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來自晚淸的中國人，置身現代世界中心，那種沖擊感，仿佛穿越一般。
　　孫中山初到倫敦時，就是這種感覺。
　　1896年10月1日，爲躲避清政府通緝，30歲的孫中山流亡海外。一年前，他從美國夏威夷的檀香山出發，帶著1.3萬美金和二十幾位受過軍事訓練的骨幹，就敢發動反抗淸政府的廣州起義。
　　起義失敗後，他幾經碾轉，來到英國。
　　初到倫敦，他驚嘆於當地複雜的車輛交通。大街上，川流不息的公共馬車、出租馬車、客車、貨車，以及到處推著車子的送貨人，熙熙攘攘却又井然有序。而當時中國的路況多是髒亂差的小街小巷。運貨主要靠扁擔肩挑，擁擠低效。
　　這位身著體面西裝，腦子裏却裝著整個落後中國的青年，每天穿行在博物館、市場、名勝景觀中，饑渴地吸收著現代文明的一切。
　　感受著現代社會衝擊的他，沒有注意到，自己已被同胞盯上，即將命懸一綫。
　　10月11日星期天上午10點半左右，孫中山向德文榭街走去，準備和朋友康德黎博士一家去教堂禮拜。途中，兩位自稱同鄉的陌生中國人突然强行搭訕，左右夾擊中，把他半開玩笑半强迫地拉進一棟房子。
　　人剛進屋，門被鎖死。一個念頭閃過孫中山的大腦：「這是中國公使館！」
　　果然，屋內站著幾位身著官服的中國人。一位滿頭白髮留著鬍鬚的老頭走進來，髙傲地對他說：「對你來說，這裏就是中國。」他表示，收到中國駐美國公使來電，要逮捕孫中山。
　　在與外界失聯的第四天，綁架孫中山的那位「同鄉」告訴他說：「這是皇帝的命令，不惜任何代價，只要抓住你，死的活的，都可以。」
　　在倫敦蒙難時，孫中山不過是一位中國區域性的造反分子，但清王朝已開始忌憚這位年輕革命者的威脅。在海外流亡16年間，孫中山五次周遊世界，在華僑中宣傳革命，建立革命組織，連續組織和領導了9次起義，雖失敗，但也沉重打擊了清王朝統治，爲辛亥革命做了充分準備。
　　在中國實現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孫中山無疑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堅定的愛國主義者，和最敏銳的盜火者。他深知中國必須完成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並由此踏上現代化之路。
　　肖他凝視時代時，時代也凝視著他。新舊時代之交的刀鋒上，孫中山深知，自己要做的事情，有多麽艱難。
　　就如現在，落人淸廷手中的他，處於生死關頭。
　　被迫走上革命的路
　　當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面對一個問題重重的國家時，他會作何選擇？
　　按照既定軌道，工作、生活默默無聞，却也求得安穩；還是追尋理想，挑戰政府，去改變國家？
　　二十多歲的孫中山可以有很多選擇：醫生、牧師、商人、買力 隨便一個都是體面安穩的生活。
　　走上革命之路，並不是他的首選。
　　由於哥哥孫眉早年因家貧赴美打工，後在夏威夷成爲富商，孫中山在13歲時就隨母親去檀香山學習。「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此後，又赴香港學醫，澳門行醫，和同輩人比，他很早就具備國際視野。
　　1894年，從香港留學回來的孫中山通過各種關係，上書李鴻章。在八千多字長的文中，他詳盡陳述了自己的富强觀。認爲「歐洲富强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壘固兵强，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
　　他建議清政府仿照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興辦學校，培養人才；設立管理農業的機構，發展農業生産；開礦山，修鐵路，開辦近代工業；實行保護近代工商業的政策等。
　　當時正值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李鴻章忙於軍務，無暇接見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醫生。孫中山僅領得一張出國考察農務的護照。
　　「在1894年之前，孫中山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當中一個最典型的改良主義者。他實際上是希望能够通過這種點滴改良，讓社會往一個好的方向去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孫中山並不是一個天生的革命者。」
　　畢業後，孫中山像儒家倫理所教導的那樣，遵循「修齊治平」的原則，試圖在家鄉推動改良，整修道路，裝點路燈，引導鄉村百姓接受科學，迎接工業化衝擊，以農村復興帶動社會發展、國家進步。
　　由於上書無成，他直奔北京，窺探清廷虛實。結果發現，清廷的政治齷齪，超過廣州百倍。
　　孫中山對改良之路徹底絕望，他偕好友南下，深入武漢等地，考察地理，爲將來的軍事革命行動做準備。
　　同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孫中山意識到時機可用。他再赴檀香山籌款，成立興中會，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
　　與此同時，甲午戰爭之後，淸帝國也重回改良路徑。據馬勇介紹，1895年，整個中國社會都進入改良時代。
　　這時，孫中山是很少的革命者之一，而且是被淸帝國視爲敵人的革命者。「在這種狀態下，孫中山被迫走向了一個革命的路。因爲清政府不給他赦免，他沒有回到改革上的可能性，只能在革命的路上走下去。」
　　1895年，孫中山才29歲。這樣一個年輕人，已經試圖以武力徹底推翻滿清政府的統治了。但他領導的廣州起義因有人泄密而夭折，成員有的被捕遇害，有的流亡海外。在流血和逃亡中，孫中山正式開啓了一^革命家的職業生涯。
　　夾縫中的「國際自由人」
　　站在30歲的門檻上，孫中山却對自己的人生感到了絕望。
　　他被困在中國駐英國公使館，「唯一能做的只有禱告」，孫中山回憶道，「寂靜陰沉的白晝過去，繼之而來的是令人更爲優傷的黑夜。日日夜夜就這樣緩慢流逝，若非禱告給予安慰，我已發瘋。」
　　起初，他曾試圖寫求救的小紙片投擲窗外，但被公使館發現，他們把窗戶封死，將其餘外界完全隔離。孫中山又多次懇請照顧他的英國男僕科爾相助。
　　「你能幫我做些事情嗎？」
　　「你是什麽人？」科爾打量著這位被嚴密看守的中國人。
　　「從中國來的一個政治避難者。」孫中山試圖以對方能聽明白的話解釋自己的處境。「中國皇帝想殺死我，因爲我是一個基督徒，同時是一個爲中國爭取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而努力奮鬥的政黨成員。」
　　按照清政府的安排，不出意外，幾天之內，孫中山將被堵住嘴押上一艘駛往香港的船。在香港港口，有一艘炮艦等著他，換到炮艦上後，他會在廣州受到審訊並被處決。
　　「我的生命，在你手中。」孫中山對科爾說。
　　在宗教情懷和正義感召下，這位英國男僕幫助孫中山和朋友通信。知情的康德黎博土緊急奔走，一天之內完成禀報政府，向警察機關報案，聯絡媒體，雇私人偵探等營救措施。
　　失聯的孫中山，終於引起外界注意。英國政府開始介入此事，清政府扛不住壓力，將監禁了12天的孫中山釋放。
　　回想起來，若當初沒有英國政府干預，中國歷史可能就此改寫。
　　剛走到大街，孫中山就被蜂擁而至的媒體包圍。一行人迅速上了一輛出租馬車。同行的除了好友康德黎博士，還有兩位督察員和外交信使。這位督察員在路上嚴肅地訓斥孫中山的過失，說他是「壞小子」，勸他今後不要再參加革命。
　　媒體緊追不捨，馬車剛停，多位記者已爬到車頂。清王朝居然舉一國之力對付一個革命者？在倫敦的光天化日之下實行綁架？駭人聽聞！
　　孫中山並未因爲此前經歷就低調行亊，相反，他利用這起「倫敦蒙難記」開始宣傳自己。這次經歷，也被人們視爲孫中山在國際的正式亮相。從此他名聲大振，一躍而成了世界名人。
　　某種程度上，正是清政府愚蠢的髙壓，成就了孫中山最初的國際名望。
　　辛亥革命成功前，孫中山流亡海外16年，做了大量革命宣傳、募捐、組織、外交、革命思想研究等工作。
　　據統計，在三十餘年的革命生涯中，孫中山4次橫渡太平洋，4次橫渡印度洋，6次橫渡大西洋，7次到檀香山，4次到美國，4次到英法、6次到越南，9次到新加坡，4次到馬來西亞，2次到泰國，15次到日本。
　　這個廣東香山縣翠亨村普通農民家庭的孩子，成了中國最早的「國際自由人」。
　　從會黨到政黨
　　雖不在國內的革命一綫，但孫中山要面臨的局面同樣艱巨。
　　「革命成功前，孫先生來這裏，只有我們接待他，別人都把他當成瘟神，要躲開的。」舊金山唐人街的洪門老大周國祥曾對媒體說。
　　當時即便在海外，革命思想也不濃烈。宣傳革命的孫中山，經常遭到驅逐。和梁啓超比，孫中山更像一個政治异端，前途未蔔。國內政局的變幻也讓海外華人立場分明。和這樣一位政治流亡者接近，未免太冒險了。
　　好在，他逐漸在洪門，找到了依靠。
　　孫中山曾是洪門致公堂中的「洪棍」——這個龐大組織中專司武力的頭領。
　　「孫中山開始時是孤立的，他面對的是强大的清政府，他一定要利用傳統社會的力量。」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楊天石曾分析說。會黨是傳統的遊民社會組織形式，而洪門具有反清傳統，是當時孫中山在現實中唯一可以利用的力量。他當時還不可能去發動工人和農民。
　　「他能利用現存會黨。這是可以理解的。」楊天石說，「何況孫中山先是建立興中會，後來又建立同盟會，建立中華革命黨，建立中國國民黨，這都說明，孫中山已經知道僅僅利用傳統幫會不行，必須建立現代的革命團體和革命政黨。」
　　而且，身在洪門，孫中山更深知建立現代中國，絕不能依靠這種帶有暴力色彩的幫會組織。
　　流亡海外期間，孫中山也創造了「三民主義」理論，爲新社會規劃了一幅理想的藍圖。1903年，在爲東京軍事訓練班所寫的訓詞中，他首次完整提出了三民主義的基本內容：「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與此同時，和孫中山隔海相望的清王朝也在做最後的掙扎。
　　最後幻想的破碎
　　1905年，清政府憲政改革開始起步，五大臣開始出國考察西方憲政。
　　馬勇說，晚清憲政的發展受到各種內外因素土響。其中，日俄戰爭影響很大，日本打敗了沙俄，俄國迅速進行改革，俄國的改革給中國帶來很多希望。1905年8月，海外的革命黨人都集結到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俄國的示範和日本之前憲政的示範，再加上革命黨的活動，使清帝國終於有了危機意識。
　　「這是一個各種因果互相聯動的狀態。」馬勇說，特別是在1908年之後，憲政改革已經大幅度往前走。這一年，清政府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文件，由憲政編查館參照1889年《日本帝國憲法》制定，但删去了日本憲法中限制君權的有關條款，體現了「大權統於朝廷」的立法旨意。
　　在這個時間點，部分海外革命黨人也重新燃起對清廷的希望，紛紛回國，試圖參與朝廷主導的改革主流中。
　　馬勇認爲，清帝國在政治進程過程中，本應該有一個重要的要素是「大赦天下」。
　　「這個時候不僅是孫中山這些革命者流亡海外，還有1898年戊戌變法的流亡者，康有爲、梁啓超都在外面流亡。」馬勇說，「你不赦免他，他就成爲你的反對派。因爲你想孤立他，反而堅定他的革命信念。」
　　「他在外面流亡堅持17年，很大程度上不是一個主動選擇，是被動的。」馬勇說。從《水滸傳》中，馬勇就有一個體會，即「一切造反者都等待著統治者的招手」。革命、造反是手段，不是目的，推進社會往良性方向發展才是目的。
　　「當時我們批判投降主義，但其實『造反者』並不一定都是一直要『造反』到底。革命者隨時都有可能回歸體制，回歸主流，但是這就看統治者的智慧。」
　　清政府顯然不具備這種智慧。他們不但沒有大赦政治犯，而且對立憲、開國會也是一拖再拖。終於，擊碎了人們對清王朝最後的幻想。
　　革命，勢在必行。
　　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1910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次日，孫中山剛到美國丹佛市。
　　十幾天前，他在途中已接到革命黨人黃興自香港發來的電報，但因密碼本放在行李箱中先行運到了丹佛，孫中山在路上一直沒有譯出來。到了丹佛，他才知道來電內容：
　　「居正（之代表）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中之同情者）必動，請速匯款應急。」
　　第二天，孫中山一邊想著如何爲黃興籌款，一邊到旅館大堂吃飯，沒想到，翻看當地一份報紙時看到：「武昌爲革命黨占領！」
　　孫中山振奮不已，當即致電黃興商量後續。他原本計劃即刻動身，在二十多天內回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平生」。但很快意識到，還有更重要的任務等著他。
　　「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爲更大也。故決定先從外交方面致力。」孫中山明白，新政府的命運和列强態度緊密相關。他火速趕往華盛頓，希望與時任美國國務卿會面。遭拒絕後，他又前往倫敦，但英國外交部只給出了「中立」的信號。接下來，他在法國總統克裏蒙梭那裏也毫無收穫。
　　一串外交活動遇阻。
　　12月25日，繞了半個地球的孫中山才終於回國。
　　在上海登陸時，記者追問他帶了多少款項回來。
　　孫中山回答：「不名一文」，「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29日，孫中山高票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迎來自己的就職典禮。
　　這本是一個革命者的髙光時刻，但此前一天，他還在爲籌款發愁，向日本友人宮崎寅藏提出借500萬元的請求。
　　財政困境讓新政府舉步維艱。國內形勢又緊張複雜，清政府起用袁世凱，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以袁世凱爲首的舊官僚、舊軍閥，以梁啓超、張春爲代表的立憲派，以及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劍拔弩張。
　　三個月後，孫中山便辭去了臨時大總統之位，讓位於袁世凱。1913年初，他最得力的助手宋教仁被暗殺，依靠議會再造中國的努力失敗。
　　孫中山再次發動了二次革命，護法運動……每當袁世凱、北洋政府與自己想像中的現代中國相去甚遠時，他就站出來，繼續努力。
　　此時的世界大勢也在風起雲涌。馬勇指出，1918年，經過「一戰」摧殘後，全世界的資本主義都有一種悲傷的論調。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就是1918年出版的。共産主義則應勢而起。
　　「對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悲觀主義，也是國際共産主義崛起的一個原因。在這種狀態下，共産國際向全球滲透，它本身有種內在的正義感，被中國當時那一代知識人接納。」馬勇說。1920年春，共産國際派維經斯基等人來中國瞭解情況，希望與中國革命組織建立聯繫，在北大教授中找到李大釗、陳獨秀等人。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一個新的時代正在開啓。
　　1922年8月28日至3◦日，中國共産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杭州西湖舉行全體會議，決定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人國民黨。會後，李大釗受黨的委托，專程到上海會見孫中山，二人一見如故，「暢談不倦，幾乎忘食」。
　　改變中國的兩種革命力量，承前啓後，就此銜接。
　　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定李大釗爲大會主席團五名成員之一，在此次會上，孫中山正式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
　　長期的海外遊歷讓孫中山看到西方的發展對中國的啓發，也看到了資本主義存在不可調和的問題。
　　「早在1905年前後，孫中山就意識到資本主義的發展問題，這是孫中山非常了不起的一點，他一方面覺得中國社會應該建構一個資産階級共和國，但是同時借助於馬克思、列寧的社會主義的理論來修補調整資本主義的不合理的問題，這是超前性的想法。」馬勇說。
　　旅居倫敦時，年輕的孫中山曾在圖書館遇到幾位俄國的革命同志。俄國人問他，中國革命何時成功？
　　當時，孫中山剛經歷了人生第一次起義的失敗，捲土重來之氣正高，心想：「心中希望一二年內就要再舉，再舉又必期成功！」不過，爲表示穩健，他回答：大約三十年可以成功。
　　俄國人聽了很吃驚，說：「（俄國革命）大約一百年後成功，我們便大滿足了。.此刻正是在奮鬥：成功雖在一百年後，但現在不奮鬥，就是百年後也不能成功。要想一百年後成功，我們現在便要努力奮鬥！」
　　孫中山聽了這段話，頓覺慚愧。自此後，他經常環遊地球，一邊考察各國政治得失，一邊從事革命運動。據他自己估計，約每兩年繞地球一周，到武昌起義前，大概繞地球六七周。每當有人問他：「不知失敗多少次，爲什麽還不喪氣，總有這樣的熱心？」他便用在倫敦圖書館和俄國人的談話回：「我不管革命失敗多少次，但我總要希望中國的革命成功，所以便不能不總是這樣奮鬥。」
（陳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