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以來，澳門迫於世界形勢的變化，漸由國際轉口貿易港蛻變爲向所有來華西人開放的居留地，有學者評價，此對澳門社會衍生之影響，可稱爲「第二次開埠」。自此以後，以賭博、娼妓、鴉片爲內容的畸形消費，一躍成爲澳門社會的經濟支柱。近年來，史學界通過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充分論證了轉口貿易、加工製造等産業在近代澳門經濟、財政和社會中占據相當重要的分量，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既往研究對近代澳門完全畸形經濟形態的刻板印象。通過閱讀史料可以發現，旅遊業及其相關産業在澳門近代發展中始終參與其間，意義匪淺，但目前爲止的深人研究明顯不足，少量研究集中關注澳葡政府對近代旅遊業的管治措施、政策演變與成效，並從市政建設、城市發展、管理配套等多方視角檢討澳門旅遊業萌芽、興起、發展的因由。本文從旅遊業的內涵、類型、分布及其因由爲叙述綫索，考察晚淸民國澳門旅遊業尤其都市旅遊的興起與演變，從而在遊客人數、旅遊類型、出行方式、服務質量、遊客體驗上，展現澳門旅遊業從無到苻、從簡單到規範、從模糊到淸晰，不斷實踐「全域旅遊」理念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帶動了旅遊業及相關産業的發展，更爲關鍵的是，相當程度上推動了澳門對外形象的改變，彰顯出近代以來澳門經濟與社會的複雜面相。
　　一、澳門旅遊業的興起與城市形象的轉變
　　廣義而言，近代澳門的旅遊業與博彩密不可分，繼而連接酒店、飲食、娛樂、手信諸領域。澳門的旅遊活動從源頭上來看應與開埠同步，16世紀中葉，恰逢晚明旅行成爲消費時尚之際，且兼具普及性、舒適性、娛樂性等特徵。自此以往，埠外民衆尤其中外精英時常出入澳門，留下關於山川形勝、港灣要津、寺廟教堂、中西民俗、市並生活等對於自然和人文景觀的諸多記述。檢討明清時期入澳旅遊者的意識與行動，以政治、商業及宗教活動爲主，以觀光娛樂爲輔，並沒有引起澳門官方的關注和重視。
　　鴉片戰爭以後，葡萄牙加速推動澳門殖民化的進程，將其所控制的區域由澳門城擴展至關閘以南的全部半島以及氹仔、路環、青洲三個離島，旅遊業隨著城市化不斷深人而醞釀、萌芽和興起。早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澳葡政府有意識地啓動綠色革命，開展植樹造林，以期給來這裏觀光的外國遊客留下美好的印象。及至1911年，《澳門政府施政綱領》開誠布公地指出「無博彩，無鴉片，澳門將陷入空前的困境」。政府公文雖然沒有專文論述旅遊業，但招引埠外人進入消費，已經成爲晚清以來澳門最爲重要的經濟方式和財政支撑。1919年3月1日，澳葡政府頒布第40號訓令，決定成立旅遊委員會，有針對性地研究吸引遊客之措施，包括提供娛樂、航空及輪船交通、衛生、郵電等方便條件，並爲官方機構制定必要的規章及配備人員。同年4月5日，澳門旅遊司及港務局宣布成立，標誌著官方意義上澳門旅遊業正式形成。1930年5月28日，爲發展澳門地區旅遊業，澳葡政府宣布在經濟局內設立遊歷經理處，以研究及提議有關遊歷澳門的一切事務，宣傳澳門經濟、實業成就及政策，招攬遊客。1932年1月，澳葡政府宣布將氹仔、路環兩處海島開發爲遊客遊覽區域。伴隨旅遊意識、政策、機構、宣傳等次第出現，以遊覽、娛樂、觀光、休閑爲宗旨的現代澳門旅遊業相伴而生。1948年《澳門僑團一覽》顯示，二戰結束後，澳門湧現出旅業職業公會、旅業同業公會，以及與旅遊業關係緊密的百貨業聯合公會、茶樓飯面同業公會、酒樓茶室業職業公會、茶樓西友公會等社團組織。其中，澳門旅業行1942年向澳葡政府備案，1947年再依照「中華民國」人民團體組織法規更改會章，改組成立商業性團體澳門旅業同業公會，下轄酒店、旅店30餘家。
　　如果說明清之際的澳門由於中外貿易、華洋雜處而聞名遐邇，譬如清乾隆二十年（1755）英國商人請求開放定海對外通商，清廷下渝「夷並市寧波，日久又成一澳門，民風土俗之有關係者大」，那麽，18世紀中葉以來，葡萄牙主導的國際轉口貿易難以爲繼，賭博業、娼妓業、鴉片業成爲澳門社會經濟的主要內容。因此，澳葡政府有意識地擴展和推動旅遊業的發展，扭轉埠外對澳門畸形消費的負面印象。從而推動了澳門經濟方式的蛻變，澳門自身形象也兒經變遷，展示了旅遊業、旅遊形象和城市定位的不同側面。
　　第一，「東方蒙特卡羅」。晚清以來，畸形消費成爲澳門重要經濟內容之後，澳門作爲賭城的對外形象已然確定。19世紀七十年代，澳門被來華西人普遍視作「天朝摩納哥」，清政府亦斷定英葡占據港澳，「爲害於粵東，則澳門視香港爲甚」，主要表現在「偷漏稅課」、「招納叛亡」、「拐騙丁口」等。及至民國時期，時人指出「因爲以賭博著名，同時又是國內尤其是港粵人士的銷金窟，所以澳門有蒙特卡羅的別號」。而最能集中體現澳門作爲負面形象變遷的，是「小澳門」一詞的應運而生。「小澳門」與歷史上的「小江南」、「小蘇杭」、「小香港」、「小上海」一樣，出於地區某一特質而成爲審視其他地方或對之命名的標尺。鴉片戰爭以前，兩廣總督鄧廷楨主持禁烟運動，高要廣利一地之鴉片通過梧州關輸人廣西，其時「條奏者以廣利有小澳門之名」，表明早於鴉片戰爭前澳門就已是廣東官府視野中鴉片走私的罪惡淵藪。1914年10月，龍濟光藉救濟水灾之名，招股承辦山票、鋪票，廣州西關賭場「男男女女，如蟻附膻，—時有小澳門之稱」。®1922年廣州竹枝詞雲賭鬼跟來已竪幡，一三二四角鐮番。聲聲禁賭仍開賭，南岸居然小澳門。」同屬於珠江三角洲的江門亦是如此。顧頡剛1962年1月26日日記載江門舊有『小澳門』之稱，爲烟、賭、娼之窟穴。」這些事例表明，進入民國以後，舉凡內地鄰近地區烟賭娼畸形消費之地，常被冠以「小澳門」之稱。
　　第二，「東方羅馬」。澳門作爲中西文化交流和基督宗教人華傳播的重要據點，早在清前期埠外人已定期往來進行禮拜活動，據乾隆間印光任、張汝霖觀察，「冬至日爲禮拜之期，附近南、番、東、順、新、香各縣赴拜者接踵而至，間有外省之人，惟順德縣紫泥人爲最多。禮拜之後，有即行返掉者，有流連二三日者。既經進教，其平時因事至澳，亦必入寺禮拜。」豐富的宗教資源，無疑是人文旅行和宗教旅遊的關鍵要素。民國間有遊客表示「我愛那狂濤之濱的澳門，並不是因爲他是東方的蒙特卡羅——一個繁雜的大賭場」，而是懷念「受著那東半球和西半球混合的一種新鮮而美麗的風度」。1939年1月15日，署名「黃凱音」的作者在《澳門小記》中說，撇開賭徒或俗物的干擾，「和東方蒙地卡羅的名稱媲美，澳門是還可以叫作東方羅馬的，教堂和十字架隨處可見」，地方宗教生活富於「莊嚴神聖」和「古舊情趣」。
　　第三，繁盛商貿之城。20世紀上半葉澳門亦曾以繁華時尚著稱，中山、東莞民國時期素稱「小澳門」，中山石岐由於市政美觀也被冠以「小澳門」，「實際上是指它的商貿繁榮，市面興旺，也指居民生活方式與生活質素可以媲美港澳」，甚至連中山轄內雍陌村也以經濟繁榮被稱作「小澳門」。需要注意的是，以繁盛景象命名「小澳門」者，多是珠江口兩岸的市縣城鎮，遠比香港、上海輻射面狹窄得多，在城市影響力上遜色得多。1923年2月19日，孫中山在香港大學演講中回憶「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輒閑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而孫中山憶及1878年5月經澳門前往檀香山，「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躱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却對途經的澳門的市貌和社會生活「視而不見」。
　　綜而論之，明清之際葡萄牙等歐洲商民初來東方，給傳統中國帶來不少異域驚奇和衝擊。鴉片戰爭後，香港開埠，以上海爲代表的內地港口城市陸續開放，澳門在中西經貿和文化交流上的影響力與輻射力日益减弱，直至蛻變爲一個區域性的商貿和消費中心。澳葡政府在鴉片戰爭後宣布澳門爲自由港，澳門失去以往商貿爲主的公共財政來源，採取承充專營制度作爲替代，博彩業和鴉片貿易的承充費甚至占據財政總收入的三分之二。有研究表明，近代澳門也是工業之都，據統計，1932至1941年間以廠命名的工業機構多達600餘家。18然而近代澳門逐漸被污名化，黃賭毒畸形消費的負而形象不斷放大，進而遮蔽了其中西文化交匯和現代化繁盛的一面。在澳葡政府的苦力經營下，埠外對於澳門漸改「東方蒙特卡羅」之印象，一度將其譽爲「東方羅馬」，甚至周邊借用「小澳門」之名稱呼經貿繁盛之地，其城市形象贏得相當程度的改觀。
　　二、澳門都市旅遊的內涵、類型與分布
　　何處是澳門值得遊覽的景點？進入民國以後，地方社會編輯出版一批「旅行良伴」「各界南針」之類的書籍。1931年，以「遠方之遊客旅行更可指南」爲編纂目的之一的《澳門商業人名錄》列舉十二大澳門風景，依次爲南灣海灣、大三巴牌坊、普濟禪院、媽祖閣、關閘馬路、關閘、劏狗環馬路、西環馬路、新馬路、郵電總局、白鴿巢公園賈梅士像、竹仔室山聖母像。1935年「冀作僑澳同胞旅居之參考，並爲遊覽之導引」的《澳門遊覽指南》中的「名勝風景」欄目，大篇幅詳備推介南環、西灣、東望洋、螺絲山、西望洋、賈梅士隱居洞、白鴿巢公園、馬禮遜墓、大三巴牌坊、媽祖閣、洋船石、海鏡石、普濟禪院、蓮峰廟、水月宮、青洲、西洋墳、關閘等18處，並附表推介6處公園（白鴿巢公園、南灣公園、新花園、東望洋公園、馬蚊石公園、兵頭花園），「娛樂場所」包括賽馬場、跑狗場、戲院、影劇場、蹲劇場。而涵蓋面更廣的1932年《粵港澳大指南》，在「澳門風景」一欄僅放置「澳門牌坊古迹」、「澳門南灣風景」兩張照片介紹大三巴和南灣，「娛樂地點」欄目中列舉大戲院（清平戲院）、電影戲院（域多利有聲電影戲院、國華有聲電影戲院、新橋娛樂影戲院、海鏡影畫戲院）、豪興娛樂場、西樂亭、賽馬場和跑狗場。1930年代《申報畫刊》贊美澳門「其地石壁峭立，形勢雄壯，氣候溫和，風景幽美，海産亦甚豐富，南遊港粵者莫不至此一覘」，以「澳門景色」爲題列舉南環、新馬路、跑狗場、白鴿巢等。1930年代有遊客介紹，「澳門最值得遊覽的地方是東望洋山嶺、南灣、白鴿巢公園、馬蛟石等處」。1939年香港鑰智中學汸澳，據隊員劉滇光記錄，步行遊覽南環堤岸、白鴿巢公園，後乘私人汽車觀光「作環繞澳門之遊」，車過南環，直達媽閣山頂，再繞道媽閣廟前，經西環上東望洋山，下山參觀十六柱工藝學校，最後前往大三巴。可以說，南灣是出現頻率最高的遊覽勝地。據本地人回憶，及至20世紀50年代，乘坐三輪車漫遊南灣、西灣都是遊澳節目之一，鄰近地區特別是香港人非常欣羡澳門幽靜的居住環境。近代以來澳門頗值得注意的新生事物，是公園與私園的相繼開放。包括城市公園、公建庭院、炮臺景觀、私家花園、墳場園林和廟宇園林。私家園林以唐麗泉的唐園、張仲球的張園、盧九父子的娛園最負盛名。諸如此類的私園，以及政府直接管理的公共園林，如嘉思欄花園、螺絲山公園、白鴿巢公園，逐漸對社會公衆開放，成爲澳門埠內外人士瀏覽、休閑、聚會的重要活動場所。
　　就旅遊內涵而言，與旅遊業醞釀、興起相伴隨的是，按旅遊目的的不同，近代澳門呈現出不同的旅遊類型。
　　（一）公務型旅遊。公務型旅遊以旅行爲政治和公務活動的附屬，既包括政府間的政務往來，也有民間基於特定目的之文體商務活動。如1938年11月7日，香港總督來訪，下午四時離澳督府，乘汽車環遊澳門，五時拜別澳督，偕隨從人等乘原艦離澳返港。上述鑰智中學訪澳也是公務之餘的觀光旅遊。
　　（二）宗教型旅遊。在民間社會中，傳統廟會和宗教節日兼具信仰崇拜、文化娛樂、商業貿易等功能於一體。1881年9月10日《澳門政府憲報》指出廟會「四方雜處，中外雲集」，「前數日華人建醮慶鬧，經有中外數萬人之衆前來看會，所見多是華人。」《申報》報道，1884年7月11至13日，澳門華商舉行關帝會，極爲熱鬧，「各處華人之赴澳門看會者不知凡幾，並有携帶婦女者，故平日澳門輪船之往來香港廣東者僅有一艘，出會之前數日另增三艘」。而上年澳門「華商於本月初二初三初四三日爲賽會之舉，極爲熱鬧。晚上則放烟火爲樂，觀者殊形擁擠」。
　　（三）賭嫖型旅遊。隨著賭博業的興起，消費旅遊日益增長。據《申報》1947年6月15日報道：「誰都知道澳門是東方蒙特卡羅，以烟、賭、娼來號召遊客。」賭場以中央賭場最爲豪華，全市共有大小賭場50多家，以番攤、銀牌爲主，含山鋪票、白鴿票、馬狗票等。番攤遍地皆是，鋪票、山票、白鴿票異常平民化，跑狗場、跑馬場、鬥牛場、牌九場建築宏偉。其時，澳葡政府雖然放棄專營局包辦、烟館分銷的管控模式，宣布禁售禁吸鴉片，但澳門人只需向衛生局領取許可證，即可公開購烟吸食。妓館分爲三等，上等在福隆新街、福榮裏、福安裏、宜安街、蓬萊街和新街，中等在新填地街和夜明街，下等在騎樓街、水手街。在吸納旅客方面，賭博顯然占據最多的比重。1925年有人評估，「星期六日港客乘輪來是者頗衆，其旨趣非嫖即賭，至若來遊覽者百不得一。賭客不分貧富、男女、老幼，擁擠一處。至於近代澳門歷年到底有多少賭客，限於文獻而難以統計。一篇名爲《賭場裏》的民國遊記寫道:「人，雜混的，有的穿著華麗的公子或有錢的商人的樣子，有的却只穿著破壞的衣裳，毫不分彼此的混在一塊兒，團團地圍著長方形的枱子裏。以民國澳門地標建築中央酒店爲例，二至七樓爲賭場，二樓「有五張三十英尺長的桌子，其中三張是骰寶枱，兩張是番攤枱，每一張圍住不少男女老幼，從衣服麗都紳士模樣的，到衣衫襤樓露出很窮酸相的人都有，各人皆聚精會神，沉思下注」，七樓「有桌子兩張，一張是番攤，另一張是骰寶」。1933年也有人說，「賭客多是由香港、廣州和其他地方來的豪紳、富翁、軍人、政客和他們的太太等等」。
　　（四）休閑觀光及探親型旅遊。19世紀80年代，葡國農業專家利貝羅在關於澳門植樹造林的報告中指出，「在酷熱的季節，澳門可以爲香港和廣州的闊佬們提供在他們那裏享受不到而澳門却可以奉獻的舒適和凉爽」。澳門成爲休閑勝地，甚至成爲保健養生的好去處，如近代文化名人朱劍凡曾在此養病。1927年，歷史學家羅爾綱在澳門成婚，後常返回澳門探親，寫就包括小說、散文、考據在內的《媽港集》，並在《中國文學季刊》發表以澳門爲背景的自傳體小說《老馬征途》。
　　至於旅遊方式，主要有徒步旅行、私人汽車旅行和公共汽車旅行三種。
　　（一）徒步旅行。近代澳門旅店大多集中於海傍、新馬路一帶，以便接待由水路而來的遊客，毗鄰之處景點自然成爲徒步旅行的首選，包括新馬路、南灣、西灣、白鴿巢公園等，甚至有旅客戲稱夜幕下的西灣爲「戀愛聖地」。1941年《澳門指南》針對步行遊覽推薦了大三巴、南灣、新口岸和青洲四處。據1930年代旅客柯紹明介紹，其自香港乘船而來，人住中央酒店，出門逛新馬路，人福隆新街，享受佛笑樓美食，再在繁盛熱鬧的街上領略「蒙特卡羅的夜生活」，「霓虹的電燈，時髦的商店，銀牌賭館，隨處皆是，行人摩肩接踵，現出一種升平景象」，另有供公開吸食鴉片的高等茶話室。
　　（二）私人汽車旅行。據1925年11月《申報》的報道，「澳地路途多平坦，少有斜嶇者，惟狹路皆禁車不許行，所許行者厥唯南灣海畔、新馬路、城門口、馬閣等，汽車由南灣海畔起足，環繞澳門一周費時約半句終」。從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其時已有汽車租賃業務，乘車遊覽成爲一種消費時尚。1938年12月，旅客柯紹明在《東方蒙特卡羅觀光記》中詳述租車環遊全澳，「車租每小時港幣三元」，先至南灣街、達伽馬公園，後上東望洋山，經賽狗場、賽馬場至關閘，後經柯高馬路折回中央酒店居處。當然，乘坐私人汽車遊覽的記錄，亦不乏見。1935年2月，香港鑰智中學來澳門交流足球技藝，乘私人汽車作環繞澳門之遊，車過南環，直達媽閣山頂，再繞道媽閣陸前，經西環上東望洋山，下山參觀十六柱工藝學校，最後前往大三巴，車行四小時。
　　（三）公共汽車旅行。1920年代澳門公共汽車問世後，到1925年兩家公共汽車公司僅有汽車四五輛，「目的在利便馬膠石與樂園之遊客，起點始於新馬路，而止點終於樂園，惟彼並無小站設立，沿途皆可上下，故欲乘車者在路旁舉手一揮，彼立即停，似較有站爲便利多矣。」隨著公共交通的拓展，公共汽車路綫也得以增加。到1942年路綫增至三條，分別是環遊全澳（由火船頭，經巴素打爾古街、提督馬路，而人柯高馬路，轉人荷蘭園，沿南灣、西灣、河邊新街，環遊一周複回原處，沿途經過松山、東望洋、南灣公園、西灣堤畔、西望洋、媽閣、海鏡等名勝）、松山（由火船頭，轉人新馬路，轉左沿南灣街，斜入荷蘭園而上東望洋山頂，再轉左沿若憲馬路直行抵達松山。棄車後登松山，遊二龍喉花園，再冋原處乘車返回）、西望洋（由火船頭，沿河邊新街，人媽閣街馬路，轉左沿鮑公馬路斜上，轉左直上，到山頂下車，登頂後乘車返回）。
　　有關近代澳門遊客的來源地，缺少系統準確的官方或民間統計資料，只能從一些相關零碎資料中去搜索。如1939年何翼雲、黎子雲編著的《澳門遊覽指南》「代售處」翔實列舉「澳門、香港、廣州灣、吉隆坡、八打威、曼谷、仰光、河內、馬尼剌、美洲、澳洲及國內外各埠大書店」，從這些代售處可以大致推測澳門遊客的來源地及輻射範圍，除却國內各埠外，至少涵蓋周邊東南亞衆多重要城市及美洲、澳洲等處，而且爲適應不同語種讀者的需要，一些酒店廣告還提供中文和英語兩種地址。廣東人在澳門遊客中比重最大，「粵省至澳門不遠，澳門中外客商雲集，且多粵民土著，與省城商賈呼吸相通。」盛宣懷設想廣澳鐵路「由澳門造至佛山或三水爲止，並在香山、順德、新會、三水四縣築造枝路」，「此路生意必好」。香港人占據近代澳門遊客中的重要位置，很可能是高檔消費的重要人群。如一則1941年中央大酒店交通部廣告所及濠江交通，只有港澳每日水上往來的時間信息。除了廣東、香港人外，伴隨明朝以來廣東與五嶺以北之間的商路愈發通暢，內地到澳門經商者日益增多，尤以福建、浙江、安徽商人居多。
　　三、「全域旅遊」與近代澳門的城市定位
　　在近代外貿競爭優勢不在的情形下，博彩、鴉片稅收逐漸成爲澳門財政收入的大宗。相比同爲自由港的香港以批租土地爲斂財手段，澳門土地資源匱乏，在外貿增長乏力的情况下，政府轉而深耕以博彩業爲主的行業稅收，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光緒二十五年（1899）拱北海關報告稱，「澳門日漸繁盛。所有房屋産業，於五年內價值倍增。吉屋出租不久，即有居人，擇地建房者，比比皆是。即澳門政府所管之業，如街道、花園與公家閑遊之處，亦日事經營，大加修飾，於以知地方繁盛，固無賴於貿易之消長也。」誠如所言，早於1864年12月，澳葡政府制訂城市改善計劃，又先後成立澳門工務局、澳門城市改善研究委員會負責城市建設相關內容，從而開啓了19世紀80年代的一場綠色革命。隨之，澳葡政府擁有和直接管理街道、花園及公家閑遊處所，加上南灣、工廠、賭場等，成爲遊覽者競相光顧之地，共同構成晚淸以來澳門全域旅遊的早期實踐。
　　爲實現全域旅遊的目標，澳葡政府制訂並實施了諸多方案：首先建立街道網絡。據桑帕約（Manuel de Castro Sampaio）1866年調查表明，澳門半島已編號的公共道路共有526條，其中基督教城區180條、市集100條、沙梨頭86條、望厦83條、聖拉匝祿39條、媽閣24條、西望洋和竹仔室14條，廣場3個、前地18個、街105條、沙灘4個、斜巷28條、小巷23條、巷112條、石級8個、裏149個、圍76個。
　　其次，建設城市交通體系。近代澳門內部及其與外界交通的開拓與改進，直接從介體層面推動了澳門旅遊業的興起和發展。在岐關車路開通以前，澳門與外界尤其經濟腹地意義上的珠江三角洲、西江下遊、西江河口段之間的交通運輸皆依賴水路，曾開闢廣州、香港、新會、開平、中山等周邊市縣往來澳門的多條內河交通航綫，港澳之間乘坐輪船時速11海哩，約需三小時，穗澳之間乘坐輪船約需八小時，來往廣州和香港之間的城際火輪船中途於澳門停留，拖船、輪船、帆船穿行於西江、潭江以及稍遠的雷州半島。輪船歸口公司統一管理，設備完善，服務周到，「有寬闊的甲板，潔淨舒適的客室，頭等（粵人稱西餐室）有單人與雙人兩種房間，票價每人單程港幣三元，雙程五元，可以在船上購買，不必預定」，顯然爲旅客出行體驗增色加分。同時，澳門，通往東亞、東南亞乃至歐美的海上交通，並未因港口條件有限而中止，在《澳門政府憲報》等文獻中時常可見來自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東帝汶、莫桑比克、法國等地的訪客。在公路建設上，1928年初連接澳門與中山石岐間岐關車路的開通，覆蓋了中山縣第一、四、五、六區。內部交通上，澳葡政府在搜取澳門城墻外至關閘領土的過程中，於1847年宣布在這一區域內修築三條馬路：第一條從新開門直達蓮峰廟；第二條是蓮峰山脚下的環行路；第三條從三巴門起，與第一條路連接，經蓮峰廟直達關閘門。在航空建設方面，美太平洋航空，以澳門爲遠東終點，沿途各站建築客舍。在鐵路建設上，雖然廣澳鐵路無疾而終，但以廣州爲中心的華南交通網絡逐漸建立起來，自然也便於遊客出入澳門。
　　再次，近代澳門承載力方面，大量旅店、酒店、飲食店、零售店等配套産業涌現。酒店有東方酒店、澳門酒店、好景酒店、海鏡酒店、興記酒店、中華酒店、利維拉酒店、鏡湖酒店、中央酒店、利爲旅酒店、國際酒店、大華酒店、東亞酒店、國際酒店、五洲酒店、金城酒店等。零售業方面，1935年，香港先施百貨有限公司分公司澳門先施公司開幕，與上海先施公司、廣州先施公司並列，位於十月初五街六間鋪位，以百貨爲主，附屬經營東亞旅店、東亞酒樓及先施樂園。「新公司之布局，與省港滬不同，其鋪面樓下及二樓，開闢爲恢宏廣闊之百貨商場；由三樓起至八樓，則爲東亞酒店；頂層全部，則爲天臺酒樓。樓高視遠，澳門全景，盡收眼底。」而遍布澳門的各種商貿店鋪行口諸如當鋪、找換錢銀鋪、裁縫鋪、鐘錶鋪、藥材鋪、生草藥鋪、雜貨鋪、首飾鋪、打銀鋪、剃頭鋪、娼寮、缸瓦鋪、果子鋪、白鐵店、打銅店、木匠店、台椅店、磋磨店、油漆店、畫相店、麵包店、糖果店、歇店、鞋店、故衣鋪、餅鋪、成衣鋪、打石鋪、棉胎鋪、盤桶鋪、蠟燭鋪、銅鐵鑊鋪、打纜鋪、飯店、酒店、古玩店、鉛錫器鋪、炭鋪、紙料鋪、書札鋪、染料鋪、造被鋪、玻璃鋪、眼鏡鋪、柴草鋪、帽鋪、打鐵鋪、修洋槍鋪、爛鐵鋪等，這些行鋪多爲華人經營，爲旅客提供了諸多便利。
　　何大章、繆鴻基鑒於「世界上有不少城市藉遊樂事業，以維持其城市之經濟生命者」，在1946年出版的《澳門地理》中提出「澳門半島，風景幽美，古迹衆多，且氣候溫和，實爲一最佳之遊樂地，且其地接近廣州、香港各大都市，交通方便，苟能點綴風景，可造成一國際遊覽勝地」。伴隨殖民化、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近代澳門逐漸成爲一個政治體制、社會制度與內地迥然有別的特殊區域，這一區域並沒有真正踐行自由港的理念和政策，反而逐漸發展成爲以畸形消費爲支柱的經濟體。誠如羅香林述及，「葡人數百年來經營其地，通工易事，幣制郵政，以及社會風尚，儼然成一特殊區域，而內地奢靡無度，或作奸犯科者，亦麋集其間」。基於此，澳葡政府有意識地通過旅遊業的打造和形塑，以平衡或消弭烟賭毒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一努力透漏出近代澳門關於城市定位問題的思考和焦慮。澳門離不開「東方蒙特卡羅」式的經濟方式，却又不能僅僅停留於此，現代意義上的全域型旅遊逐漸興起，從而帶動酒店、飲食、娛樂、手信諸種領域。時至今日，澳門「世界旅遊休閑中心」的發展方向，既是對歷史上發展「全域旅遊」的現實回應，又可以說是基於各種主客觀條件和國內外形勢的準確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