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空軍女中士李某遭遇性侵後，因投訴無門而在結婚登記日當天自殺，舉國爲之震驚。
　　性侵發生三個月後，韓國國防部於6月11日正式啓動軍事檢察偵查審議委員會，就空軍性侵案進行審查。該委員會由法律界、學界、性犯罪專家、市民團體、媒體等十多名民間人士參與調查。這也是韓國軍隊歷史上首次成立類似機構。
　　韓國總統文在寅此前參加了李某的追悼會，幷慰問遺屬。他向李某家人說道：「國家沒能守護好，非常抱歉。」文在寅還表態稱，不僅需要嚴查此事，還將以此爲契機改善韓國的軍營文化。李某父親回應道：「文總統作出的承諾將是我最後的期待。」
　　被害人告發兩個多月無果
　　今年3月2日，被害人李某陪同韓國空軍第20戰鬥飛行團準尉（級別介於軍官和士官之間）盧某參加聚餐，未曾想到，從聚餐場所返回軍營的路上發生了難以想像的事情。
　　據調查員披露，李某當天本不想參加這次聚餐，但迫於長官「邀請」只好赴宴。當日聚餐人數爲5人，已違反韓國疫情期間聚餐不得超過4人的「限聚令」。
　　聚餐結束後，李某準備開車返回營地，另一名參與聚餐的男性中士張某要求搭車，隨後在汽車後座上對李某進行了性侵。
　　李某在告發的材料中記錄，當時李某明確對張某說：「請不要啊，你今後打算怎麽面對我？」但張某還是實施了性侵。當天回到營地，李某向上級舉報了張某的性侵行爲，她還提交了證據——有張某錄音的汽車黑匣子。
　　然而直到半個月後，張某才接受詢問。他輕描淡寫地說：「當時喝多了，記不得了。」張某的行動也未受到任何限制。
　　李某爲此請假兩個月等待調查結束，自己也開始準備婚禮。然而休假期間，一位高級軍官打電話給她的未婚夫，希望由未婚夫出面說服李某放弃指控。
　　5月18日李某休假結束，張某未被繩之以法，自己却面臨被調崗的處境。此前邀請她的盧某和其他上級軍官輪番勸說她放弃指控，幷向她施加了無法完成的工作任務。
　　最終，李某選擇以自殺的方式來回應軍隊，時間選在了5月21日結婚登記日。她在房內用手機拍攝了完整的自殺視頻，痛斥男軍官對她造成了永久性的傷害。她在視頻中說：「我本以爲軍隊是個大家庭，會保護自己，沒想到軍官們反而會掩蓋性侵真相，還試圖對我造成進一步的傷害……」
　　令人吃驚的是，這幷非李某第一次遭遇性侵。就在一年前，李某在一次聚餐中還遭到一位副士官的猥褻。李某父親回憶說：「這是綜合女兒對母親說過的話，以及過去給男朋友發送的信息才知道的，而且不只發生了一次猥褻。」
　　如果不是李某父親在韓國總統府青瓦台的在綫公告上發布請願書，事件的真相恐怕很難被揭露出來。其父親在請願書中寫道：「自事件發生以來，她一直遭受欺淩，軍方無視她的投訴，只是試圖隱瞞，幷迫使她簽署和解協議。」
　　直到5月31日，韓國軍事檢察機關才收到李某在三個月前提交的物證。6月2日，張某被檢察機關逮捕。
　　幾乎同一時段，韓國國防部於6月10日證實，一名陸軍中校在江原道駐地涉嫌性侵多名女軍官，正在接受調查；6月8日，一名70多歲的男軍醫被控去年試圖性侵一名女軍官，最終被判處三年半監禁。
　　從歷史來看，韓國軍隊數次傳出過女兵遭性侵而自殺的事件。
　　2013年，一名空軍女軍官在被上級性侵後自殺，她的上級之後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2017年，一名女兵長期遭受長官性侵，最終因無法忍受而自殺。2018年，韓國海軍也曝出醜聞，一名女副士官向上級舉報，說自己在軍中遭到三名同事輪奸。
　　根據韓國「性暴力事件處理情况」資料顯示，2019年至2020年，韓國軍隊共發生過471起性侵、猥褻和性騷擾事件，事件數量同比增加28%，只有1%的加害者被判刑。
　　「每次韓國軍隊都宣布要與性犯罪‘開戰’，幷出臺一系列的對策，但却毫無成效。」韓國《中央日報》評論道，此次事件也完全無視各種政策，加害者未能及時接受調查，受害者也沒能與律師進行面談。「這是整個部隊有組織地在隱瞞真相，可以說是部隊在殺人。」
　　聚餐文化成軍營性暴力溫床
　　「對女兵的性暴力，是在以男性爲中心的權力關係中發生的。」韓國軍隊人權中心性暴力咨詢所所長金淑慶（音譯）表示，「有時甚至會超越階級權力關係，由下級對上級實施性暴力。」
　　在韓國軍營中，女兵遭遇性暴力事件呈現出很多相似之處：對受害者的保護極爲脆弱；受害者會受到二次加害；事件調查進展緩慢；會出現隱瞞事實等情况。其中最爲嚴重的是，對女性受害者造成二次加害。由於女兵人數較少，受害者的被害信息很容易遭到惡意擴散。
　　有批評指出，軍隊內的聚餐文化是各種性暴力事件的溫床。
　　此次事件中，性侵就發生在聚餐之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軍方人士表示：「一邊大談特談軍人精神，一邊故意算計給女兵灌酒，出了事就把一切責任都推到酒上。」
　　共同民主黨議員權仁淑（音譯）直言：「他們不把女兵當作同事或戰友，而是像‘酒席上的花朵’一樣對待，因此性騷擾才會經常發生。」
　　每當與聚餐相關的性暴力事件浮出水面時，軍隊便會提出所謂的「特別對策」，但很快就被撤回。
　　2014年7月，韓國軍隊設立了「聚餐守護者」制度，在聚餐場所設置不喝酒、只負責觀看的士兵。但在引入該制度後，性犯罪事件却變得更加頻繁，只好不了了之。韓國海軍在2016年還曾下達過「不與女兵晚上聚餐」的指示，但遭到反對後最終撤回。
　　只在軍隊內部進行處分也是性暴力事件難以解决的原因之一。
　　金淑慶分析稱，軍隊如果發生性暴力事件，要向指揮官報告。而在民間，受害者不只向上級報告，還可以向警方報案。「但軍隊擁有立法、司法、行政權力，相關事件也屬於軍事機密，讓外部很難介入，更別提軍事警察也會看指揮官的眼色行事。」
　　此外，韓國的軍事刑法也存在漏洞。民間刑法中有「如果雇主或上級要求與下級發生性關係，將受到處罰」的條款，但軍事刑法沒有相關條款。
　　軍事刑法第15章規定，性犯罪將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這比民間刑法的性犯罪量刑（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還要嚴格。不過，現實操作起來幷非如此。
　　韓國國防部的統計結果顯示，2015年至2020年6月，軍隊刑事案件中共計4936件性犯罪案件，起訴案件達2173件，占比44%。性犯罪案件經過一審判决後，實際受到刑事處罰的比率分別爲陸軍10.3%、海軍10.5%、空軍9.4%，最終判處緩刑的案件比受到刑事處罰的案件高出三至五倍。
　　《大韓民國軍隊》一書作者、預備役海軍少將金鎮賢（音譯）表示：「此次事件中，指揮官急於掩蓋性騷擾事實就是軍隊的弊端。與其追究事件本身的責任，不如追究事件發生後是如何處理的。」
　　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軍官直言：「現在不是因爲缺乏相關制度才發生性犯罪，本質問題在於一些軍隊高級幹部扭曲的性認識。」
　　韓國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李某的事件發生後，韓國軍事檢察機關開始對多個機關進行扣押搜查，包括韓國忠南鶏龍台空軍本部軍事警察團、韓國空軍總部兩性平等中心、韓國空軍第15特殊任務飛行團、韓國第20戰鬥飛行團等。
　　韓國國防部解釋說：「這是爲了審查在性侵自殺事件調查中，是否存在偷工减料的環節；是否將被害人信息泄露出去；各部門是否存在失職行爲等。」
　　李某遺屬的代理律師於6月3日以玩忽職守等嫌疑向國防部檢察團追加起訴了3名空軍幹部。「此次被追加起訴的3人中，2人曾接到李某在車內被猥褻的報告，另1人涉嫌猥褻李某。」
　　國防部發言人夫勝粲6月7日表示，國防部正以法不阿貴的原則對空軍性侵案進行不設禁區的調查。韓國媒體對此解讀爲，或將對引咎辭職的空軍參謀總長李成龍展開調查。三天前，李成龍向文在寅表明立場，對一系列情况深感責任重大幷提出辭職。
　　文在寅則發出指示稱，要從政策角度上設立相應機構，從根本上改變軍營文化，「應當構建一套完善的懲防體系，以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青瓦台一位核心人士透露，文在寅强調軍隊的等級制度只是爲了讓其各司其職，不應作爲劃分身份高低的標準。但該人士提出質疑稱，文在寅只表明應設立改善軍營文化的機構，幷沒有提及機構負責人、規模等具體事項。
　　有評論稱，文在寅政權是有選擇性地表達憤怒以及道歉。韓國《每日新聞》提出質疑稱，「文在寅對空軍女兵的遭遇表達了憤慨，指示應當徹查此事。然而對於首爾市長朴元淳的性騷擾指控却始終沒有下達徹查的指示，對前釜山市長吳巨敦涉嫌猥褻至今更是隻字未提。究竟哪一個才是文在寅真實的想法？」
　　亦有不少聲音認爲，韓國政府對此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2018年，文在寅政府設立了軍事性別平等中心，目的是「保護性暴力被害者的人權」。然而在此次事件中，該中心無視空軍女中士的求助，甚至由於「被害者級別低」，拖延了一個月才向國防部遞交報告。
　　對此，在野的國民力量黨政策委員長李鐘培批評說：「文在寅政府的性別敏感度極低，性犯罪早已腐蝕了軍隊的組織紀律，未來還有哪位父母願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軍隊？」
　　《中央日報》認爲，這需要部隊高層領導率先負起責任，阻止青瓦台和政治圈人士介入部隊的人事安排。「國民不願看到一支烏合之衆的部隊。」
（關珺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