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年輕人埃文‧聖地亞哥（Evan Santiago）還記得自己找工作時的窘迫。
　　從2020年3月開始，他每天申請7到10份工作，同時，接到三四次拒絕。「這太令人沮喪了，聖地亞哥說，像他這般的大學生，剛畢業，「睜大眼晴準備迎接新世界」，結果却頻繁遭到拒絕，「你真的會産生强烈的自我懷疑」。
　　在美國，這樣的年輕人，也正變得越來越多。曾經最受年輕人歡迎的互聯網大廠，正在削減工作機會，而年輕的求職者們，在職業選擇上，也不得不變得更保守起來——一如很多中國年輕人所感受到的那樣。
　　面對「高度不確定性的未來」
　　感受到工作難找，聖地亞哥絕對不是少數派。
　　因爲疫情和經濟環境影響，美國的工作變得比以前少了。
　　經合組織（OECD）就業、勞工和社會事務局的一項研究結果則認爲，新冠疫情對美國年輕人就業的沖擊要遠比其他群體大。
　　在疫情最嚴峻的時段，美國16-25歲年輕人失業率的增幅，遠高於25-54歲的群體。OECD勞動力市場分析專家加內羅（Andrea Garnero）認爲，2020年上半年，是美國就業受疫情衝擊最嚴重的時段。這期間，失業最多的就是16-25歲青年就業者，因爲他們集中就業的零售業、酒店業受衝擊最嚴電。
　　這可能令很多人感到意外。
　　據統計，美國16-25歲的年輕職場人，約1/4栖身休閑和酒店服務業，而在受疫情衝擊最甚的2020年2月-5月，該行業就業率一度大蝠下降41%。
　　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PI）專家古爾德（Elise Gould〉和卡薩（Melal Kassa）通過長期專業性研究得出結論，認爲疫情背景下，美國青少年「職場人」而臨的局勢「喜憂參半」，不得不而對「高度不確定性的未來」。
　　裁員的刀，落在誰頭上？
　　在美國，大型企業、製造業和新興初創企業，無疑是就業市場最大的穩定劑。
　　但在疫情衝擊下，這些企業紛紛收縮了崗位數量，同時還大量裁減固定雇員數量。裁員「屠刀」針對的重點目標人群，是那些稚氣未消的「職場菜鳥」們——顯然，在這些企業看來，職場新人的工作能力，相較成熟雇員要遜色得多。
　　一些分析家提醒人們關注「數據的盲區」：「就業不足」（underemployed）。
　　所謂「就業不足」，即理論上有工作，但實際上從事的是兼職、零工，且每周只有少數時間有活可做。
　　在疫情最嚴重的2020年上半年，「就業不足」的16-25歲年輕職場人占比逾1/3，25歲以上「職場人」中存在「就業不足」；的比率還不到1/5。
　　顯然，在這些經濟分析家看來，處於經濟衰退期，年輕職場人受傷害的程度，要比其他群體更大。
　　新手求職，越來越難
　　與國內的互聯網大廠現象類似，自上世紀末「第四次浪潮」和本世紀初「IT革命」以來，美國「無烟産業」和初創企業迅速崛起，取代傳統的大公司、大製造業企業，成爲穩定高薪工作的最可靠來源，也成爲高學匹靑年求職者心罔中的「就業目標」。
　　這令美國青年就業情況出現「兩頭大、中間小」的獨特格局：
　　•從事服務零售等低薪、低專業性工作的多；
　　•從事「無烟産業」「高級自由職業」，以及創辦或躋身高科技初創企業的多；
　　•願意進入「穩定但升值機會不多」的傳統大企業的少。
　　正如一些美國社會學家所言，疫情到來前，即將貧入職場的美國年輕人，要麽直接憧憬髙薪髙回報、工作時間彈性大的「無烟産業」和初創企業，要麽寧可先打幾年低薪工，再找機會重返校園「充電」，日後再找機會進入上述「目標行業」。他們對成為大企業、傳統製造業員工的興趣日漸減弱。
　　疫情和經濟結構轉型的衝擊，讓年輕人這種「啞鈴型」的就業圖譜受到嚴峻挑戰：低薪、低專業性工作不確定性增大，「後製造業」「後大企業」時代的「精英崗位」更多留給經驗豐富的職場老手，對青年、尤其初入職場者越來越苛刻。至於原本就緩慢走在下降通道的傳統大企業，面對經濟和成本壓力，他們當然會格外精打細算，避免成爲吃力不討好的「社會有償代培機構」。
　　「臨時崗位高薪化」的誘惑
　　面對不確定性的經濟環境，美國企業提供的臨時性工作越來越多。而且，他們也願意爲此付出更高的時薪。
　　以匹茲堡一家游樂園爲例，他們提供的臨時崗位，時薪由2020年的9美元，提高到13美元。這自然吸引了很多年輕人。
　　不過，人們也恰恰擔心，這種臨時性高薪職業，可能給年輕人帶來糟糕影響。
　　2021年5月30日，美國《紐約時報》刊出一篇文章：《青少年，美國最幸運就業者？》，不無擔心地指出，大量美國青少年因爲沒完沒了的「在綫學習」和「校園封閉」，加上大量新增的低專業性工作和「臨時崗位高薪化」的誘惑，紛紛放弃繼續學業和「充電」，迫不及待地以「職場半成品」身份殺入職場，從長遠而言，這對靑少年的職場前途是非常不利的。
　　美國懷俄明州托靈頓高中校長克裏斯滕森（Chase Christensen）2020年8月發現，學校中超過10人長期曠課，被大幅提高了時薪的療養院和采石場吸引去打工，另有5名11和12 年級學生因去游樂場打工索性退學。
　　這位校長憂心忡忡地表示，這些臨時性高薪職業正把越來越多原本就對「十年寒窗苦」心猿意馬、心智尚不成熟的孩子提前拉人「早就業」的叵測深潭，分散了這些年輕學生的注意力，浪費了他們一生中最適合學習和「自我升值」的寶貴時間窗口。
　　在一些專家看來，這才是疫情對年輕一代影響最大的地方。
　　喬治敦大學教育和勞動力研究中心主任卡內維爾（Anthony P. Camevale）就認爲，役情對校園、教育和「再教育」的衝擊，將很大程度上壓縮這一代美國年輕人的教育「充值」空間。隨著職場和社會恢復常態，大銦鹿主更願雇用成熟職場人，講至寧願返聘退休者，而不願冒險給初出茅廬的「職場菜鳥」提供機會。加之，疫情管控放鬆後，外籍低端勞工會再次湧入美國市場，原本受臨時高薪職位吸引的年輕人，很可能會失去他們的工作。
　　最糟糕的情況，還在後面？
　　據一份研究報告顯示，美國歷次大蕭條和疫情等非常時期，都對大學及以上畢業生的職場發展構成致命影響。
　　因爲他們較常規年份更難獲得一個良好的職場起步機會，這往往令他們在未來相當長時間裏陷入低薪、低專業性崗位的惡性循環而不能自拔。
　　即便等到經濟復蘇，已經「輸在起跑綫」上的年輕人也變成了夾心層——很難趕上前輩過去的成績，也難以抵擋後輩上進的步伐。
　　斯坦福經濟政策研究所教授Schwandt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科學部教授Wachter曾聯合做過一項就業市場研究。結果發現，在經濟低迷時期入職的「菜鳥」中，有兩個群體在日後經濟復蘇期最難「鹹魚翻身」：非白人和高中輟學求職者。
　　因此，在美國絕大多數就業問題專家看來——無論他們對年輕人的就業問題持樂觀還是悲觀態度，有一個共識是，疫情下進入職場的年輕一代，未來注定只能把工作機會更多寄托在小企業身上，「屬於大企業的時次，無論如何一去不返了」。
（陶短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