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的一天，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姚溱說市委領導決定要千方百計找到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會址並建立紀念館。此事叫我和楊重光兩人負責。我說：「任務很光榮，但難度極大，我只知道當年一大是在法租界開的，這樣大的一個法租界到哪里去找？」

隔了一天，我們和楊淑慧會面了。

她首先帶我們去的是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銘德里2號）陳獨秀家裏，她說：「當年開會時陳獨秀在廣州，這裏只有他夫人高君曼帶著兩個孩子住在樓上，開會期間李達、王會悟夫婦還住在這裏，後來我和周佛海結婚之後也住過這裏的亭子間，所以印象深。」

我們前前後後走了一圈，她邊走邊看邊說：「大門進來的客堂是陳獨秀的會客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塊小黑板，上面寫著『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客堂裏還有一隻皮面靠背搖椅，陳獨秀常常坐在這只搖椅上的。」「旁邊的廂房就是《新青年》編輯部。」這雖不是我們要找的主要目標，但這裏是我黨成立後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新青年》從第8卷第1期開始便成為我黨的黨刊，所以這裏也是一個重要的革命遺址。

我們問楊淑慧：當年「一大」開會的地址在哪里？她說：「我去過幾次，但印象沒有這裏清楚。」

我說：「《往矣集》記載在貝勒路李漢俊家開的。」楊重光說：「我看到的材料記載是在蒲柏路上的博文女校裏開的。」楊淑慧說：「李漢俊家在貝勒路沒有錯，幾號門牌我記不清了，我想到貝勒路去找找看，能不能憑當年的印象就能確定，沒有把握。」

我說：「我同意，改日我們去貝勒路。」楊重光說：「我們雙管齊下，我去蒲柏路訪問老居民先把博文女校找到再說。」我請沈子丞去市教育局找解放前的學校資料，有沒有博文女校的校址。

過了幾天，他來告訴我，當時上海的中、小學都要在7月13日之後才放暑假，7月1日還在上課，不可能在那裏開會。當時，人們都認為：7月1日作為建黨紀念日，一定是「一大」開會日。

總算找到一點影子

過了兩天我約楊淑慧去貝勒路（今黃陂南路）踏看。我們兩人慢慢地邊走邊看，她說：「我僅有的一點印象現在影跡皆無了。當時李家前門沿馬路一片荒涼，大門對面有一片菜地，有一家吹玻璃的棚屋小廠，房子造好不久他們搬進去住的。所以是新房子，他們家裏進出走後門的。現在鱗次櫛比都是房子了，昔日的影子也沒有了

我們走到望志路（今興業路）附近，看到有兩條弄堂，弄堂口上部建築是圓形的，弄裏一邊是一排後門，另一邊是一排石庫門。她忽然說：「這裏有點像李家後門！」但是哪一家一時確定不了。

我看她走累了，我說：「今天總算找到了一點影子了，我們改日再來吧。」

楊重光訪問蒲柏路老居民，總算找到了博文女校，是在白爾路（後改蒲柏路）389號（今太倉路127號）。據查當年校長是黃兆（紹）蘭。

1951年5月，楊重光拍了一套照片送中央領導審核，結果正如他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寫的：「胡繩說，毛主席和董必武同志都已看了照片，他們說，博文女校是『一大』召開期間他們代表住的地方，開會的地點是在一大代表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的家。……我去農業部見了李書城同志，他告訴我那時他的家在法租界望志路78號，現在路名和門牌號都改了，因此他只說了那所房子的大體位置，於是我返回上海繼續尋找。」

原來住的是一塊寶地

在博文女校召開「一大」的說法雖被否定了，但這座女校還應該作為革命遺址保護紀念的。學校原址經許多老居民指認不會錯，1951年8月政府就買下這一座房子，按原樣修復。

楊淑慧經過幾次踏看，「一大」會址終於確定了。就在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大門沿街是望志路，後門弄堂在貝勒路。是一家賣機器搖麵條的小鋪子，店號叫「恒福昌面坊」，樓上還有兩戶居民。當他們知道這裏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時，大家拍手大笑說：「我們住的原來是一塊寶地。」

我們說：「這裏要作紀念館了，要請大家喬遷。」大家都表示：「這是應該的。」於是我們將望志路106號及其左右房子和老漁陽裏2號，請房管部門協助動遷，動遷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找到最早的團中央機關

一天，姚溱指示還要找一處最早的團中央的活動機關，對外是外國語學校。我問楊淑慧當年黨辦過一個外國語學校在哪里，她說她知道，是陳獨秀辦的，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新漁陽裏6號，離陳獨秀家不遠。說著我們就來到霞飛路，漁陽裏的裏名沒有了，但細看還可以看出「漁陽裏」三字的痕跡，慶幸的是弄裏門牌沒有改，我們很快找到了6號。於1956年動遷5、6、7號三幢房子的居民

1957年年底按原樣修復竣工，並恢復「漁陽裏」裏名。

「一大」會址在恢復原狀時，我根據《往矣集》等有關資料，把會議桌椅安排在客堂樓上，直到1956年2月12日董必武來館視察時指出：「是在樓下開的，當時樓上住的是家眷，不可能在樓上開會。」

這樣我們就把會議桌椅搬下樓來。1964年以後李書城的夫人又來上海時，我們問她當年開會在樓上還是在樓下？她說：「我記得這張大菜臺子沒有搬到樓上去過。」這樣就完全證實「一大」是在樓下開的。

當「一大」會址找到以後，我還請過李達，當時他是湖南大學校長，他看後談了許多黨早期的活動情況，與「一大」直接有關的只有一點，就是「大會開到第四天晚上，法租界的密探闖進會場，說是找人找錯了門，當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很機警，問大家認識此人否，大家說不認識，他說一定是密探，趕快休會離開會場。大家從前門走出，來到老漁陽裏2號陳獨秀家裏，當時我也住在那裏，大家商量明天開會要換個地方，因為我太太從小生活在嘉興，她建議到嘉興南湖去開，大家都同意，於是我請太太先去南湖雇船，我們分兩批去裝作遊湖模樣，在船上開完了大會」。

1951年10月8日市委通知：「一大」會址、老漁陽裏2號及博文女校三處為紀念館，並成立以夏衍為首的管理委員會，成員有惲逸群、陳虞孫、方行、沈之瑜、楊重光等，負責設計並領導這三個革命紀念館的工作。

1952年冬天，文化部文物局王冶秋來滬視察三館，指示遺址應按原狀恢復，並建議做三個模型送中央宣傳部。三個按比例縮小的模型做好已經到了1953年了，由沈子丞於6月19日送達中央宣傳部，沈回來說王冶秋、胡喬木都看過了，他們說模型做得很好，並傳達毛主席看過後說的話：「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包惠僧是當年「一大」的參加者，當時任國務院參事。1954年3月，中央宣傳部請包惠僧及薛文淑（李書城的夫人，當年「一大」會址的房屋主人）專程從北京來到上海，我陪著他們去三個地方都看了一遍，包惠僧後來寫了《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後的回憶（一）（二）》《勘察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幾點意見和幾點回憶》《勘察上海革命紀念館後的見聞》等。

薛文淑則對當年她家室內的一切佈置作了詳細說明，我們根據她的口述作了記錄，還通過她找到了她房內的一隻茶几、一把椅子，據說是當年的原物。

（沈之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