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我從外交學院畢業後進入外交部西歐司，被安排到北京城外交部街33號院內辦公。外交部街33號院是新中國外交部成立後的第一個辦公地址，給我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首個部址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後，華北人民政府和以葉劍英爲主任、王炳南爲副主任的中央外事組進駐外交部街33號院開展工作。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開國大典上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周恩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公告》向各國政府宣布：「本政府爲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這是新中國的第一份外交公告，也是新中國對外關係基本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雛形和基石。
　　周恩來當天即以外長名義具《公函》，向世界各國政府送達毛澤東的《公告》，並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同世界各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是需要的。可見，新中國的外交部與共和國是同一天誕生的，而新中國的外交工作也是從這一天開始的。
　　10月31日，華北人民政府結束工作，撤離外交部街33號院，外交部便正式遷入。外交部街33號院便成爲外交部的第一個部址。
　　外交部街在民國之前叫「石大人胡同」，據說是因爲明朝時迫害民族英雄於謙的石亨在這裏住過而得名。石亨的舊宅幾經輾轉，到清朝時成了負責鑄造錢幣的工部寶源局所在地。清末，此處建起了一座德國式的石制門樓及主樓，主樓氣勢恢弘，雄偉壯觀，有上下兩層，樓頂很高，樓梯很寬，內有禮堂、客房和餐廳、厨房等，還有寬大的陽臺。
　　民國成立後，1912年3月，袁世凱在這裏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並以此作爲臨時辦公地點。當年秋天，孫中山來京時，袁世凱專門騰出此地招待孫中山。孫中山離開後，民國外交部便從東堂子胡同遷入此地辦公。此後，石大人胡同便改稱「外交部街」。1928年以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該樓又成爲外交部檔案保管處的辦公場所。北平解放後，此樓被北平軍管會接管。
　　成立大會
　　1949年11月3日，周恩來來到外交部，同處級以上幹部見面，並同其他部、司領導一起研究確定了有關辦公制度和人員配備等方面的問題。
　　11月8日，外交部在東樓禮堂召開了首次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亦稱外交部成立大會，有170人出席。周恩來出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他非常精闢、透徹地分析了外交工作的任務、戰略策略和工作方法。周恩來說：「外交是代表國家的工作。我們今天這一百多人，在開闢戰場之初，應當在工作中鍛煉培養，要求每一個同志一切從學習出發，不要驕傲，不要急躁，不要氣餒，同時要有紀律……」
　　周恩來特別叮囑：「外交工作者不能亂搞，不能衝動……真正成爲一個外交戰士，必須磨練自己……外交同軍隊一樣，不過是文打而已，文打武打是一樣的。」周恩來首次提出「外交同軍隊一樣」，此後不久，他更是明確提出，外交隊伍是「文裝解放軍」。在大會結束前，周恩來號召大家在工作中堅持學習，並提議在新的外交機構中，要建立新的學習制度。
　　出席大會的還有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主持大會的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在會議開始時對大家說，外交部10月1日成立，10月5日即開始辦公，一個多月內，在機構、人員兩不健全的情形下，進行了10多項工作，對外方面，把毛澤東主席的《開國公告》和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的《公函》送達各國，並與9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辦理了蘇聯首任駐華大使羅申呈遞國書事宜；籌辦了新中國首位駐外大使王稼祥赴任，等等。對內方面，草擬了本部組織條例草案，配備了各級工作人員；分配了各部門的臨時辦公地點和職工宿舍；初步建立了供給與待遇方面的制度等。
　　新中國外交部成立時，全部幹部有248人。外交部不斷補充新鮮血液，到1949年底，人員總數已近300人。當時，根據外交工作的需要，中央從解放軍中抽調了一批高級將領充實到外交部，如耿飈、袁仲賢、姬鵬飛、黃鎮、韓念龍、王幼平、羅貴波等，都曾出任中國首批駐外大使，被譽爲「將軍大使」。
　　值得一提的是，有57位曾參加過國民黨政府的人員也被吸納成爲新中國的第一批外交官，顯示出剛剛成立的共和國海納百川的胸襟。
　　首份外交文書
　　當時，中央外事組的部分成員和北平軍管會外事處，在東城的禦河橋原日本使館舊址辦公。禦河橋也就是現在的正義路、東交民巷一帶。由於這裏離明清兩代的皇宮——紫禁城較近，所以，明清以來，朝廷不少部院和皇親國戚們都把衙門府邸設在河兩岸。
　　19世紀60年代，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後，清廷被迫簽署《北京條約》，同意外國使節常駐北京。列强看中了這片與清朝行政中樞近在咫尺的區域，以之作爲建立使館的首選之地，不少國家都在這一帶建立了使館，其中，日本占據了河東岸的詹事府和肅親王府的一部分。
　　新中國成立當天，外交部執行的一項重要使命，就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的名義，給世界各國發《公函》。這份《公函》就是在禦河橋經辦和發出的。後來擔任外交部辦公廳檔案科科長的劉文仲記得，當天下午，部分工作人員參加完開國大典，回到禦河橋時已經很晚了，在辦公室等待著的王炳南顯得很著急。王炳南說，周總理詢問《開國公告》和《公函》的準備情况。兩人正說著，周總理就來了，總理讓王炳南把《公函》送到北京飯店，在那裏簽字蓋章，取回後立即送出。
　　《公函》取回後，王炳南立即布置發送事宜：其中一部分交給曹桂生，由他連夜出發帶往南京t再由南京外事處送給駐南京的前各國外交人員；給駐北京的前外交人員的函件，則由幾位同志分別送交。《公函》發出後不久，一些國家紛紛來電，表示願與中國建交，對於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不經談判，我國即複電錶示熱忱歡迎兩國建交。
　　新中國第一個駐外使館也是在這黽開始籌組的，辦公廳副主任閻寶航組織了籌建工作。在王稼祥大使率使館工作人員赴任之前，王炳南和閻寶航簽發照會，向蘇聯駐華使館提出，由於來不及辦護照，暫發給王大使一行證明書以便迅速成行，請蘇方沿路關卡據此給王大使一行以持有外交護照的禮遇。據說，直到當年年底，新中國的外交官赴蘇，仍持用這樣的證明，大家戲稱之爲「路條」。
　　此後，外交部又幾經搬遷，東交民巷15號院、正義路六國飯店、朝內大街225號院等，都見證了新中國外交的輝煌和時代的變遷。現坐落於朝陽區朝陽門南大街2號的外交部大樓高大雄偉，引人注目，已是外交部的第四個部址。1998年10月，我卸任中國駐納米比亞大使後，到外交部的檔案館任職，就在這裏辦公，直至2007年1月退休。
　　我深信，在百年不遇的時代巨變中，中國外交將在實現大國崛起、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征程中再創新的輝煌。
（廉正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