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春博企自營貴賓廳大有「斬獲」說開去

  在新春假期後,「永利澳門」發出業績報告,謂近期澳門博彩業的復甦情況理想,「永利澳門」在農曆新年期間,中場投注額按年增長百分之三十四,復甦至二零一九年約六成的水平。而且,該公司直營貴賓廳的轉碼數更按年急增一點七五倍,相當於回復到疫情前百分之八十八的水平。「永利澳門行政總裁兼執董Craig Billings透露,部分過去光顧中介人的貴賓廳賭客,已轉為直營貴賓廳和高端中場的賭客。
  另有消息顯示,在春節假期期間,前貴賓廳顧客回流到自營貴賓廳及高端中場,帶動相關業務加快復甦。有業者估計,在剛過去的春節黃金周,在各地疫情防控呼籲下,訪澳旅客不算多,前貴賓廳顧客有回流,但數量不算太多,估計近兩成顧客回流到博企的自營貴賓廳及高端中場。由於大部分外判式的貴賓廳已退出市場,前貴賓廳顧客需直接轉向博企自營的貴賓廳或高端中場參賭,行業趨勢走向拉斯維加斯的模式。過去的經營模式中,貴賓廳與博企建立合作關係,貴賓廳以自己的財政基礎向顧客提供借貸,轉碼數額較大,對政府稅收拉動收用較高。如今顧客轉向博企的直營貴賓廳,博企會否為顧客提供轉碼借貸值得關注。因當中涉及追債等風險,需要觀察行業未來的運作模式。
  此顯示,貴賓廳仍然「有得做」,但必須是在博企所持有的建築物之內,而且最好是由博企自行經營。因為撇除了外判,而此前的外判式貴賓廳所衍生的種種弊端,尤其是到內地組織內地居民出境參賭,觸犯《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百零三條「組織中國公民出國(境)賭博罪」,以及地下錢莊、過度借貸等問題,將會大為減少以至是完全消失,而且跨境資金流動受到嚴謹監管,旅客從「自由行旅遊、探親等正常渠道往返屬於「一國兩制」下的澳門,順道「自行」進入澳門各賭場「小賭可怡情」地娛樂一番,而其中一些注重個人隱私,也不喜歡喝雉呼盧、大聲喧嘩的高額投注者,則可在各博企自營的貴賓廳或高端中場中娛樂。因而就可避開各種相關弊端,回到當初國家允許澳門經營博彩業,但不能戕害內地的經濟及社會民生的初衷,並能有力地促進澳門經濟多元適度發展,將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這是符合傅自應日前在澳門中聯辦主任新春酒會致詞提出的「要築牢澳門發展的根基,在同心抗疫、復蘇經濟的同時,推動博彩業健康有序發展,積極探索多元産業培育,努力形成合理産業布局,爲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打下穩固基礎」的要求,尤其是其中的「推動博彩業健康有序發展」的。而且也是對過去澳門博彩業以貴賓廳和衛星賭場、沓碼仔等主要形式促成的「無序擴張」、「野蠻生長」畸形現象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並較好地配合中央的「行業整頓」的部署。
  貴賓廳是澳門博彩業的特色,曾經是舉世獨一無二的形式制度,亦即澳門是博彩業貴賓廳制度的鼻祖。雖然近年來在澳門周邊地區如韓國、菲律賓、新加坡等,也引進了貴賓廳制度,但貴賓賭廳制度的發明、設計和正宗經營地,非澳門莫屬。不過,「賭王」何鴻燊創辦的「澳娛」,在一九七六年引進「賭團」制度,第一批賭團來自泰國,成為「貴賓廳」業務的雛型時,貴賓廳是由「澳娛」自行經營的,因而後來為了與外判式的貴賓廳區隔,將之稱為「「公司廳」。而引介「賭團」到貴賓廳參賭的「中介人」,只是負責組織和介紹「豪賭客」,以收取佣金,並不提供其他服務。所有招待性的服務,包括船票、酒店住宿等,都是由「澳娛負責,而且並沒有向「豪賭客」提供借貸服務尤其是發放高利貸。「中介人」雖然也有組織客源的行為,但對象主要是東南亞國家、香港地區和台灣地區的客人,而絕對沒有到中國內地招徠客人,而且不提供「沓碼服務」,更沒有「一條龍服務」,除了客人之外,只是「只帶兩疏蕉──兩手空空」。因而不會與內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利益發生衝突,更沒有出現澳門博彩業「無序擴張」、「野蠻生長的問題。
  但在一九八六年,由于內中複雜的原因,當時的澳葡當局决定,允許「澳娛」將賭權業務外判經營,「中介人貴賓廳」即「賭廳」就此應運而生。從此以後,不少有錢有勢的商人,甚至包括一些江湖人士,便奔赴濠江開設賭廳,有的更是承包了多間賭廳形成「賭廳集團」。「中介人貴賓廳」深度改變了澳門博彩業,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成了澳門博彩收入來源的支柱,手握大量豪客、市占率高的貴賓廳主們,十分强勢,連牌主也要仰仗他們。據統計,「中介人貴賓廳」的收入占疫情之前澳門博彩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但是,卻因為「沓碼仔」從內地組織內地居民到澳門參賭,從而引發許多問題,包括嚴重干擾肅貪倡廉的鬥爭,造成資金外流,甚至掏空經濟。而且還在客觀上引發周邊國家瘋狂興建賭場,吸引中國遊客前往參賭,對國家的共同富裕及廉政建設,造成極大的困擾。
  現在,在時隔三十多年之後,「中介人貴賓廳模式走進了歷史,行業又將回到只有博企持牌人才能開設賭廳的局面,形成是一個輪回。這已是澳門博彩業未來健康有序發展的正確方向。
  在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進行過程中,對被認定「不擁護,不效忠」的參選人實施「DQ」其參選資格,在立法機關領域基本實現「愛國者治澳」。但如要真正實現「賢能愛國者治澳」,除了是強調能力之外,還必須在不涉及政治的經濟等社會民生等議題上,不能將個人、團體的利益置於特區、國家的利益之上。
  然而,在立法會細則性審議《博彩法》法案時,承審委員會的成員中,有某些與賭博利益法相關的議員,固然是「據理力爭」,而且不是該委員會成員的某些議員,包括本身就是「博企」業者,也包括是衛星賭場、貴賓廳的「代理人」,也前往旁聽,表達關心。並提出與政府提交法案不同甚至相悖的意見,似有「施加壓力」之嫌。
  有不同意見,當然可以提出,這正是「民主決策」的體現。但應以大局為重,那些與特區政府以至可能是中央政府的改革原意相扞格的「利益」訴求,就不宜「亮相」。「衛星賭場」的過渡固然是要妥善處理,但相關訴求如果過度過濫,就不是「賢能愛國者」的應有表現了。須知道,「衛星賭場」如同雨後春筍般興起,就是「無序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這是與「健康有序發展」的要求相抵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