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胡耀邦同志

2019年4月15日,是胡耀邦同志逝世30周年紀念日。1995年夏,我在江西廬山參加了遼寧刊授黨校的工作座談會。會議期間,組織我們到廬山附近的共青城富華山下的胡耀邦陵園參觀,胡耀邦的音容笑貌不時浮現在我的腦海。記得當時凡是走進胡耀邦陵園的人,無不被他的革命氣節和光輝形象所感染。陵園從各個方面真實再現了胡耀邦豐富多彩的生活畫面,昭示了他的崇高理想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品質。

1973年秋的一天上午,我到北京東城區富強胡同6號看望住在那裏的胡耀邦。當時胡耀邦還沒有出來工作,主要是在家裏看書學習。這天,胡耀邦一個人在家。他很熱情,從四合院裏摘了幾串葡萄放在茶盤裏招待我。胡耀邦第一句話就問:「中宣部撤銷後,你分配到哪個單位工作?」我說:「分配到衛生部下屬的中醫研究院工作。」胡耀邦又問:「是誰在研究院主持工作?」我說:「魯之俊任黨委書記兼院長。」胡耀邦說:「我知道這個人,他原來是在軍隊搞醫務工作的,是一位好同志。」胡耀邦向我詢問了當時中宣部的一些情況後,還問起了於光遠、秦川同志的情況。

我向胡耀邦彙報時,說到了張際春遭受的不白之冤。當我說到「文化大革命」後期中宣部軍管小組曾給張際春同志定為犯「政治錯誤」的結論時,胡耀邦說:「不要著急,要耐心等待,要做好他子女的工作,中央會考慮給他作出正確結論的。」1978年2月27日,鄧小平對張際春之死作出批示:「張際春同志死得很慘,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主持國務院文教辦公室工作,沒做什麼壞事,職權有限,我認為結論修改一下是必要的。建議東興同志處理。」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全國政協禮堂為張際春舉行了平反昭雪的追悼大會。鄧小平主持追悼會,韋國清致悼詞。這些事情證明,對於張際春平反一事,胡耀邦早有考慮。這也進一步說明,胡耀邦的思想立場是正確的,和中央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胡耀邦和張際春是湖南老鄉。胡耀邦是湖南瀏陽縣人,張際春是湖南宜章縣人,他們二人相識已久。在解放戰爭時期,張際春擔任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在華北軍區第18兵團任政治部主任,當時他倆就認識了。1954年,毛澤東提出調張際春到北京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並親自找他談話。張際春對毛澤東說,他多年做部隊政治工作,對地方宣傳業務不熟悉。毛澤東勉勵他說:就是把部隊政治工作的好經驗,運用到地方宣傳中來嘛!張際春後來任國務院文教辦主任,這時胡耀邦擔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他們在工作上常有交往。

「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兩年,胡耀邦與張際春交往更多,幾乎每個月胡耀邦都到中南海來福堂張際春住處做客交談。後來,胡耀邦提出並與張際春商定到基層去看看。1964年上半年,我們跟隨他們兩位領導到江蘇、福建、浙江三個省進行了考察,並作了不少調查研究。在調研時,除聽取省、市有關負責同志彙報和座談外,大部分時間主要是到基層參觀考察,和群眾交談,瞭解群眾的生活情況,同時也聽取了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回北京後,胡耀邦和張際春一同向中央遞交了調查報告。胡耀邦和張際春在南方調查的報告和照片,以及張際春在各個時期的講話稿等20多件,在「文革」初期,都被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強行從中宣部帶走,至今沒有下落。

「文化大革命」中,胡耀邦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共青團中央是第一批受衝擊對象,胡耀邦也成為第一批被打成「黑幫」的人,而且有時一天會數次被拉出去「示眾」批鬥。儘管這樣,不該說的話他一句不說,這是需要信念和勇氣的。最初是被揪到各個學校去批鬥,經常受到辱駡和毆打。有一次,一群中學生紅衛兵擁進團中央機關,揪胡耀邦等人在禮堂門前批鬥。照例是跪下、低頭、「交代罪行」,高音喇叭裏傳出的是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人群不停地哄叫。由於胡耀邦不承認有「三反罪行」,一些紅衛兵上來猛扯他的耳朵,見胡耀邦並不屈服就掄起皮帶,向他劈頭蓋臉地狠狠抽去。他仍是那樣堅定和倔強,從來只說是自己犯了「錯誤」,而不承認是「走資派」。不管越來越多的紅衛兵是如何哄叫,他絕不改口。

後來,一些年輕工人也起來造反之後,胡耀邦等人曾被由戚本禹操縱的長辛店機車車輛廠造反派揪去。他們被一些大漢像扔麻包一樣扔到大卡車上,開車後被喝令跪著,不許扶東西,接著就是一頓暴打。到了批鬥現場,造反派兇狠地問:「你是不是走資派?」胡耀邦一字一句地說:「我忠於毛主席,我忠於社會主義。」造反派狂叫:「你不讀毛主席著作,反對毛澤東思想。」胡耀邦倔強地說:「《毛選》四卷我讀了好多遍。」造反派一擁而上,拳腳相加,覺得這還不夠「革命」,又掄起皮帶用銅扣猛抽。胡耀邦被打倒在地上,上衣被抽爛,全身紅腫,鮮血從受傷處流出。他回去後多日不能走路,從此落下了頸椎、肩膀和腰部時常作痛的毛病。然而當時的他既不呻吟,也不改口。他不說違心的話,不向惡勢力低頭。在批鬥會上,他還悄悄鼓勵年輕的胡啟立(時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等人:要挺得住,要經得起考驗。1972年,駐團中央軍代表把胡耀邦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他逐條當面駁斥,並始終拒絕在審查報告上簽字。

還有一次,北京某大學的造反派聯合其他一些學校召開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大會時,把胡耀邦、張際春、蔣南翔等人強行帶到會場,讓他們並排站在批鬥臺上,低頭彎腰近兩個小時。這是他們在「文革」時期的一次共患難。張際春回家後,向我們工作人員說,當時胡耀邦很關心他,還小聲問他說:「你年歲大了,能挺得住嗎?」說到此時,張際春很是感激與欽佩。他說:「耀邦同志在危難的時刻想的還是別人。」這是胡耀邦和張際春交往多年後的最後一次見面。

胡耀邦同志直到1975年才恢復工作,中央分配他擔任中國科學院党的核心領導小組副組長、副院長,針對江青反革命集團對科學工作的破壞進行整頓。胡耀邦整頓中科院,面對的是掌握著實權的「四人幫」。而撥亂反正面對的是堅持「兩個凡是」錯誤路線的同志,有時還要面對受極左思潮長期毒害和影響的一些人,他耐心做工作。他在中科院短暫工作期間,不畏「四人幫」淫威,腳踏實地地去解決那些迫在眉睫的科技發展、知識分子待遇等問題,並且曾在會上當面批駁王洪文的謠言。胡耀邦在科學院的工作前後共120天,儘管受到造反派的種種阻撓,但還是作了很大努力。在科學院工作的時間雖短,但他的一系列作為,大大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大家在一團漆黑中看到了光明。1977年3月,胡耀邦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組織和推動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党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做了理論準備。「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也是他從三次路線鬥爭經驗總結中引來的火種,燃遍了整個中國。它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的結合,促進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形成,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進程中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1977年12月15日,是中央組織部一個不尋常的日子。這天,胡耀邦出席新部長見面會。他說:「黨中央派我來中央組織部工作,這是一個很重的擔子。就我個人能力來說,是勝任不了的。」「中央組織部絕大部分同志我不認識」,但是,「我們大家都按黨中央團結戰鬥的方針去工作,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是能夠像其他部一樣推向前進的」。胡耀邦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後,抓落實幹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消息不脛而走,然而,他的中央組織部長任期也只有一年多時間。而每次職務變動他都是依依不捨,把已經打算好的後續工作,一件件地向接替人交代。

1978年中央決定成立新的中宣部,胡耀邦同志任部長。1978年12月31日,當他第一次到釣魚臺中宣部時,受到了全體工作人員的熱烈歡迎。耀邦同志與大家親切握手。當見到老副部長李卓然時,他快步向前用親切和尊重的口氣大聲地說:「李老您好吧?」引起在場同志的關注。胡耀邦在中宣部見面會上說:「關於中宣部部長的人選,適合這個職務的,可以選出很多,如胡喬木、習仲勳、李維漢、任仲夷等同志。胡喬木同志更合適。中央工作會議上想請他出來當中宣部部長的呼聲最高。喬木同志搞了幾十年的宣傳工作、理論工作,馬列主義是懂得最多的一個,文字能力最強的一個。中央捨不得他,需要時重要文件請他把關。其他同志還是留著省裏工作為好。這樣,中央領導同志就決定要我這位姓胡的來兼著。我已表明過,我不是這個材料。也可以說,是拿著毛驢當馬騎。我想,當宣傳部部長有個竅門,就是依靠大家的積極性,請各位同志一起幹。」胡耀邦上任部長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雷厲風行地開了五天會,卓有成效地形成了五個文件:關於偉大的轉變和黨的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的文件;關於傳達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精神應注意的五個問題的文件;關於為中宣部「閻王殿」罪名平反的通知;關於當前宣傳工作的提綱;關於對外宣傳工作的幾點意見。接著,胡耀邦立即主持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一時間,理論界空前活躍起來。理論研究者們對一系列重大理論和認識問題展開爭鳴,敞開思想,各抒己見。胡耀邦在中宣部部長的位置上也僅工作了一年。與此同時,他主要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職務,負責大量繁重的日常工作。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胡耀邦同志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實現的偉大轉變,對於各條戰線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流毒和影響,恢復正確的政策和適應新情況制定新政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經常會見來訪的各國領導人和政黨領袖,先後訪問了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朝鮮和日本等國。他為恢復和發展中國共產黨同其他一些國家共產黨的關係,為增進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誼作出了努力。

「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林彪、「四人幫」和康生一夥鼓吹的「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和「揪叛徒」等反動口號的煽動下,在全國各地,上至國家主席下至最基層的黨政幹部中產生的冤假錯案不計其數。徹底平反冤假錯案,成為中共中央面臨的最迫切問題。

在鄧小平等人的支持下,胡耀邦在一線組織實施,進行了這場全國平反冤假錯案的大戰役,這是實現安定團結的關鍵。與此同時,一系列新的社會政策被落實,平反了知識分子冤假錯案158萬件,清退了113萬戶被查抄的財物,妥善處理了下放應收回人員85萬。到1984年底,全國大規模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其間,全國復查各類問題的案件涉及近500萬人,屬於「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審查的案件涉及約290萬人,「文化大革命」前的歷史遺留案件100多萬件;平反糾正了約300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復查糾正錯劃右派54.7萬人,糾正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2.5萬人;為47萬名中共黨員恢復了黨籍;再加上數以千萬計的受牽連的幹部、群眾及親屬,使我們國家有1億多人在政治上重新得到解放。

胡耀邦就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後,每天親自批閱處理重要的上訪信件,親自接待來訪的幹部。針對落實幹部政策的種種阻力,胡耀邦旗幟鮮明地提出「兩個不管」方針: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過來。胡耀邦任中組部部長的一年多時間裏,平均每天處理副廳局、地委書記以上級別幹部的申訴信33封,最多時一天處理200多封來信。經他手處理的文件,有的作了批示,有的親自回復。在這一年多裏,他批給中組部幹部審查局的文件就有900多封,每封都有他的親筆批示。胡耀邦說:「現在要真正撥亂反正,首要的就是全面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把林彪、‘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人民心頭的大大小小的石頭搬掉,才能把我們白白失掉的時間補回來。要真正中興我們黨和國家,非此莫屬。」

胡耀邦同志解放思想,排除種種阻礙,衝破了「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如果堅持「兩個凡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冤假錯案就無法平反,一大批老幹部都無法重新出來工作。如果堅持「兩個凡是」,毛澤東所確定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線,就還要繼續堅持下去,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就看不到光明前景。因此,胡耀邦同志堅持實事求是,堅決平反一切冤假錯案,包括歷史上一些長期未解決的歷史舊案。比如:地下黨歷史遺留問題、蘇區「肅反」被錯殺人員的歷史遺留問題、延安整風中的「審幹」遺留問題、抗日戰爭時期的「肅托」問題。這些案件跨度長達半個世紀。對馬寅初的人口論錯案(馬寅初根據中國的情況,認為中國6億多人口正好,要少生孩子,他的人口論受到批判,被打成右派,被撤銷了北京大學教授和全國政協委員),胡耀邦曾指出:「批錯一個人,多了幾億人。」深刻總結了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教訓。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大刀闊斧地開展起來,形成了全黨辦案的高潮,直接從事落實幹部政策的人有60萬,其規模之大、進展之快是空前未有的。中央陸續為遭受迫害的一大批黨政軍高級幹部平反昭雪,推翻強加給他們的污蔑不實之詞,撤銷了強加於一些中央部門「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復查和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平反冤假錯案的範圍,上至國家主席(劉少奇),下至普通平民百姓。在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和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期,在老一輩革命家支持下,胡耀邦為全國各級部門做了大量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使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領導幹部、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得到平反昭雪、恢復名譽。這在黨內外、國內外均產生了深遠影響。胡耀邦在這場全國性平反冤假錯案中作出了巨大貢獻。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胡耀邦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黨和人民。他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在為黨和人民事業的不懈奮鬥中,他夙夜在公、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書寫了無愧於共產黨員稱號的人生,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

胡耀邦同志離開我們已經30周年了,但是他的那種革命鬥爭精神和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崇高品質,永遠值得我們學習。我們要把他的崇高精神境界和優秀品質傳下去,讓我們的事業不斷前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蔣子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