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春假期後，「永利澳門」發出業績報告，謂近期澳門博彩業的復甦情況理想，「永利澳門」在農曆新年期間，中場投注額按年增長百分之三十四，復甦至二零一九年約六成的水平。而且，該公司直營貴賓廳的轉碼數更按年急增一點七五倍，相當於回復到疫情前百分之八十八的水平。「永利澳門行政總裁兼執董Craig Billings透露，部分過去光顧中介人的貴賓廳賭客，已轉為直營貴賓廳和高端中場的賭客。
　　另有消息顯示，在春節假期期間，前貴賓廳顧客回流到自營貴賓廳及高端中場，帶動相關業務加快復甦。有業者估計，在剛過去的春節黃金周，在各地疫情防控呼籲下，訪澳旅客不算多，前貴賓廳顧客有回流，但數量不算太多，估計近兩成顧客回流到博企的自營貴賓廳及高端中場。由於大部分外判式的貴賓廳已退出市場，前貴賓廳顧客需直接轉向博企自營的貴賓廳或高端中場參賭，行業趨勢走向拉斯維加斯的模式。過去的經營模式中，貴賓廳與博企建立合作關係，貴賓廳以自己的財政基礎向顧客提供借貸，轉碼數額較大，對政府稅收拉動收用較高。如今顧客轉向博企的直營貴賓廳，博企會否為顧客提供轉碼借貸值得關注。因當中涉及追債等風險，需要觀察行業未來的運作模式。
　　此顯示，貴賓廳仍然「有得做」，但必須是在博企所持有的建築物之內，而且最好是由博企自行經營。因為撇除了外判，而此前的外判式貴賓廳所衍生的種種弊端，尤其是到內地組織內地居民出境參賭，觸犯《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百零三條「組織中國公民出國（境）賭博罪」，以及地下錢莊、過度借貸等問題，將會大為減少以至是完全消失，而且跨境資金流動受到嚴謹監管，旅客從「自由行旅遊、探親等正常渠道往返屬於「一國兩制」下的澳門，順道「自行」進入澳門各賭場「小賭可怡情」地娛樂一番，而其中一些注重個人隱私，也不喜歡喝雉呼盧、大聲喧嘩的高額投注者，則可在各博企自營的貴賓廳或高端中場中娛樂。因而就可避開各種相關弊端，回到當初國家允許澳門經營博彩業，但不能戕害內地的經濟及社會民生的初衷，並能有力地促進澳門經濟多元適度發展，將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這是符合傅自應日前在澳門中聯辦主任新春酒會致詞提出的「要築牢澳門發展的根基，在同心抗疫、復蘇經濟的同時，推動博彩業健康有序發展，積極探索多元産業培育，努力形成合理産業布局，爲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打下穩固基礎」的要求，尤其是其中的「推動博彩業健康有序發展」的。而且也是對過去澳門博彩業以貴賓廳和衛星賭場、沓碼仔等主要形式促成的「無序擴張」、「野蠻生長」畸形現象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並較好地配合中央的「行業整頓」的部署。
　　貴賓廳是澳門博彩業的特色，曾經是舉世獨一無二的形式制度，亦即澳門是博彩業貴賓廳制度的鼻祖。雖然近年來在澳門周邊地區如韓國、菲律賓、新加坡等，也引進了貴賓廳制度，但貴賓賭廳制度的發明、設計和正宗經營地，非澳門莫屬。不過，「賭王」何鴻燊創辦的「澳娛」，在一九七六年引進「賭團」制度，第一批賭團來自泰國，成為「貴賓廳」業務的雛型時，貴賓廳是由「澳娛」自行經營的，因而後來為了與外判式的貴賓廳區隔，將之稱為「「公司廳」。而引介「賭團」到貴賓廳參賭的「中介人」，只是負責組織和介紹「豪賭客」，以收取佣金，並不提供其他服務。所有招待性的服務，包括船票、酒店住宿等，都是由「澳娛負責，而且並沒有向「豪賭客」提供借貸服務尤其是發放高利貸。「中介人」雖然也有組織客源的行為，但對象主要是東南亞國家、香港地區和台灣地區的客人，而絕對沒有到中國內地招徠客人，而且不提供「沓碼服務」，更沒有「一條龍服務」，除了客人之外，只是「只帶兩疏蕉──兩手空空」。因而不會與內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利益發生衝突，更沒有出現澳門博彩業「無序擴張」、「野蠻生長的問題。
　　但在一九八六年，由于內中複雜的原因，當時的澳葡當局决定，允許「澳娛」將賭權業務外判經營，「中介人貴賓廳」即「賭廳」就此應運而生。從此以後，不少有錢有勢的商人，甚至包括一些江湖人士，便奔赴濠江開設賭廳，有的更是承包了多間賭廳形成「賭廳集團」。「中介人貴賓廳」深度改變了澳門博彩業，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成了澳門博彩收入來源的支柱，手握大量豪客、市占率高的貴賓廳主們，十分强勢，連牌主也要仰仗他們。據統計，「中介人貴賓廳」的收入占疫情之前澳門博彩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但是，卻因為「沓碼仔」從內地組織內地居民到澳門參賭，從而引發許多問題，包括嚴重干擾肅貪倡廉的鬥爭，造成資金外流，甚至掏空經濟。而且還在客觀上引發周邊國家瘋狂興建賭場，吸引中國遊客前往參賭，對國家的共同富裕及廉政建設，造成極大的困擾。
　　現在，在時隔三十多年之後，「中介人貴賓廳模式走進了歷史，行業又將回到只有博企持牌人才能開設賭廳的局面，形成是一個輪回。這已是澳門博彩業未來健康有序發展的正確方向。
　　在第七屆澳門立法會選舉進行過程中，對被認定「不擁護，不效忠」的參選人實施「DQ」其參選資格，在立法機關領域基本實現「愛國者治澳」。但如要真正實現「賢能愛國者治澳」，除了是強調能力之外，還必須在不涉及政治的經濟等社會民生等議題上，不能將個人、團體的利益置於特區、國家的利益之上。
　　然而，在立法會細則性審議《博彩法》法案時，承審委員會的成員中，有某些與賭博利益法相關的議員，固然是「據理力爭」，而且不是該委員會成員的某些議員，包括本身就是「博企」業者，也包括是衛星賭場、貴賓廳的「代理人」，也前往旁聽，表達關心。並提出與政府提交法案不同甚至相悖的意見，似有「施加壓力」之嫌。
　　有不同意見，當然可以提出，這正是「民主決策」的體現。但應以大局為重，那些與特區政府以至可能是中央政府的改革原意相扞格的「利益」訴求，就不宜「亮相」。「衛星賭場」的過渡固然是要妥善處理，但相關訴求如果過度過濫，就不是「賢能愛國者」的應有表現了。須知道，「衛星賭場」如同雨後春筍般興起，就是「無序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這是與「健康有序發展」的要求相抵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