後再回來。」

這樣，從1984年11月底，我就開始做去香港「留學」的各種準備，正式接到通知是1985年6月中旬，7月就到了香港。豈知，這一「留學」，竟是13年。

佈局在港「輿論陣地」

到了香港之後，我先被任命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宣傳部副部長，接下來又於1986年2月被任命為香港分社宣傳部部長。當時，香港分社是我中央政府在香港的代表機構。香港分社宣傳部機構不大，有20多人。在香港，我們自己有五家報紙：《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香港商報》《晶報》，下面還有「三、中、商總管理處」，管理「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三家出版社在香港的分支機搆等。

那時，我們在港工作的情況與在內地完全不同，即使在我們領導的這些部門，也不能用內地的方式開展工作，所以活動範圍很小，只能慢慢適應。當時的宣傳部部長是楊奇，他還兼任分社的秘書長。他是「老香港」，過去喬冠華和夏衍在香港分社時，他就已經在港工作，對當地情況非常熟悉，工作水準也很高，同香港新聞界人士聯繫密切。為了讓我儘快熟悉情況開展工作，楊奇帶我去拜會香港新聞界的人士，這對我幫助很大。那段時間，我每天看各種各樣的報紙，包括專欄文章，邊看邊做筆記，通過這些逐漸瞭解香港。大概過了半年多，對情況熟悉起來，對在港工作的重要性也加深了認識。

我到香港之前，《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正式生效，中國政府也正式開始起草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但英國對於把香港歸還給中國並不甘心，還是想盡一切可能去保留他們在香港的利益和影響，為此提出所謂政治體制改革，搞什麼「還政於民」，打「民意牌」，干擾和影響我基本法的起草。為此輿論鬥爭很激烈。

為了引導輿論，我們宣傳部設立了輿論處，及時分析研究輿論動向，撰寫文章在《大公報》《文匯報》《香港商報》等以專論或來論的形式發表，為此還請了兩位資深專家坐鎮：一位是周毅之，原《人民日報》駐香港首席記者、傅作義女婿，另一位是從廣東調來的社科院的研究員施漢榮。

廣交朋友連軸轉，被笑稱「張五場」

在香港回歸祖國的過渡期，我們在香港工作總的是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保證香港順利回歸、平穩過渡。具體工作包括：宣傳中央政府對港基本方針政策，起草基本法；與可能干擾香港繁榮穩定影響平穩過渡的活動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推動香港同胞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為將來治港建港培養人才；加強香港與內地的聯繫，為內地的經濟建設做貢獻等。

為此，我們在香港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廣泛聯繫和團結香港各界人士。為了讓香港市民更多地瞭解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也瞭解我們這些內地去的官員，我們盡可能多去參加當地的活動，以樹立良好的公眾形象。

有一次，我翻閱當年秘書記錄我每天活動的本子，1996年11月22日的活動安排是：

一、上午社長辦公會議；

二、14:00會見前港督尤德的夫人；

三、14:30聽取《香港滄桑》攝製組彙報；

四、16:30出席錢迪勵畫展，主禮；

五、18:00出席挪威畫家畫展，主禮；

六、20:00出席香港建築師學會餐舞會。

第二天，即1996年11月23日的安排是這樣的：

一、上午9:30 —10:30會見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懷特；

二、11:30離開分社赴清遠，中午在車上吃個漢堡；

三、14:30抵清遠，出席由曹金霖先生捐建的曹金霖學校落成慶典；

四、16:00左右結束後赴韶關，20:00抵韶關，23:00 看望霍英東先生，此時英東杯少年足球賽在韶關舉行， 霍先生正在韶關。

這樣的情況是常態，一般每天下午、晚上都要安排三四場活動。有時候從中午12:00開始，超過五六場的活動也有。香港大學有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有些朋友因此笑稱我是「張五場」。

通過參加各種活動，我在香港確實交了許多朋友。既有各界的知名人士，也有普通的香港市民，他們的言行、處世態度，尤其是他們的愛國情懷常常讓我十分感動。香港很多有成就的人，特別是一些商界精英，出身都很苦，也沒有什麼家底，都是靠艱苦奮鬥起家的，如李嘉誠、李兆基、鄭裕彤、曾憲梓、田家炳等。他們既奮鬥成功了，又非常愛國，用實際行動支持祖國內地的發展。

邵逸夫先生對我說：你說過要陪我走完全程的

我到香港不久就認識了邵逸夫先生。邵先生人非常好，對我也很愛護，有什麼活動經常邀我參加。1986年，浙江省省長薛駒到香港後前往拜訪邵先生。邵先生請薛駒在半島酒店吃飯，並請我作陪。那一天邵先生到得比較早，就先和我聊了起來。我們說起香港回歸，他還跟我開玩笑說：「到1997年我快90歲了，還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呢。」我說：「您身體這麼好，肯定沒問題。」

邵先生以實際行動支持內地，特別是斥鉅資支持內地教育。1985年，他找到香港分社副社長李儲文，主動提出想為國家做點事，支持內地教育，並拿出1000萬元人民幣，作為支持內地教育的第一筆捐款，後來浙江大學用這筆錢蓋了一座「邵逸夫科學館」。此後，他每年捐人民幣一個億，支持內地的教育事業。到1992年，又改為每年捐兩個億。此外，他對內地的賑災、文化、衛生事業的支援也是不遺餘力。後來，他又籌集了上百億元人民幣，成立了邵逸夫科學基金，頒發邵逸夫科學獎。他設科學獎的目的是要彌補諾貝爾獎的不足，諾貝爾獎沒有數學獎，他設數學獎；在諾貝爾獎中，天文方面是和物理放在一起的，他就專設了天文學獎……獎項不只是面對內地，而是面向全世界；每一個項目的獎金額與諾貝爾獎基本一樣，每年頒發一次。為了湊足這100個億，他賣掉了清水灣的一塊地。2007年5月，我到香港去看他時，邵先生告訴我，他正準備把捐助的重點轉向醫院，要在全國捐建一批醫院，大、中、小都有。他捐建的第一個醫院就是浙江大學的邵逸夫醫院。

對於邵先生的每次捐款活動，我們香港分社都積極支持和參與。此外，他的無線電視臺有賽馬等商業活動時，也都請我去參加；他到內地訪問、旅遊時，我也經常去陪他，不過因為工作忙，每次都只能陪他一段，中途我總是有事得先回香港。後來他有意見了，說：「你老是陪我一半就回去了。」我向他保證說：「現在太忙，實在陪不了您那麼長時間，1997年以後，一定陪您全程。」但我食言了。香港回歸後，1997年8、9月份，邵先生去內地訪問，我又安排不出時間，只能陪一段。他就說：「你說過要陪我走完全程的，怎麼又只陪我一段？」他80多歲的時候聽到過的話，到90多歲還記得牢牢的。後來幾次他回內地，我終於有機會全程陪他，算是了了一樁心願。

一首歌「賣」了18萬

在香港分社時，文體工作由我分管。每當在港歌星開演唱會，如徐小鳳、張學友、張國榮、劉德華、黎明、梅豔芳、郭富城、林子祥等，演出公司都會來請我們出席。每次去我都會給他們送花籃，並到後臺去看望。

有一次，我去港麗酒店參加香港明星的一場慈善募捐演出。演出中以點歌的形式籌款，請出一個演員上臺，點他唱歌，老闆願意出多少錢自己報，所得到的錢都捐給慈善機構。進行中，主持人突然說：「請張副社長上來唱首歌，好不好？」下麵立刻鼓掌叫好。然後他就請在場的朋友報自己的捐款數目，按慣例一般台下有一個人舉手捐款就唱了。結果我這次下面好多人回應，這個說：「我2萬！」那個說：「我3萬！」最後一直叫到15萬。我從來沒有在大庭廣眾下唱過歌，見他們那麼熱情，又感覺這是一個很好的互動機會，就硬著頭皮上去了，下面拼命鼓掌。我選了葉倩文的《瀟灑走一回》，她高興極了。等我唱的時候，所有的演員都走上台來和我一起唱，有的還摟著我，又唱又跳，氣氛非常「火爆」。下來以後，梅豔芳又說，她再加3萬，這樣一共是18萬元港幣。後來，當地記者在有關這次慈善演出的報導中，把我唱歌的事也大大「渲染」了一番。一時間，「張浚生一首歌賣了18萬」在香港廣為流傳。

香港的演藝界人士很愛國，儘管他們很少參加政治活動，但是從他們的日常言行中能看得出來。我們許多慶典、捐款救災義演等，他們都踴躍參加。1991年華東水災，香港演藝界為此舉行了一整天演唱賑災活動，籌得1億多港幣賑災款。在香港回歸祖國的過程中，他們都做了很多工作。明星的「粉絲」眾多，每次演出結束後，他們都會守在劇場門口等待偶像的出現。我出來時，他們見到我也會喊：「張副社長！張副社長！」我去看望明星，「粉絲」們也會覺得我和他們有共同語言，彼此距離一下子就拉近了。離開香港多年後，我和香港演藝界還經常聯繫。那年，張學友在臺灣地區演出時，我正在那裏訪問，他特別邀請我出席；我們在杭州搞微笑行動、慈善醫院等籌款晚會，他也專程前來支持。

說到唱歌，還有一件趣事。那次，港島區內社團要組織一次演出為慈善機構捐款，因為我一首歌唱出18萬的事「名聲在外」，他們就托人約我也去唱一首，並且指定要唱電視連續劇《渴望》的主題歌。我的歌唱得其實並不好，但我把這當成工作，必須答應。為此我夫人特意去買了毛阿敏的磁帶，每天晚上夜深人靜時，我就關起門來照著磁帶練習。就這樣，「夜半歌聲」練了一個星期，就去唱了。這次活動，他們一共籌集了100多萬元港幣。

針鋒相對、鬥智鬥勇，一切為了香港順利回歸

我在港工作期間先後經歷了三任港督。第一任是尤德，1986年他突然病故，我和他沒有直接交往；第二任是衛奕信，1992年離任；第三任是彭定康。我和他們兩位都直接打過交道。接觸過程中我發現，衛奕信在執行英國政府政策的過程中儘管和我們也有許多爭論，但總的來說比較務實，願意通過協商來解決雙方之間的矛盾，也在香港回歸過程中辦過不少實事。而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舊殖民主義思想很重，到香港工作後挑起過很多矛盾。從我們方面來說，為了實現香港的順利回歸、平穩過渡，希望與英方坦誠合作，但彭定康不願這樣做。

在我印象中，彭定康是一個典型的政客。初來香港的時候，他沒有遵循港督履新時身著三軍司令制服的慣例，而是穿著西裝。他是想通過這個細節「作秀」，給香港市民一個平民化的好印象，以籠絡民心。

1992年10月，彭定康在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他的政改方案，並向社會公佈。這一方案的要害，錢其琛同志將其概括為「三違反，一挑戰」，即「明顯地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的有關規定和精神，違反了英方關於要使香港政制發展同基本法銜接的承諾，違反了中英雙方已達成的有關諒解和協定。港英當局的做法實際上是對合作的挑戰」。

此前，我們已經知道彭定康在其施政報告裏面將要提出這一政改方案。1992年9月18日，香港分社周南社長為彭定康舉行接風晚宴，我陪同。晚宴前，我們原本想和他溝通一下關於施政報告中政改方案的事，可他答復說還沒有考慮好，不願和我們討論。

10月7日上午，港英政府通知我們，彭定康下午將作施政報告，並要我們上午去取報告。結果，當香港分社副社長王品清如約去取時，英方卻告知還沒有印好。無信嗎！其實，此時在北京，英國駐華大使館已經把該報告的中英文文本遞交我外交部。這對港英方面而言真是極大的諷刺。

進入過渡期後有個慣例：港督作完施政報告以後要去一趟北京，與中國政府有關部門交換意見。彭定康去北京那天，我代表香港分社去送他。由於彭定康固執己見，他此行在北京不僅沒有談成什麼，反而把關係搞得相當緊張。儘管如此，他回來的時候，我還是去機場接他。

到了貴賓室以後，他坐也沒坐就對我下了「逐客令」，說：「謝謝你來迎接我，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吧！」我一聽就警覺起來。港督出訪或者回來，通常會在機場安排一次簡單的採訪。之前我注意到這一次在出口處沒有記者，這就有些反常。我再朝周圍看看，發現原來在另外一個地方安排了接受記者採訪的場所。我估計他想把我支走，然後再從貴賓室出去見記者，不讓我在場。

那天，我恰好在香港大會堂有個酒會必須參加。香港的新聞媒體反應非常快，尤其是像彭定康訪問北京這樣的敏感話題，誰都想搶在最先報導出去。在反應速度上，電臺最有優勢，因此我推斷彭定康的講話馬上就會播出，於是到了停車場後我先沒有下車，而是讓司機把收音機打開聽廣播。果然，在香港電臺新聞中，正在播彭定康在機場對記者的講話，他把這次去北京訪問沒達成諒解的責任完全推到中方身上。我聽後就下車直奔大會堂，有很多記者在酒會現場，他們也聽到了彭定康的講話。我抓住機會，立刻在現場向記者發表講話，從中方角度講清事實真相。這也是我在香港輿論界第一次公開對彭定康的講話進行針鋒相對的回應。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最關鍵之處就是要把基本法確定的一套選舉辦法改掉，把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產生的辦法和有關規定改掉，這違背了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違背了中英雙方通過外交途徑達成的協議，因此不僅遭到我們的批評和反對，香港各界包括香港媒體也發表了大量批評意見，就連在英國國內也遭到包括政府官員在內的一些開明人士反對，認為他在香港問題上走得太遠，並都在各種場合對他提出了批評。英國工商貿易大臣也曾公開表示對他的不滿，為了改善中英貿易關係，該大臣還專程出訪北京。

回歸1000天倒計時

香港回歸的慶典是舉國歡慶、世界矚目的大事。1996年，中央就香港回歸交接儀式及特區政府成立慶典成立了籌備委員會，上面還設立了領導小組。我代表香港分社參加籌委會並任副主任，同時香港分社也相應地成立了一個領導小組，由我任組長，朱育誠副社長、袁鵬雁秘書長擔任副組長。香港分社的工作，除了要配合做好安全保衛、宣傳輿論、預訂住房、贈送禮品等之外，慶典會場的選址、佈置等也要由我們直接具體負責，此外還要統籌香港各界組織的活動。

1994年4月，我搞了個「發明創造」，提出在香港搞一個1000天倒計時活動。那時，按照小平同志「另起爐灶」的指示，很多籌備工作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搞倒時計1000天的活動，是想達到兩個目的：一是我們自己對回歸工作要有緊迫感；二是要給彭定康施加壓力，和他打個心理戰。這個想法得到支持，國務院港澳辦在他們辦公樓的大門口豎起了回歸1000天倒計時牌，深圳等地也豎起了這樣的牌子。香港分社宣傳部的同志還提議，在《文匯報》《大公報》《香港商報》這些報紙刊頭的地方辟出一小塊，從1000天開始刊登，「今天距離香港回歸還有1000天」，第二天就是「今天距離香港回歸還有999天」，天天登，一直登到回歸那一天，也就是1997年7月1日為止。

這件事反響很好，全國不少地方都立起了這樣的牌子。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鐘錶商李秀恒先生還特意為此開發了「回歸倒計時鐘」，每天都顯示距離香港回歸還有多少天，在市場上很受歡迎。

細節裏有大政治

香港回歸日期是1997年7月1日。因此，6月30日和7月1日之交的00:00，是劃分回歸前後的時間節點。為此，有許多交接活動要經過雙方反復協商，只有把工作做細，才能做到萬無一失。例如，關於升旗和降旗的時間，我們的旗什麼時候升上去、英方的旗什麼時候降下來；再如，關於解放軍何時進駐，以及抵達軍營後的交接和升降旗儀式等，許多細節背後都有主權象徵的意義，政治性很強，必須高度認真、細緻為之。

在這些細節中，有關交接儀式和特區政府成立慶典會場的選擇是由我具體負責的。為了挑選合適的會場，那些日子我在香港到處跑。會場要在室內，地方要足夠大，還要莊嚴。那時香港文化中心已經建起來了，場地尚可，但是面積不夠；紅磡體育館，面積足夠，但沒有現成的主席臺。後來有人告訴我，香港會展中心二期有很大的會場，預計作展覽、會議之用，主要由鄭裕彤先生的公司投資，當時還在建設中。我們看到圖紙後，覺得面積夠，也比較莊嚴，就和鄭裕彤先生商定在那兒舉行活動。

為了瞭解工程進度，我每隔半個月就會到現場去。1997年4月初的一天，我到現場一看，大吃一驚：頂都沒有蓋好！這可把我急壞了，趕緊去找鄭先生，我說：「為交接儀式的場地問題，我們與英方爭論了很長時間，最後才選定了你們的會展中心，他們也同意了。現在時間只剩下兩個多月，如果不能及時蓋好，到時用不上就是大問題了。」鄭先生說：「放心沒有問題，一定按期完成。」交流中我得知，原來建築進度上不去是承包公司出了問題。總承包的是一家英國公司，他們又分包給菲律賓的一家公司，可菲律賓公司做到一半倒閉破產了，工程因此延誤。最後我和鄭先生敲定，他6月2日驗收工程，6月12日交給我們。

會場的佈置也是一件大事，要非常仔細，牆面顏色、地毯樣式、牌子怎麼做、會場內的各種放置……都要籌委會討論通過。仔細到什麼程度？比如，進入大廳以後，上到主席臺的階梯，每一個臺階多高都要經過仔細斟酌。

當時，在觀看準備工作的彙報錄影時，曾慶紅同志發現了一個問題：預備的國旗和香港特區的區旗一樣大。在交接儀式上，英國國旗和中國國旗一樣大，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特區政府成立慶典時，特區的區旗和國旗一樣大，這可不行。於是趕緊調換。但是，這些旗幟都是有固定規格的。原來準備的都是一號旗，於是就拿來一面二號旗，可二號旗又太顯小，與國旗放在一起視覺效果不理想。後來定制了特殊規格的特區區旗，比一號旗略小，比二號旗略大。

還有一個細節，如果仔細看交接儀式的電視轉播就會發現，在交接之前，會場一邊的兩根旗杆上，一面英國國旗和一面港英政府的旗幟，都是下垂著的；在交接之後，會場另外一邊，當我們的國旗和特區政府的區旗升上去後，卻是飄揚的，這是為什麼呢？交接儀式是在室內舉行的，沒有風，事先我們已經考慮到這個問題，就在旗杆上安裝了一個帶馬達的小風扇，所以旗幟升上去以後能夠「飄」起來了。這也是在籌委會上討論發現問題後，想辦法解決的。

6月30日那天晚上，我最多就睡了一個小時。7月1日凌晨，當我聽到江澤民同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政府成立和宣誓儀式上的講話，當我見到五星紅旗和紫荊花旗冉冉升起，振奮之餘，感覺自己在香港的13年，有幸參與了回歸最後階段的工作，總算為香港的平穩過渡盡了一份力量。

我們在香港工作期間，有一句話會經常掛在口頭：如何將小平同志對處理香港回歸問題的指示全面準確理解非常重要。我從香港回來時寫了一首詩：

香江風雨十三春，夙興夜寐曆艱辛。

喜迎珠還欣歸去，不辱使命賴指針。

此處所謂指標，也就是小平同志有關處理香港問題的指示。j

（張浚生　口述／　徐有智、楊帆、田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