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雜誌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刊物，於1958年6月創刊。當時我國社會「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如何從中國實際出發，進行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進行著全面實踐和深入探索。歷史的車輪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發生在《紅旗》的往事並沒有因時光流逝被沖淡。

毛澤東的 《紅旗》情結

《紅旗》雜誌是在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關懷、具體指導下創辦的。早在1955年1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辦好刊物。 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寧會議上正式提出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問題。這年3月，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決策在成都會議上被具體化。在1958年5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毛主席作出創辦刊物的正式決定，並定名為 《紅旗》。

當中央醞釀創辦刊物時，一些同志請毛主席為刊物起名字。主席說，還是走群眾路線，讓大家一起來尋個好名字。有關單位就發動大家提名，彙集上報。毛主席從中圈定了 《紅旗》這一名字，並經中央全會確認。毛主席還為 《紅旗》題寫刊頭二十餘幅，他給 《紅旗》總編輯陳伯達的信中說：「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核，如不能用，再試寫。」他在題字旁還注有說明：「擬可用」、「這種寫法是從紅綢舞來的，畫紅旗」。編輯部從中選了兩字作為正式刊頭，這就是至今仍為大家廣為認知、眾口稱讚的「紅旗」二字。

中央同時還決定成立 《紅旗》雜誌編委會。編委會第一次會議於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鄧小平同志主持召開。編委共36名，由中央有關部門，各省、市、自治區和部隊中理論水準高、寫作能力強的同志，以及宣傳理論系統的負責人、黨內學術理論專家組成。其中鄧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陳伯達、胡繩為常任編輯，陳伯達為總編輯。這次會議也發生了一個小插曲，由於工作人員的疏忽，通知了兩個李達開會，武漢大學校長「文」李達是編委，與總參的副總長「武」李達重名。「武」李達到會後發現不對要退席，小平同志說，既然來了，就坐下聽聽吧。這個大編委會由於成員分散在全國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會議召集困難，以後再未開過。因此， 1959年中央決定在 《紅旗》內部成立一個編委會，由總編輯、副總編輯以及4位編委組成，主持 《紅旗》的日常工作。

《紅旗》創刊號於1958年6月1日出版。發刊詞由胡繩執筆，經毛主席、鄧小平同志審定。同期發表了毛主席的文章 《介紹一個合作社》。此後，毛主席一直關注 《紅旗》的工作，經常向 《紅旗》推薦文章，對一些稿件還作了精心修改。 1958年8月，陸定一寫了一篇題為《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文章，送毛主席審閱，主席前後看了好幾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見，有時自己動手作重要修改。 8月22日，他在給陸定一的信中說：「在教育史部分，應批評凱洛夫、史達林，對中蘇都有益。中國教育史有好的一面，應當說到，否則不全。你看如何？」他特意在陸定一的稿件上加寫了這樣一段話：「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荀子的人定勝天，屈原的批判君惡，司馬遷的頌揚反抗，王充、範縝、柳宗元、張載、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論，關漢卿、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的民眾文學，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諸人情況不同，許多人並無教育專著，然而上舉那些，不能不影響對人民的教育，談中國教育史，應當提到他們。」毛主席對兒童的全面發展也作了精彩補充：「兒童時期需要發展身體，這種發展是要健全的。兒童時期需要發展共產主義的情操、風格和集體英雄主義的氣概，就是我們時代的德育。二者都同從事勞動有關，所以教育與勞動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總結以上所說，我們所主張的全面發展是要使學生發展健全的身體，發展共產主義的道德。」對此文他特批：「登 《紅旗》，題目特大，全文儘量用較大字型。」同時，還代《紅旗》寫了編輯部按語。

毛主席還為 《紅旗》編輯部寫過約稿信。他從《光明日報》上看到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同志寫的有關機位設計的文章，很感興趣，便給作者寫信請他們再寫一篇更詳細的文章，以 《紅旗》編輯部名義發出。這對 《紅旗》工作人員來說深感親切又備受鼓舞。

《紅旗》雜誌的「三面紅旗」

在 《紅旗》頭幾年的版面上，經常出現幾個作者的名字，引人注目。一個是寫國際評論的於兆力，一個是寫思想文化評論的施東向，一個是寫經濟評論的許辛學。後來人們才慢慢知道，這原來是三個集體筆名。

「於兆力」是由喬冠華、姚臻、王力組成，各取自己名字中的一個字或字的一部分。他們都參與中央有關國際問題的研究及文件起草工作，對國際情況、國際問題比較熟悉，又瞭解中央精神，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很受歡迎和重視。

「施東向」是以副總編輯胡繩為首，中央政治研究室王忍之、丁偉志、鄭惠等同志參加的寫作小組的筆名。「施東向」即取自 《思想界動態》這份內部刊物刊名的諧音。他們以淵博的知識、高度的理論修養、充滿文采的寫作技巧，寫出了影響很大、很受歡迎的思想文化評論文章。

「許辛學」是由「虛心學」演化而來，由副總編輯鄧力群牽頭，梅行、馬洪參加的寫作小組筆名。他們都是中央有關經濟問題會議的參加者和經濟文件的起草者，所寫的文章能夠對有關問題進行透徹分析，使中央精神得到最快的傳達，對經濟工作起到了很強的指導作用。

有人開玩笑說，全國有「三面紅旗」， 《紅旗》雜誌也有「三面紅旗」，指的就是這三個集體寫作班子。

1960年9月，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這是我國思想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選集》收集了毛澤東在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的70篇文章，《紅旗》把學習和宣傳「毛選」四卷作為工作重點全面展開。 1960年第19期 《紅旗》在刊登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介紹的同時，圍繞中央確定宣傳重點，發表了社論 《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即突出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善於鬥爭、善於勝利的思想。社論對此作了全面具體的論述，並指出這是克敵制勝的根本法則。第20-21期合刊上，刊出編輯部文章 《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經驗的基本總結》，重點介紹了毛澤東如何堅持馬列主義有關國家機器的觀點、建設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此文刊發前曾送毛主席審閱，他認為寫得很好，並作了一些修改。

《求是》代替了 《紅旗》

1987年12月16日下發的 《中央機構改革領導小組關於中央、國務院關於機構改革方案》內有一項是撤銷 《紅旗》雜誌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內的理論刊物。

《紅旗》自創刊以來，到1987年走過了將近30個年頭。作為黨的機關刊物，每個時期都按照當時中央的意見、指導思想進行編輯工作。然而，忽然被停刊，這使得無論是做 《紅旗》工作的同志，還是黨內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

一個很急迫也是很現實的問題出現並需要立即解決： 1988年第一期是否出版？ 《紅旗》編委會於1987年12月21日給當時中央分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和書記處寫了報告：「近日社內外盛傳 《紅旗》機構要變動， 1988年第一期按計劃12月25日發稿， 27日付印。 《紅旗》是否照常出版，請批示。」 12月23日中央宣傳思想工作會上重申《紅旗》必須停刊， 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發，同時成立一個三人小組起草改刊第一步方案。 12月25日三人小組開會討論第一步方案內容。 1988年2月12日黨校負責人與 《紅旗》雜誌的幹部接觸後，感到黨校確實不可能有力量辦刊。 3月2日他們給中央的信中寫到： 《紅旗》在國內外已有相當影響，發行量達240萬份，不改刊名為利。但中央最後決定刊名還是要改，並確定 《紅旗》 6月15日的停刊日期。 6月16日， 《紅旗》 1988年第十二期出版。雜誌正文沒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歡迎訂閱求是雜誌」的大標題下是「中共中央決定，《紅旗》雜誌今年6月底停刊， 《求是》雜誌7月1日創刊」的字樣。 《紅旗》就這樣悄然地退出歷史舞臺。

（苗作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