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動態清零」防疫策略下，核酸檢測已經成爲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也因此成就了第三方醫學檢驗行業。從行業龍頭來看，2020年，金域醫學的淨利潤同比增長275%，迪安診斷營收衝破百億，達到歷年最高值。這兩家公司均已上市，而檢測行業三大巨頭的另一家艾迪康，也在2021年遞交了上市申請。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詢公司的數據顯示，中國第三方醫檢市場規模已從2016年的117億元增長至2020年的198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爲14%。
　　在歐美，商業醫檢機構已經是醫學檢驗的主力軍，早已發展成熟，但在中國，這一行業的發展只有20多年的歷史。當新冠帶來的紅利逐漸退去，第三方醫學檢驗如何擺脫粗放式發展、承擔起行業創新的責任，將是持續的考驗。
　　醫改的産物
　　1988年，金域醫學董事長梁耀銘從廣州醫學院畢業後留校工作不久，學校新辦的企業「廣州醫學院醫學檢驗中心」開始出售檢驗試劑，有了一定知名度。陸續有中小醫院的醫生把一些標本送該中心來檢驗，需求的增加，讓梁耀銘萌生了做醫學檢驗服務的想法。
　　1994年，金域開始探索醫學檢驗外包服務。當時，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還是廣州醫學院院長。梁耀銘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鐘院士聽到金域發展的情况，他也認爲這是好事情，幷對金域醫學第三方醫檢這一新生事物的發展給予了絕對支持。」
　　和合診斷集團總經理劉志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爲醫療機構和患者提供服務的醫療産業，包括三大板塊：藥品、器械耗材（包括影像學）和檢驗。在國內，前兩個産業發展歷史較爲悠久，相比之下，檢驗行業的開放比較晚。
　　第三方醫學檢驗機構，是依托獨立醫學實驗室，爲各類醫療機構提供醫學檢驗及診斷外包的服務形式，在行業內被簡稱爲ICL。第三方檢驗機構處在醫學檢測行業産業鏈的中游，它的上游是檢驗試劑和儀器生産商，下游是醫院、體檢機構、個人等需求方。
　　在美國，獨立醫學實驗室誕生於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1980年代美國的醫改和醫療控費，促使這一行業迅速發展。根據2019年的數據，在院外檢測市場中，商業實驗室占比54%，兩大龍頭機構Quest和LabCorp占據行業約46%的市場份額。其中，於1996年上市的Quest爲全球最大的第三方醫檢機構。
　　2003年，廣州金域醫學檢驗中心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從2007年起，聯想控股旗下基金公司參與了該公司的多輪融資。2011年金域基本完成連鎖布局，是目前國內市場份額最大的第三方醫學檢驗機構。
　　差不多同一時期，日後成爲業內另一家龍頭企業的迪安診斷，從代理銷售羅氏的PCR試劑耗材起步，於2004年也涉足第三方醫學檢驗。PCR全稱聚合酶鏈式反應，是最成熟的分子診斷技術。當金域醫學、迪安診斷、艾迪康等企業瞄準醫院檢驗項目的外包需求時，以華大基因、博奧生物、達安基因爲代表的第一代基因檢測公司也在世紀初誕生，這些企業則是以技術爲突破口，切入醫學檢驗領域。
　　但在1999年前後，華大基因等機構只能以科研的名義涉足該領域，要等到10年後，它們的商業服務才得到合法「身份證」。2009年，中國啓動了新一輪的醫療深化改革。這一年12月，原國家衛生部頒布《醫學檢驗所基本標準（試行）》，在醫療機構類別中增設「醫學檢驗所」，將獨立醫學實驗室定義爲醫療機構。
　　劉志剛說，業內將該文件視爲國家發展第三方檢驗機構的第一個政策性文件。因爲有了這個政策，社會資本、民營資本或者機構，就可以申請醫療機構執業許可了。
　　2015~2017年，一系列關於分級診療、醫保控費的文件相繼下發，醫療服務價格成爲醫改重點。同時，鼓勵獨立醫學實驗室發展的政策也在相關文件中被頻繁提及。2015年6月的一次國務院會議上提出：以公建民營、民辦等方式建立區域性檢驗檢測中心，面向所有醫療機構開放。這被視爲行業熱潮序幕被拉開的另一個重要信號。
　　依據最初的政策，劉志剛說，ICL機構的准入門檻比較高，比如規定每300萬人口才能設置一個第三方醫學檢驗所，投資和人員都有相應要求，當時的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也很難拿。但在2015年之後，隨著政策放開，限制變少，醫檢所遍地開花。以北京爲例，從2004年到2014年的10年間，醫檢機構每年的新增都在5家以下，但在2015年突然增加23家，2016年又新增30家。
　　2015年，全國第三方檢驗實驗室不到200家，到現在，這類機構至少有1600家以上。也就是差不多這一時期，高特佳投資執行合夥人王海蛟開始注意到這個領域，幷投資了一些企業。
　　王海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醫改中，醫保控費是大趨勢，再加上人口老齡化的壓力，醫療機構爲進一步降低成本，會更傾向於將檢測業務外包。另一方面，分級診療强調將病人留在基層，但對於基層醫療機構來說，因爲門診量小，自建檢驗科不划算，第三方檢驗機構的規模效應更加凸顯。而一些三甲醫院，雖有實力開展高端檢驗項目，但如果樣本量不够，也會造成浪費與經濟不合算。
　　原國家衛計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以2016年爲基數推算，2016~2020年間，第三方醫學檢驗機構可節省的檢驗花費依次爲104億元、137億元、176億元、221億元、274億元。
　　另一方面，第三方醫檢機構也能提供更全的檢測項目，比如，金域醫學能滿足2700多種檢測項目需求，但大部分三甲醫院只能提供700~800種，基層醫院則只有300~400種。
　　在檢驗醫學市場，血常規、尿常規、生化檢測、化學發光等檢測屬於常規檢測，在基層和中等醫院可以開展；而以分子診斷爲代表的基因診斷、特色檢測項目屬於高端檢測，一般是大醫院開展，前者也被稱爲普檢，後者被稱爲特檢。尤其是在特檢方面，ICL機構優勢更爲明顯。
　　疫情將行業從低谷帶向高光
　　政策放開之後，第三方醫檢從2015年開始進入快速擴張期，但除了頭部企業，大部分公司的經營可說是慘淡。顧軍在一家三甲醫院檢驗科工作了20來年，最近在一家爲ICL做信息系統的公司工作。他回憶說，在2020年之前，第三方醫檢機構已經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野蠻生長。當時，只要有一些醫療方面的資源，有些人就想著辦一個，先搶到牌照再說，技術、設備和人力都不是太大問題，但在實際運營中發現，搶不到市場，經營出現困難。
　　2019年，全國有1300~1500家第三方醫檢機構，但頭部企業金域醫學與迪安診斷的市場份額加起來就占了47%，形成行業高度集中的寡頭壟斷格局。開拓醫院渠道幷沒有那麽容易。劉志剛說，有人認爲這是片藍海，但其實它的技術壁壘比較高，實現盈利需要一定的周期。到疫情之前，大約只有10%的企業生存得還不錯，剩下的都舉步維艱。
　　另據媒體報道，2018年初，帶牌照的檢驗實驗室轉讓、收購價格高達1000萬元，而且不好搶，但到了2019年下半年的低谷期，第三方實驗室轉讓報價400萬元還無人問津。
　　對於以「規模經濟」爲核心優勢的ICL機構來說，新冠疫情帶來的大量訂單，成爲這個行業業績的分水嶺，讓很多公司起死回生。全民核酸檢測，不需要各家企業搶生意，每家都能「吃飽」，北京一家曾參與新發地疫情核酸檢測的ICL負責人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基本上只要在北京、有資質，就能分到量。
　　爆發式增長，是疫情這兩年來很多第三方醫檢公司財報的真實寫照。以金域醫學爲例，在2019年之前，金域醫學的營收增長相對平緩，增速基本維持在15%~20%之間。2017~2020年，金域醫學營業收入分別爲38億元、45億元、53億元和82億元，淨利潤分別爲2億元、2.55億元、4.15億元和15億元。因爲核酸檢測收入激增，2020年，金域在營業收入和淨利潤兩個財務指標上，比前一年分別增長56.5%和279%。
　　疫情拯救了已連續三年業績下滑的華大基因。2017年至2019年，華大基因總營收增速從22.50%下滑到10%；2019年，其淨利潤同比下降28%，出現負增長。同時提供新冠檢測産品和檢測服務的華大基因，是最早一批吃到疫情紅利的企業。2020年，華大基因的營收突破84億元，同比增長200%，而此前三年營收均未超30億元，而2020年的淨利潤，則同比增長656%。
　　還有一些公司「專爲新冠而生」。僅從北京來看，根據北京市衛生健康委統計，在2020年年中的新發地疫情暴發之後，北京可開展核酸檢測的機構由之前的98家，激增至後來的200餘家。
　　多位專家指出，新冠疫情中，第三方檢驗機構比醫院更靈活，能快速調配人、財、物，協助完成大規模核酸檢測任務，是傳染病防治中的重要力量。中國醫藥衛生文化協會分會長申子瑜曾指出，第三方醫檢機構平時不需要國家財政預算支撑，可以「平戰結合」，是最好的檢測力量戰略儲備。在疫情初期，第三方檢驗機構也是最早完成新冠病毒基因測序的一類實驗室。
　　第三方醫檢機構也被認爲是中國檢測技術引領、普及的火車頭。王海蛟舉例說，當科學家或者藥企發現，某種生物標志物對疾病的診斷、對某類藥物的應答有很强的關聯，而《醫療機構臨床檢驗項目目錄》還未將其納入，無法在醫院開展時，就需要華大基因這樣的第三方公司進行檢驗、測試。基於大量的樣本，將科學發現進行驗證，繼而把診斷試劑、設備固定下來，變成臨床中的醫療器械，成爲下一個普檢的門類。
　　投資了很多新冠相關醫療企業的普華資本董事總經理何騰龍也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新的檢驗需求，只有ICL機構能滿足，因爲前沿的檢驗項目發展爲診斷試劑産品，需要一個周期。因此，第三方醫學檢驗服務機構的發展，既有經濟價值也有社會價值。
　　新冠疫情還帶來了大量的資本，催生了新的上市公司。比如，就在2021年4月，北京智德醫學檢驗所宣布完成2000萬元Pre-A輪融資；6月，ICL巨頭之一、艾迪康遞交了招股說明書，走上了上市之路。9月，蘭衛醫學在深交所上市，該公司提供醫學檢驗、病理診斷服務，也代理國內外體外診斷産品。
　　擅長嗅「風口」的互聯網公司，近來也動作頻頻。2020年12月，上海微荷醫學檢驗所成立，注册資本100萬元，經營範圍包括檢驗檢測服務、醫療服務、醫學研究和試驗發展等。微荷醫學由小荷健康科技公司100%控股，後者爲字節跳動的全資子公司。2021年10月15日，迪安診斷與百度健康在北京簽訂戰略合作協議，雙方表示將整合各自優勢資源，提供健康管理、疾病診斷與管理、檢驗科普教育、預約檢驗等服務。
　　疫情短期內無法結束，常態化防疫將會持續爲第三方醫檢機構帶來訂單。但比起疫情初期，隨著定價大幅下降，現在核酸檢測的錢已經不那麽好掙了。2021年，華大基因增速放緩。第三季度財報顯示，公司淨利潤爲3.28億元，同比下降69%。華大基因解釋，下降原因是全球新冠核酸試劑和檢測單價下降。
　　在政府對試劑進行陽光采購後，檢測服務指導價不斷下調，如果達不到一定的檢測數量，核酸檢測業務就會虧損。卡尤迪董事長李響曾算過，每天至少五百多例以上才能達到盈虧平衡點。增設一個檢測實驗室，需要的成本包括實驗室建造、防護服、人力、耗材等等，而在一些地方，現在核酸檢測的價格已經降至個位數。
　　此外，在新冠疫情的刺激下，原本門檻比較高的基因擴增實驗室，正在許多基層醫療機構裏建立起來。2020年8月，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提出，到當年9月底前，縣域內至少一家縣級醫院具備核酸采樣和檢測能力。再加上P3實驗室、公衛中心等醫療新基建，都會對那些無法開展高新診斷技術的ICL機構造成衝擊。
　　一個業內常識是，僅靠新冠檢測業務無法實現長足發展，第三方醫檢仍然要回到常規業務，比如腫瘤、生殖健康、感染性疾病等診斷産品。一旦回到常規業務，行業難開拓渠道、發展不穩的問題便日漸暴露。
　　「疫情結束以後，一定會有一些泡沫會破裂，主要是那些沒有自己主營業務，或者主營業務還不成熟的企業。」劉志剛說。
　　未來市場空間在哪里
　　長遠來看，很多分析機構和行業人士認爲，隨著人們在健康領域的投入增加，檢驗和診斷需求量上漲，以及新技術的進步，中國的第三方醫學檢驗，還會有更大的市場空間。
　　王海蛟比較看好ICL的前景，因爲觀念的轉變會帶來診斷服務量的整體提升。「我們過去是治療爲主導，對於診斷投入得比較少。未來其實更多是需要判斷你是什麽病，再對症下藥，而不是先治一下試試，不行再去做檢測。」
　　一串常被業界引用的數字是，2020年，中國醫療機構委托第三方醫學檢測的外包率約爲6%，明顯低於日本的60%、歐洲的50%和美國的35%。但是，多位受訪對象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達不到歐美日那麽高的滲透率。
　　以美國來說，顧軍認爲，美國的分級診療做得比較好，大部分人就診，首先是找家庭醫生或者私人醫生，這些全科醫生不能自己做檢測，會讓病人去第三方機構。如果中國的分級診療沒有辦法開展得這麽深入，第三方醫學檢驗機構的想像空間幷沒有那麽大。
　　一些券商曾認爲，中國第三方醫檢機構也會像美國那樣，市場潜力很大。但何騰龍指出，即便是幾家龍頭企業，也不大可能達到美國Quest這種公司的規模，一個原因是中國大醫院檢測樣本量最大，而它們外送率沒有那麽高，能自己開展的就自己做，哪怕有時候這樣幷不太經濟划算。另一方面，檢驗科現在也是醫院新的利潤中心。
　　作爲一個只有20多年發展歷史的行業，第三方醫檢遠不能算作成熟。尤其是在近幾年的狂奔之下，不時被曝光有違規行爲。「整體還是比較粗放的。」何騰龍評價，第三方醫學檢驗機構掙的是「辛苦錢」，大量一綫檢驗工作，有點「勞動密集型」的意味。
　　2019年，顧軍從醫院辭職之後，有很多第三方醫學檢驗所向他拋來了橄欖枝。但是，他後來想了想，都回絕了。一大原因就是顧慮到行業當中可能會有一些不合規的現象。
　　據他觀察，因爲提供的檢驗服務差異性不大，所以搶占市場就關乎到企業的生死存亡，這就使得這類機構中，有些公司更看重市場人員而不是技術人員。一位從業五年的某家第三方醫檢所部門負責人也曾撰文指出，獨立醫學實驗室營銷人員比實驗室人員多，而且，普遍存在無資質人員擔任檢驗員的情况。
　　2018年，上海市、區衛生計生監督機構聯合上海市臨床檢驗質控中心對上海市第三方醫學檢驗機構開展了監督檢查。發現63家第三方醫學檢驗機構中，18家機構存在依法執業方面的問題，主要包括未經備案開展臨床基因擴增技術、聘用非衛生技術人員從事醫學檢驗、醫療廢物管理不符合要求等違規現象。
　　高禾投資研究中心在2021年5月的分析報告中寫道，第三方醫學檢驗行業魚龍混雜，發展水平參差不齊，90%以上規模較小。普遍存在著産品取樣無法標準化、物流運輸質量缺乏把控、待檢驗樣本質量管理存在監管缺失等問題。
　　顧軍說，特檢業務的項目很多、很雜，有些機構就渾水摸魚，「生意是一門好生意，亂也確實够亂」。比如，在第三方醫檢機構向「C端」（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商業模式）發展時，就存在一種非嚴肅醫療的檢測服務：消費級基因檢測。只要向公司回寄唾液或者糞便樣本，便可一窺天賦、代謝、肥胖易感性等「基因密碼」。但這類産品更多是消費和娛樂性質，而非醫療屬性。
　　ICL的門檻看上去不高，但運營管理的難度很大，王海蛟强調，作爲醫療服務機構，質量是生存綫，不存在試錯的機會。顧軍則注意到，行業經歷快速擴張後，現在一些頭部企業開始協助政府在制定一些價格體系、准入規定和行業標準，往規範化方向走，「就像帶量采購一樣，只有參與的玩家足够多，才能設定游戲規則」。
（彭丹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