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畢生致力民主革命、民族振興和祖國統一事業，被日本割走占據的我國臺灣省一直縈系在他的心中，他始終堅決捍衛祖國的主權領土完整，與西方列强瓜分祖國的圖謀作不屈鬥爭。他在臨終時仍然念念不忘廢除清政府與日本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牽掛著臺灣的回歸和祖國的統一大業。
　　在推翻滿清的革命烽火歲月，孫中山曾先後4次赴臺灣。他立足臺灣，組織、指揮中國本土的民主革命運動，臺灣成爲國民革命的重要謀略基地，他堅持臺灣應回歸祖圉懷抱的立場從未動搖過。他在臺灣發展革命組織和播撒拿命火種，把臺灣發展成可以支援革命事業的資金來源、幹部後備庫和革命黨人的可靠根據地。
　　第一次赴台坐鎮臺灣，謀劃並指揮華南惠州起義
　　從1900年9月28日到達基隆，至11月10日離開基隆，孫中山在臺灣共呆了44天。
　　1900年7月16日，孫中山自日本經西貢抵達香港海面，由於港英當局聽從清政府的照會，不准孫中山登岸，他便會同幾位重要幹部及英、日友人在停泊於香港海面的「佐渡丸」輪船中舉行會議，決定發動華南惠州起義，並進行了具體部署。
　　當時的日本政府及臺灣殖民當局所謂「總督」兒玉源太郎出於日本對整個亞洲擴張的「需要」，表面上假裝「不反對」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相反，還給孫中山一定「幫助」，因此，孫中山與宮崎寅藏先返日本，隨即化名吳仲，從神戶經馬關搭船轉往臺灣，相機策應，以臺北作爲這次革命發號施令的中心，待起義發動後再設法潜入大陸。
　　孫中山選擇落脚臺灣作爲指揮華南惠州起義的司令部是有考慮的。從歷史、地理上看，臺灣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文化相通，語言相同，宗教信仰相同，與祖國東南沿海一衣帶水，與華南惠州起義易於相互呼應。另外，孫中山此時還對英日等國抱有「希望」。基於以上原因，孫中山決定把臺灣作爲指揮惠州起義的基地。
　　孫中山啓程赴臺灣之前，派遣日本友人山田良政等人先行赴台布置和準備有關事宜。
　　1900年9月25日，孫中山自神戶搭「台南丸」經馬關到臺灣，9月26日，日本山縣有朋內閣總辭職，孫中山於9月28日抵達基隆。
　　9月29日，孫中山抵達臺灣之後，臺灣殖民當局「民政長官」致電內務省：「關於孫逸仙渡台之事，知悉該人等陰謀，我「政府」是否不予妨害或過問，尚在猶豫，望指示。」日本內務省長官當日依據內務省、外務省協定意見回電稱：「對孫逸仙陰謀採取防遏方針，特別是對我國人援助其事，因有礙外交，必須嚴格阻止」。9月30日，日本外務省致電駐瀘（上海）、漢（武漢）、厦（門）、福(州）領事：「據報孫逸仙在9月28日抵達臺灣基隆，其一行如向清國渡航，臺灣總督當向所到之地領事發電報，注意日本人登陸，防遏其陰謀。」
　　10月2日，日本外務大臣又致電瀘、漢、厦、福等地領事，通告取締參與中國革命嫌疑之日人名單。
　　孫中山隨即在臺北新起町（今長沙街）建立起義指揮部，隨行者有清藤幸七郎、內田良平等日本友人。一切接洽妥當，孫中山遂命令鄭士良於10月8日在華南惠州發動起義。
　　鄭士良以三合會爲主力，在歸善和新安交界處，募集了600余名志士，準備發動起義。但僅有300支槍，900發子彈，糧食欠缺。當革命軍秘密集結時，爲清軍有所覺察，遂加强了防範，並對起義軍逐漸形成了合圍之勢。鄭士良知道事情已經泄露，不得不決定提前發動起義，並急電告知孫中山，請求給予援助。
　　10月6日，鄭士良在惠州三洲田發動起義，連敗清軍，活捉了清副將杜鳳梧，繳獲1：洋槍700多支，子彈5萬餘發。清提督鄧萬林受傷墮馬，幾乎丟掉性命。隨後，起義軍占領了清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地區，起義隊伍迅速發展到2萬多人。爲了取得海外接濟，起義軍向福建厦門方向進軍。
　　10月8日，惠州義軍大敗清軍於佛子坳。在起義節節勝利的大好形勢下，孫中山派山田良政等赴海陸豐發動起義。是年9月，因舉事籌備接連受挫。山田良政與平山周商議，慨然去職赴福建漳州。平山周到香港，與山田山田良政約定在臺灣相晤。
　　孫中山、平山周、山田良政相繼到臺灣後，嘉應州陳南亦到達臺灣，報告孫中山海陸豐的同志正在準備起義。孫中山命令山田良政與陳南同行，並授予山田良政舉兵起義的全權指揮。
　　10月19日，伊藤博文組成新內閣，在此之前，外務大臣即致電駐厦門領事，下令命日本人退出_國，退出革命。這是因爲隨著日本新上臺的伊藤博文內閣態度改變，嚴令臺灣殖民當局不可介入「中國事務」，禁止台灣殖民當局所謂「總督」不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止武器出口。
　　日本帝國主義惟恐孫中山在臺灣的活動危及它的殖民統治，就開始破壞孫中山自海外接濟起義軍的計劃。日本統治集團個別人對孫中山所說的「援助」，只不過是想乘機侵占中國的又一種策略罷了，而從來沒有援助孫中山革命的誠意。
　　惠州起義大敗清軍於永明，10月19日進占崩崗墟。轉戰至三多祝，起義軍有2萬人之衆，沿途軍紀嚴明，秋毫無犯，深得民心。21日，進至白沙。
　　然而，因糧械失繼，孫中山原定的由臺灣內渡接濟起義軍的計劃，完全落空。在當時情况下，沒有武器接濟，只能坐以待斃。次日，痛心疾首的孫中山只好派山田良政由香港經海陸豐趕往傳達命令，告知鄭士良：「情勢突生變化，外援難期。即至厦門，亦恐徒勞。軍中之事，由司令官自決行止。」不得已，鄭士良遂解散大部分軍士，起義部隊遂化整爲零，就地自行解散，以保存實力，再圖義舉。
　　華南惠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但也取得了活捉清將杜鳳梧、繳獲洋槍700餘枝、子彈5萬多發的勝利，一定程度上衝擊了腐敗的清朝封建統治。孫中山和興中會在海內外的影響進一步擴大，並在臺灣播下了革命的種子，從而進一步推動了資産階級革命隊伍的發展。
　　面對失敗，孫中山沒有絲毫氣餒，他在臺灣想著的是接著再戰。
　　孫中山在臺北先居住長屋號，後在新起街租屋居住。期間，臺灣殖民當局派人來通知由大陸來的電報，要把革命黨人都驅逐出臺灣。
　　11月10日，孫中山和來時一樣，仍化名「吳仲」，乘「橫濱丸」從基隆起航赴日，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第二次赴台討袁宍敗，赴台避險尋求新的支持
　　1913年8月5日，孫中山化名汪國權、胡漢民化名爲一個日本片假名的讀音加上隨員二人抵達基隆港。爲此，臺灣殖民當局「民政長官」轉告福州領事電稱：黃興已於昨晚離香港去門司，在神戶等候先生。
　　孫中山即去臺北，下榻臺北禦成町的梅屋敷，秘密停留約數天。
　　辛亥革命勝利之後，革命果實爲袁世凱所篡奪。孫中山決定再興師討袁，討還革命成果，他在江西發動「二次革命」，但在袁世凱的殘酷鎮壓下，「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等人遭到通緝，胡漢民與朱執信邀請孫中山返粵主持革命，這樣，撤退到上海的孫中山打算先去廣州後赴香港，再圖義舉。
　　孫中山此次去臺灣之前，召集胡漢民、李朗如、梅光培諸人處置各事，孫中山派李朗如、梅光培等先去香港，又這一決定電告香港其他同志，並對梅光培說，「君由美洲萬里歸來，志切革命，今不幸失敗，去國日久，回來人地生疏，錢財不可不多帶，蓋以所存六百余金予之。」1913年8月2日，孫中山偕胡漢民、戴季陶等自上海乘德籍輪船「約克號」啓程由香港轉赴廣州。袁世凱得知孫中山赴粵，立即電告香港情報人員追殺孫中山。
　　因此，孫中山聽從了日本參謀總部派駐福州領事館武官多賀宗之的勸說，與胡漢民等共同赴台，多賀宗之也電告日本駐臺灣海軍參謀長木下宇三郎負責聯絡。但孫中山仍對多賀宗之表示，他此去臺灣，目的地還是要由基隆去日本神戶，與寓居在那兒東方飯店的宋嘉樹協商之後，再決定是去美國還是去法國。
　　孫中山一行乘船向基隆行進之時，日本牧野外務大臣電告佐久間臺灣總督：「鑒於國內外形勢，帝國政府認爲，以防止與中國騷亂有關之領袖來本國爲上策，並執行此方針，望照此精神，依適當方法，勸告孫中山改赴日本以之其他地方。」
　　8月5日凌晨6時，孫中山、胡漢民一行抵達基隆港登岸，隨即至臺北，下榻於臺北禦成町梅屋敷。梅屋敷是臺灣歷史悠久旅社，建於1896年，面積約四五十坪，爲長方形黑瓦日式木造建物，先爲一小屋，後增建「吾妻別館」兼作料理業。1900年由新竹州山中移來古梅木200株栽作梅林可作露天餐廳。主人大和宗吉是孫中山的支持者。
　　臺灣殖民當局所謂「總督」假惺惺地派員接待，但實際上他們對中國革命領袖的到來頗爲恐懼，一面佯裝歡迎，一面以安全爲名，在孫中山周圍加派便衣憲兵多人，名爲保護，實則跟踪、監視。臺灣殖民當局封鎖孫中山來台消息，以免與臺灣同胞有所接觸。由於「警衛」森嚴，使孫中山沒有如約和相關人士會面商談下一步行動計劃。即使梅屋敷主人大和宗吉、藤井悟一郎等也只知道來者是中國要人，而不知其真正身份。
　　午飯後，孫中山特地爲大和宗吉書「博愛」二字，爲大和宗吉之弟藤井悟一郎書「同仁」二字，下皆署名「孫文」。
　　因在台停留時間短促，孫中山沒有見太多人，僅與興中會同志楊心如、同盟會同志翁俊明、周赤牛等台籍精英短暫會晤。其間，同盟會同志翁俊明和杜聰明向孫中山彙報要用病菌謀殺袁世凱的計劃，孫中山「嘉其志而阻其行」，但翁、杜二人仍按計劃到北京，將病菌投放到袁世凱使用的自來水中，不過沒有發生效力。
　　這次赴台，孫中山利用休息時間，遊覽了赤崁樓、日月潭等地，其間一度住在臺北市石橋仔頭。
　　在台北，士紳廖進平大方地籌募6萬元作爲革命經費，身無長物的孫中山便將隨身携帶的威士忌酒作爲回禮，成爲一段佳話。
　　孫中山這次赴台是是暫避，以求得日本友人支持，爲下一步的革命行動尋求支持，因此在臺灣逗留的時間很短。由於當時臺胞羅福星所領導的苗栗起義正在進行，臺灣殖民當局害怕孫中山與革命人士接觸，於是嚴密封鎖消息，在台志士並不知道孫中山的到來。正如當時梅屋敷主人之一藤井悟一郎在臺灣光復後所說，當孫中山進午餐時，惟有村田省藏、隨員陪同，民間無人能知之。
　　但無論如何，孫中山第二次赴台，在主客觀上都是對臺灣同胞的深切關注和對苗栗起義的極大支持。
　　第三次赴台護法失敗，莅台宣傳主義未果
　　1918年6月6至7日，孫中山第三次赴台。
　　袁世凱在國人的唾駡聲中鬱鬱病死，北洋軍閥失去總頭目，1917年，張勛復辟失敗，北京政局出現軍閥跋扈、毀法亂紀、國本動搖的亂象。各帝國主義列强爲了鞏固和擴充自己在中國的權益，分別操縱和控制一派或幾派軍閥；而各派軍閥又分別投靠帝國主義，割據稱稱雄。段祺瑞把持的北京政府爲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不惜大量出賣國家利益。不僅如此，他還要毀弃共和國的象徵《臨時約法》和國會。1917年7月，孫中山又倡導發起護法運動，反對北洋軍閥反動統治，以維護《臨時約法》的尊嚴。8月，孫中山高舉「護法」旗幟，召開「非常國會」在廣州建立護法軍政府、發起護法運動，各省紛紛響應。
　　因「非常國會」擅自改組中華民國軍政府，力倡護法的孫中山遭桂系與政學會排擠，由於沒有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裝，南北軍閥互相勾結醞釀議和，孫中山護法運動最終歸於失敗。1918年5月4日，孫中山被迫通電辭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一職，隨即離開廣州赴汕頭。應日本友人頭山滿、犬養毅邀請，商談東亞百年大計，孫中山幹6月6日前後離開汕頭，乘「蘇州丸」輪經臺灣轉赴日本，隨行人員包括胡漢民、戴季陶等人。
　　孫中山此次之所以要經由臺灣去日本，除了順道以外，是有其重要的目的，即孫中山在啓程去日之前，得知臺灣人民自辛亥以來革命情緒高漲，回歸祖國的呼聲不斷，遂決定去臺灣。孫中山並想在臺灣建立大陸以外的革命基地，宣傳自己的革命主張，喚起臺灣同胞的民族意識。正如戴季陶之後於1927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對臺灣革命青年團的一篇講演中所說，孫中山這次赴台是「想和臺灣同胞見面，發表他的意見，宣傳他的主義，喚起民族意識，鼓舞愛國精神。」
　　孫中山臨行前，指示蔣介石等軍略及編制。孫中山一行搭乘「天草丸」由臺灣轉赴日本。孫中山一行抵達臺灣，臺灣同胞非常興奮，以充分的熱誠，準備歡迎。但殖民當局不允許孫中山作較長時間的停留。臺灣殖民當局所謂「總督」在接到日本駐汕頭領事館電報時，便派人到基隆「恭候」孫中山，阻接孫中山接近臺灣民衆。等船一到，就引導孫中山一行直驅臺北。
　　這時，日本政府對孫中山態度已經有變化，因爲隨著中國政治情勢變化，孫中山威望日盛，他所到之處，所喚起的民族意識，是日本政府不願意看到和所懼怕的，但又想利用他和革命組織，使之成爲日本粘連中國的、拓展亞洲腹地、並西進蘇聯獲得更大利益的紐帶，因此，對他的態度處在不願關係破裂却在種種顧忌中趨向冷淡的尷尬矛盾，必須使之與臺灣民衆「絕緣」。
　　於是，日本殖民當局已不假掩飾和辭色，用盡種種辦法阻止、限制孫中山和臺灣同胞見面，他們害怕孫中山廣泛宣傳革命思想，導致臺灣同胞民族意識進一步覺醒，回歸祖國的信念執著，會起來反抗壓迫，會危及他們對臺灣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主義的企圖是使臺灣同胞遠離革命思想而永遠沉睡，在日本殖民文化的天長日久侵蝕之下，心態異變，喪失立場，做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愚民。
　　由於臺灣殖民當局的阻撓，孫中山渴望與臺灣同胞見面，以「宣傳他的主義、喚起民族意識、鼓舞愛國精神」的直接目的並未達到。但只要臺灣愛國同胞知道孫中山莅臨臺灣，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精神鼓舞。
　　第二日凌晨，孫中山即改乘「信濃丸」，離開臺灣，前往日本神戶，繼續其革命活動。
　　第四次赴台寄居基隆，抱病北上堅決推翻北洋軍閥
　　1924年1月，國民黨召開一大，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强調「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己……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廣東爲根據地的國民革命新局面迅速形成。
　　孫中山爲了徹底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結束中國軍閥混戰的分裂局面，在中國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決定在宋慶齡陪同之下，抱病二次北上。
　　1924年11月13日，當日下午6時，孫中山離開廣州啓程北上。孫中山乘「永豐艦」離開廣州，在香港轉乘日本「春洋丸」北上上海，在船上，孫中山反復說明此次北上全以貫徹三民主義爲主旨，「須知解救現在中國之困扼，只有貫徹革命主義方可圖成，除此已無他法。」
　　11月15日，孫中山寄港基隆，未曾上岸，轉而抱病北上，革命意志堅强，決不退讓，決不與企圖分裂中國的帝國主義外來勢力和國內封建落後勢力妥協。
　　孫中山先生4次去台前後跨越近25年。他的每一次到來都給了日本鐵蹄下的臺灣同胞以巨大的希望和鼓舞，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已在臺灣影響深遠，在愛國的台灣同胞與革命志士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羅福星、林祖密等臺灣同胞正是在孫中山先生的鼓舞下回到祖國大陸參加辛亥革命、並在臺灣領導抗日運動的。正因如此，日本統治者感到極大的恐慌和不安。
　　臺灣同胞在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先生4次台灣之行的影響下，激發了革命意志和民族精神，在台南、臺北、苗栗、南投、台中等地的臺灣同胞曾多次發動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武裝起義。同盟會會員羅福星就是在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武裝起義中被捕的，慷慨就義前，賦「孫逸仙救」藏頭詩一首：「孫真國手著光唐，逸樂豐神入既章。仙客早貶靈妙藥，救人於病身相當。」體現了臺灣同胞戀戀不能忘懷孫中山先生，對孫中山先生的敬仰、期冀和追隨民主革命之意。
（吳躍農／文）