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抗戰，說到日本兵，很多人想起來的都是仇恨。直到近些年，人們才逐漸意識到還有日本老八路的存在。我有幸在十幾年間采訪了其中不少人，不但首次在日本及中國的媒體上講述他們的故事，而且對他們這個群體做出了一個整體的勾勒。在他們的曲折人生故事中，不但有感恩，有回饋，更蘊含著中日人民對和平的追求與嚮往。
　　想給他們拍電影
　　2000年，我參加日本三光（即燒光、殺光、搶光）作戰調查會主辦的講演會。會上，前田光繁老人講了自己的故事。他1939年參加八路軍，是第一位日本八路;他成立了抗戰時期的反戰組織「覺醒聯盟」，是反戰同盟成員中職位最高的;他見過多位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曾和朱德、羅瑞卿同場打籃球;從1937年到瀋陽滿鐵公司工作，到1958年携妻帶子回日本，他是日本八路中在中國工作時間最長的;回到日本後，他生活窘迫，一生沒找到正式工作……
　　聽到這些，我覺得很震撼。我是1962年從大學入伍的，因此，對部隊、對軍人有種特殊情結。抗戰、八路，一看到一聽到這些名詞，我便熱血沸騰。
　　出國前，我在電視臺當編導，拍過打死日軍中將阿部規秀的黃土嶺戰鬥英雄，采訪過白洋澱雁翎隊偵察員趙波、敵後武工隊隊長袁翔，還與《小兵張嘎》的作者徐光耀成爲了忘年交……但前田光繁講的這段歷史，以前從未聽人講過。於是，我決心追踪報道前田老人以及其他日本老八路鮮爲人知的故事。
　　在對他們的采訪報道中，我才瞭解到，抗戰期間，八路軍對日本俘虜，不僅采取優待政策，還苦口婆心給他們講戰爭的本質。經過痛苦的思想轉變，他們中的多數人參加了八路軍，組織了反戰同盟。這些日本八路深入敵占區，發傳單，到崗樓前喊話，給日軍士兵寫信、送慰問袋，甚至參加戰鬥，將近30人犧牲在中國……
　　日本投降時，反戰同盟盟員、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加起來有上千人。從1946年到1958年，他們陸續返回日本，不少人參加了日本共産黨。上世紀70年代，中國與蘇聯關係惡化，日共支持蘇聯，但這批日本八路堅決支持中國，被日共開除。後來，他們成立了「椰子會」，椰子在日語中與「八‧四」發音一樣，也就是八路軍、新四軍戰友會的代名詞。剛開始，會員有幾十名，每逢「八一」建軍節和「十一」國慶節都會慶祝。今年，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後，他們還到明治大學等學校做反戰演說。
　　自從2000年參加了那次會，我就經常參加他們的會議，還成爲了協贊會員。當時，我住在鹿島市，去東京開會往返路費差不多要三四百元，但每次我都去。我打心底裏願意去聽他們講故事，回來我寫一些文章發表在媒體上。從2003年起，我又陸續爲他們拍了八九部電視片。這時，國內民衆漸漸知道了他們的存在，很多人向我瞭解他們的情况，我很想把他們的故事拍成影視劇，不是抗日神劇那種，就朴樸實實講他們的故事，但一直沒能凑到足够的資金。
　　爲苦蕎、綠豆在日本找銷路
　　在中國的幾百名反戰同盟盟員，爲了不給在日本的親人找麻煩，他們在中國都改了姓名，家庭住址也是假的。後來，他們中的很多人回到日本後，都不再提在中國的往事了，也不會告訴子女。但也有人一直很活躍，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椰子會的三任會長，前田光繁、水野靖夫和小林寬澄，還有培養出空軍司令員王海、林虎、劉玉堤的日本空軍教導員筒井重雄，新四軍炮兵教官日向勝，以及80多歲仍在義務教漢語的山下好之。尤其是前田光繁，他是到大學、社會團體講演次數最多的日本老八路，也是寫作最勤，出書最多的，他寫過很多懷念朱德、羅瑞卿的文章，幷出版了《八路軍中日本兵》《通化暴動真相》等書。
　　2005年，我曾陪同89歲的前田先生去山西武鄉縣參加慶祝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在我們參觀八路軍太行紀念館時，講解員指著一幅照片上用自製鐵話筒喊話的八路軍說：這位向敵人喊話的八路，就是杉本一夫（前田光繁的化名）……沒想到，前田先生馬上說：「不對，那不是我，我當時沒有在這樣的地方喊話，我喊話時也沒有人給我照過相。」圍觀的群衆鼓起掌來，我也爲老人的真誠而感動。
　　前田先生曾在山西棗林村住過兩年，他和老鄉拉家常的時候，得知老鄉們生活不富裕。他將準備爲日本親友買禮品的4000元人民幣交給村主任，說：「請轉交給小學校，給孩子們買點紙筆吧。」
　　臨走那天，前田先生與武鄉縣委書記深談，希望他多想些辦法，爲百姓多謀福利，把經濟搞上去。回日本後，他找到曾經的部下、岩井商社中國部科長水野正昭，希望他能幫武鄉的苦蕎、綠豆等特産在日本找到銷路，後來我又陪同水野正昭到山西，與省裏有關部門進行過多次座談。
　　這些日本老八路都很難忘在中國生活的歲月，有時候，他們比很多中國人還熱愛中國。2008年汶川地震的第二天，小林寬澄通知椰子會會員捐款，幷送到大使館。
　　中國政府對他們也十分友好。2007年，時任中國國防部部長曹剛川訪問日本的當天晚上就在大使館見了小林寬澄、前田光繁、水野靖夫等人，他說：「你們當八路軍的時候，我還是個小孩兒，你們是老前輩，回到中國部隊一定受到熱烈歡迎……」前不久，小林先生還受邀到北京參加了勝利日大閱兵。
　　水野靖夫對中國也有著很深的感情。1940年，20歲的他應徵入伍，在山東梁山戰鬥中負傷被俘。楊勇將軍將自己的坐騎讓給他騎，他逃跑被抓回來，楊勇還是好言好語勸他。在此後的戰鬥生活中，兩人結下了很深的感情，楊勇還任命他爲上尉炮兵教官。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可有一股日軍，不向八路軍繳械投降，等著向國民黨投降。水野自告奮勇，去敵營勸降，最終日軍投降了。1946年，水野靖夫一回到日本，沒有回闊別6年位於船橋市的家，而是到東京日本共産黨總部報到。這種先公後私的精神讓人肅然起敬！
　　1981年，水野靖夫帶著妻子特地到北京拜訪恩人楊勇將軍，還將自己寫的《反戰士兵手記》送給楊將軍，楊將軍將書推薦給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這本書出版了。2006年我拜訪他時，他將自己唯一留著的一本《反戰士兵手記》送給我，老人說：「你寫作需要參考，比放在我這裏有用。」我也向他做出承諾：「有機會，我會把這本書再版的。」沒想到，水野先生2012年就去世了。
　　現在，這本書與前田光繁的《八路軍中日本兵》、小林清的《在中國的土地上》、我與老八路楊文彬合著的《反戰同盟實戰記》，以及我翻譯的日本共産黨前名譽主席野阪參三的《爲和平而戰》，一起組成「反戰同盟叢書」出版了。我終於可以兌現對水野先生的承諾了！
　　80多歲還打零工
　　雖然很多人報道這些日本老八路，他們也會出席一些活動，其實，他們的境遇幷不太好。他們回到日本後，日本有關部門就派人跟踪，還各處打招呼「不能給這些人工作」，所以，找工作通常都不容易。
　　前田光繁擔任過野阪參三（1940年到1945年在延安工作）的助手，照片被美國記者發表在報刊上，所以日本政府尤其關注他。他回到日本後，始終沒有找到一個正式的工作，到80多歲還打零工，燒鍋爐、掃公園，掃一次公園的報酬才100多元人民幣。他住的房子相當於國內的廉租房，都沒讓我進去看過。我看他這麽困難，就提議說，給中國政府寫封信，爲他爭取點補助。他聽了，連連說：「不要不要，是中國使我得以新生，我們欠中國的太多了……」
　　這些日本老八路基本是靠養老金生活的，每個月按人民幣算，也就是四五千吧，還要交房租，在日本屬於低收入家庭。他們來到中國，我就把他們請到我北京通州的家裏住，能省點錢就省點吧。我老伴趙秉英給他們洗脚、剪指甲，她說看著這些老人就像老父親，他們爲了中國人做了這麽多事。我的家人都特別支持我，二兒子殷宏在航空公司工作，有時會爲這些老人買特價票。有一次，我寄給小林寬澄一些抗戰劇的碟片，但他家的機器看不了，殷宏買了DVD播放機送給他，他可高興了。
　　我和日本老八路相處了這麽多年，友誼非常深，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逢年過節或是他們的生日，我都必定會郵寄一些他們懷念的大棗、小米、紅豆等中國特産。他們也常常與我通電話，新年或暑期一定會收到他們寄來的賀卡。水野先生每次給我的信都在開頭寫上「老朋友殷占堂」字樣;得知我得了糖尿病後，他還幾次寄來無糖野菜汁;知道我喜歡集郵，出了新的紀念郵票他也寄給我。一晃十幾年過去了，一想起與他們相處的往事，我仍激動不已。
　　但有時候，想到他們我心裏也會酸酸的，有點悲哀。2013年，我去拜訪了前田光繁，在他家附近的咖啡館見面。老人瘦了很多，拄著拐杖。當我提出請他爲我的一本書寫幾句話時，他說：「近來，手抖得厲害，什麽也寫不了，我說你記錄吧。」
　　現在，椰子會已經名存實亡，只剩下3名日本老八路：99歲的前田光繁在神戶一家養老院靜養，95歲的山下好之患了痴呆症，只有97歲的小林寬澄還能騎自行車。
　　再過幾年，也許這幾位老人也會駕鶴西去。但我希望把他們的故事留下來，告訴世人：反對戰爭，呼喚和平。
（殷占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