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末，互聯網行業裁員消息接踵而來。12月下旬，有消息傳出，百度移動生態事業群（MEG）迎來大規模調整，遊戲部門300多人被裁，直播業務被裁員90%。
　　如果在12月瀏覽程序員聚集的平臺「脉脉」會發現，曾滿足無數造富夢的互聯網行業如今只給人焦灼感。一名認證爲某大廠程序員的用戶寫道：「感覺全世界都在裁員。」
　　曾在字節跳動工作近三年的前端開發師康亮對南風窗表示，焦慮就懸在每個人頭上，「我不擔心我被裁，現在怕部門被裁」。他在11月跳槽去了阿裏系的公司，負責新業務，「做不出成績整個部門可能就沒了」。
　　程序員的命運或許是對中國互聯網發展的直接映射。2016年以前，懂計算機技能的人是就業市場的香餑餑，實現財富自由並非痴人說夢——單在2014年，中國誕生了兩個價值數千億美元的超級巨頭。
　　但從2017開始，35歲危機、996福報等成了程序員逃不掉的命題，儘管同時，985、211名校的畢業生均撲通地進入這個高薪行業。
　　康亮自認爲摸索到的潜規則是：35歲前要升到P8，40歲要到P9（注：互聯網公司的一種職級）。「現在招人，如果你幹了七八年、30多歲了還只是寫代碼的執行層，人家不要。」他說。
　　理由很簡單，做程序員拼體力，是高度偏向年輕人的行業。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萍對南風窗記者表示，程序員的行業特點在於「吃青春飯很嚴重」。
　　「中國互聯網産業鏈就像一個大熔爐，程序員就是一根根柴火，扔進去燃燒自己，燃燒完了後就化成炭灰、渣渣。」她說。
　　互聯網凜冬將至。來自年齡、市場、行業監管等壓力開始擠壓新一代的大廠程序員。
　　他們依然拿著令人艶羨的工資，但大多數人的狀態是僵持著，沒有前進也沒有退路。
　　提早危機
　　人事調整在每年年末都會發生，但2021年的規模尤甚：先是12月初，視頻平臺愛奇藝被爆「史上規模最大的裁員」，一些部門裁員比例50%以上；短視頻巨頭快手也在12月被傳裁員，有消息稱快手將在年底取消部分業務綫，剩餘業務綫全部搬至杭州，「離職和搬家二選一」。
　　不過，接受采訪的多位互聯網大廠程序員皆表示，大廠內部沒有公開討論過裁員消息。
　　「走一步看一步吧，說不定馬上就到我了。」任職於國內某互聯網頭部大廠的程序員張希對南風窗記者表示。周圍人已經形成共識——互聯網寒冬來臨。
　　「只要賠償給够，相當於有了年終獎。」他說。
　　在頭部大廠策略研發崗位的林玲也鮮有聽部門員工公開發表議論。只是偶爾，和幾個要好同事私下聊起裁員時，她才發出感嘆：「啊，原來我們公司還有這樣的業務部門啊？」
　　的確，互聯網高歌猛進、多點開花的時代在2021年畫下頓號，頭部公司的業務調整便是一大信號。
　　據《晚點Late Post》報道，快手决定將原有的三個海外App合並成爲一個。而字節跳動中國區CEO張楠曾在2021年8、9月明確提出「去肥增瘦」，意思要精簡冗餘的人力。
　　在這樣的形勢下，碩士學歷的林玲有了更悲觀的判斷：程序員的35歲危機已經提早。
　　雖然才入行一年半，她已經做好下一步的打算——日常刷題，29歲前考去外企。原因是「不希望（在大廠）把自己完全消耗幹」。
　　她說不清楚是由於公司戰略的調整，還是最近幾個月新換領導的個人原因，部門無論「從上到下還是從下到上」，制訂的年度目標都很激進。
　　年度目標决定每個季度的目標和任務，「爲了達成這個指標，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林玲解釋，「比如說60%是一個合理值，但大家現在會定到80%」。
　　她因此很難算出一個準確的工作時長。
　　業務量不多的時候，工作從早上10點開始，12點午休2個小時，工作到晚上9點，接著打車回家修整下，再工作1個小時。但很多日子，上述規律一次次被打破——午休她會節省出至少半個小時工作，周五晚上也不再有迎接周末的雀躍心情。
　　「我最近在趕一個PPT，晚上會加班至凌晨1點。」
　　做不完的工作帶來的直接結果，便是林玲失去支配時間的自由。入職前，她給自己規劃：「雖然要加班到9點，但是我要從8點始的最後一小時，進行知識補充。」後來才發現——「根本做不到，從早忙到晚。」
　　類似的感覺，有六年半工作經驗的程序員劉嘉深有體會。工作三年多後，她跳槽至南京一家阿裏系公司，薪水比上一家大幅上漲，但考核上的壓力最終將她壓垮——「部門領導尤其强調OKR。」
　　所謂的OKR，緣起於英特爾，發揚於穀歌，如今被中國互聯網大廠廣泛應用，公司、部門、組和個人都要制定相應OKR。
　　具體到個體而言，劉嘉解釋：「我們先在年初提出對自己績效的要求，到年底複盤時，再來看提的這些目標是否實現。」與此同時，個體的OKR還要根據上級領導的OKR來定，「你要幫領導分擔（任務）」。
　　讓她感到痛苦的是，上級領導在OKR列出關鍵的一項，即程序員要對技術有研究成果。
　　「我們要反復想，之前的代碼有沒有可以改進的地方。比如研究虛擬滾動，渲染表格過去要花500毫秒，現在節省了多少毫秒。」只要有類似的小進展，「寫一篇文章出來，把成果推廣到整個組」。
　　這無疑是追求效率提高的機制。但對劉嘉般程序員而言，研發工作已經超負荷，還要加上技術成果的考核，結果便是，五天的研發工作要在四天內抓緊做完，做不完周末繼續加班。這些都與年底績效考核和評級挂鈎，程序員只能硬著頭皮往下做。
　　劉嘉最終在有可能升爲P7的2020年，選擇離職。
　　螺絲釘
　　對程序員而言，離職似乎不是一個難做的决定。如同孫萍在一篇研究程序員的論文總結，高度流動性是中國程序員的一大特點，「大部分IT程序員認爲，要達成個人目標，經歷不確定性是一種必然選擇」。
　　康亮告訴記者，從入職大廠的很早開始，他便不再希冀在公司內部實現升職。他最終在2021年走了一條更大膽的路，花了7個月時間準備阿裏某子公司的面試，通過成功跳槽升職加薪。
　　「互聯網有個行業規律：3年一個坎、5年一個坎，（薪水）有一個飛躍。」但隨著大廠近年人才內卷，康亮和大多數員工一樣逐漸在內部「躺平」，不在意績效考核。
　　「我趟出來的路是，要堅持，堅持跳槽。」他說。
　　而讓輕易跳槽得以實現的前提，程序員的工作，技術門檻不高。這一點，受訪的五位程序員一致贊同——他們都說自己在做的東西，沒有獨特性，也沒太多意義。會的技術甚至趕不上知識迭代。
　　「換一個人，兩三個月也立馬上手了。」林玲表示。
　　她將自己比作小小螺絲釘，互聯網巨頭們將每顆螺絲的工作切割得很細，她只會做最垂直的業務。「這也許是爲什麽大廠人多數在大廠間橫跳」，林玲說，一方面，大廠象徵著某種榮耀，另一原因則是：「大廠人對技術有深度，但沒有廣度，其他公司可能需要熟悉更廣技術的程序員。」
　　而從康亮角度而言，程序員類似螺絲釘的命運或許從最早的面試便開始了。
　　要想入職大廠，求職者最基本的準備便是在面試前刷題——解題能力越强，被選中的概率越高。他發現，隨著近年應聘人數增長，應届生要被選上，需要刷的題也越來越多。
　　「至少得刷四五百道，時間基本在4個月」，儘管題庫和實際工作內容關聯並不大。
　　刷題雖然無用，但足以證明自己。「首先傳遞了你是有個毅力、自律的人，能卷的人。」
　　進入公司以後，考核制度迫使很多員工學會包裝自己。「現在流行寫PPT寫出花來——就是彙報工作。」
　　康亮解釋，負責績效考核的是大領導，可供查看的東西越好看，如PPT、文檔、Bug量、數據，越能證明個人能力强。
　　這一說法得到林玲的認證，「就算是做程序員，也需要對業務和技術以及最後呈現的效果進行一系列的包裝，很互聯網」。學會了這些技巧以後，大部分的考核她都能通過。
　　學者孫萍分析，普遍存在程序員身上的「螺絲釘」感，是因爲這群人無時無刻被塑造的認知焦慮。
　　「以大廠爲核心的互聯網行業，其實是在塑造一代更比一代强，前浪會被後浪拍死在沙灘上的感覺。這不是一個基於技術的、通過創新的經驗一層層走上來的機制，而是快速更新迭代，榨取碗裏的勞動力走人的機制。」
　　「這不是厚積薄發的文化，而是一堆柴火的文化。」她總結。
　　最優解，然後呢
　　有意思的是，繼程序員以後，孫萍後來研究了外賣員。她發現，兩個群體雖然社會地位不同，但竟有很多相似之處：二者都是「拿命換錢」——程序員靠長時間工作獲得高薪，而她調研的北京外賣員有三分之二身上都有負債，需要出賣勞動力還錢。
　　更重要的是，孫萍認爲，兩者都趕上了互聯網紅利，讓各類背景的人得以依靠努力改變命運。
　　這也是入行的「前浪」反復抱怨職業，但投身做程序員的人還在增長的原因。
　　30歲還在從事程序員的劉嘉一直對記者表達：自己對打代碼沒有多大興趣。但那是當時她能掌控命運的最優解。
　　2015年，她從南京某雙非一本學校畢業，專業是計算機大類。但在2011年她大學入學時，計算機還屬於低分專業，「人都招不滿，只能向文科生也開放」。高考分數上不了第一志願會計學，劉嘉最後被調劑至了計算機。
　　大學四年，她「稀裏糊塗」地將計算機技巧學了個遍——班上將近一半的文科生也讓老師主動放低了教學要求。她總感覺自己不適合做程序員，「家裏條件不太好，買的電腦很卡，遇到寫代碼的作業總覺得很難」。
　　但在大四畢業那一年，她還是成了班上少數的程序員。理由是找不到別的好工作，只有一個 Java開發崗向她拋出橄欖枝。看到轉正後月薪有五六千元，劉嘉去了。
　　要想獲得這份月薪尚可的工作，要先度過三個月實習期。真正開始工作她才知道，實踐層面和教科書上寫的完全不一樣，「出現一個問題，它可能有好幾種表現形式」。作爲新人小白，她經常被一個小小的問題卡住，自學熬夜弄到凌晨，「實在沒辦法了，第二天就只能問人」。
　　實習表現並不好，劉嘉的實習期由三個月延長成六個月。她在第四個月時找到了一家南京通訊龍頭公司，離開了北京。有了第一份實習的經驗，她掌握了向人請教的技巧，也摸索出一套解决問題的辦法：巧用搜索軟件；英語要好，學會看相關技術文章的英文原版。
　　終於，在第二家公司，她站穩了脚跟，逐漸獨當一面地解决問題。
　　回憶職業道路，劉嘉堅稱，「程序員的門檻其實不在技術，而是對人心性的考驗上——有沒有毅力，然後你到底缺不缺錢，是不是真的想在這個城市生存下來。當這些决心下得足够大，就能做出來（項目），就能在這行堅持下去。」
　　康亮也有著類似的經歷。他最早是從事房地産業，2018年，察覺到行業逐漸在走下坡路，他花了近2萬元報了編程培訓班，突擊學習代碼五個月，最後順利進入字節跳動。
　　成爲一名程序員對他們而言，都是處在人生特定階段的最優選項。但進去大廠工作幾年以後，身體變虛、焦慮、生活失衡，又不約而同地反噬著這一群體。
　　於是，他們開始尋求新的出路。其中，最受歡迎的兩個選項便是考公務員、去外企。前者生活穩定，後者能不加班地幹一輩子。
　　從阿裏系離職後，劉嘉去了南京的一家央企，工資漲了一點，公積金額度足够覆蓋房貸。但她還在焦慮——研發部門鮮有35歲以上的人，「總忍不住想，我到了那個年齡，應該怎麽辦？」
　　她因此隨時爲失業做好準備，一是堅持學英語，便於出國去外企；二是堅持攢錢，夢想是「攢到40多歲就退休」。她說，因爲太多不確定性，程序員很多都「摳」——「女生連化妝品都很少買，攢錢買房子就可以了」。
　　在大廠工作不到五年的張希坦言，他産生過很多次想在鶴崗買房的想法，「雖然不太可能」。
　　他後來又强調，鶴崗只是一個代稱，意思是「在房價沒上天的城市，過悠閑的生活」。
　　他很想休個長假，不是那種單純的休息，「我需要的是生活方式的改變」。他推薦記者去GitHub看一個叫955. wlb的項目，work-life balance（工作與生活平衡），「這是一個比財務自由相對可得的期望」。
　　林玲最大的願望也是這個。她也有預期：隨著互聯網大廠發展速度放緩，無法承擔過高人力成本，程序員的未來趨勢將是「逐漸降低工資，减少工作時長」。
　　「但這個時間可能太長了，我不想去等它了。」
（朱秋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